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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的心時刻向往自由 ——專訪作家萬方
      來源:解放日報 | 吳越  2021年11月15日07:37

      萬方1952年生于北京,作家、劇作家、編劇。20世紀80年代開始創作,代表作有非虛構長篇《你和我》、小說《紙飯館》《空鏡子》、電視劇《空鏡子》《女人心事》、電影《日出》《黑 眼睛》、舞臺劇《冬之旅》《新原野》等。作品曾獲“金雞獎”“金鷹獎”“文華獎”等各類獎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0月的倒數第二個周日,萬方出現在上海圖書館報告廳。一場由她主講的題為“從《雷雨》到《雷雨·后》”的講座,吸引了百余名讀者。

      來者中既有白發蒼蒼的老人,也有穿著時尚的年輕人,還有帶著孩子一同前來的家長。他們之中既有萬方的書迷,也有她的戲迷——那個周末,恰逢她主創的連臺戲《雷雨》《雷雨·后》在上海大劇院演出。

      還有許多人是為曹禺而來。作為中國現代杰出的劇作家,他所創作的《雷雨》《北京人》《原野》等作品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人們期待從曹禺之女萬方的講述中,了解一個更真實的曹禺。

      講座結束后,記者在后臺見到了萬方。她衣著樸素,講起話來慢條斯理,卻又洋溢著情感。即將步入古稀之年的她,談起父親、談起創作,眼里依然閃爍著青春的光芒。

      還是要擁抱那些細微的感受,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最近,萬方的行程排得很滿。從華中來到華東,接著又要去華南。

      連臺戲《雷雨》《雷雨·后》每到一地,都會邀請觀眾花上半天的時間共赴一場戲劇之約。作為《雷雨·后》的編劇,萬方也要跟著跑,一遍遍地看戲,一次次地與觀眾交流,回答各種問題。

      可以想見,人們無法拋開《雷雨》來談《雷雨·后》。而萬方也坦誠地表示:“沒有《雷雨》,便不會有《雷雨·后》。”

      畢竟,歲月變遷,對于復雜的人性與無常的人生,我們需要給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思考與回聲。身為曹禺女兒的萬方,做出了自己的嘗試。

      解放周末:《雷雨》太有名了。幾十年來,它不斷地被重排,還被改編成各種戲曲和影視劇版本,影響了一批又一批觀眾。您是怎么想到要創作《雷雨·后》的?

      萬方:的確,《雷雨》已經演了80多年了,現在仍然能看到各種劇種、各種版本的改編,我也經常會被邀請去看這些新的嘗試。坦率地說,有的改編我覺得很好,有的則讓我覺得“哎,可能不是這樣吧”。我作為一個編劇,會感到不滿足。

      以前我沒有動過念頭。有一次正好和濮存昕在劇場碰見,他告訴我他也想排一部《雷雨》。當時時間有限,我們沒有細聊下去,但我一下子就被激發了。我就是編劇呀,我為什么不能自己寫一部呢?下定決心之后,就立馬寫了起來。

      既然是改編,那就不能還是照著《雷雨》來,何必呢?但如果完全拋開《雷雨》去做一個新劇,也沒有意義。后來我想到,《雷雨》的原著其實是有序幕和尾聲的,里面只出現了一對孩童兄妹議論住在這所陰森大房子里的兩個老人,但眾多演出中幾乎都把序幕和尾聲刪去了。而《雷雨·后》正是從這一點切入,從劇中人物的老年開始講起。經過時間的沖刷和洗滌,在故事中還活著的人現在是什么樣?他們會怎么回憶過往、追憶青春?

      解放周末:人們確實會好奇,時間作用在人物身上,會帶來怎樣的改變。

      萬方:時間就像流水,隨著人的閱歷和生命體驗越來越豐富,對于生活、對于自己的遭遇也許會有些更深層的感悟。我希望這部戲能把這些展現出來。

      有觀眾問我,晚年的周樸園、侍萍和繁漪是否都已經進入自我和解的狀態。我個人覺得,人的很多痛苦、焦慮,很多時候都是和自己過不去,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是要慢慢學會與自己和解的。

      在《雷雨·后》中,年老的周樸園每個月都會去看望這兩個曾經在他的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女人,這就是一種自我和解與自我救贖。侍萍能夠活下來,還能和周樸園、繁漪相處交流,實際上也是一種救贖。這個人物就像大地一樣,經受一切、包容一切,人生的所有苦難她都能接得住。更重要的是,接住了之后,她還能對他人抱有一種憐憫,她會想,眾生皆苦。侍萍的生命看似平淡,實際是非常有力量的。而繁漪一如既往,非常的決絕,所以最終我讓她離開這個世界,獲得另一種解脫。

      解放周末:濮存昕導演的新版《雷雨》也已經與觀眾見面了,而且就在落成不久的北京國際戲劇中心曹禺劇場演出。您去看了嗎?

      萬方:看了。我感覺這部戲中最打動我的一個點,是“死去的愛”。周樸園和侍萍這兩個經歷了傷害與被傷害、愛與被愛的人物,在命運的殘酷安排下又見面了。時過境遷,兩個人要怎么面對對方?死去的愛情,會呈現出什么樣貌?這是令我比較觸動的。

      解放周末:濮存昕導演在接受采訪時說,他這版《雷雨》的情感基調是“走出雷雨,走向光明”,這與《雷雨·后》的處理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

      萬方:我想還是不太一樣的。《雷雨·后》不是走向光明,更多的還是救贖與憐憫,既是對自己的,也是對他人的。如果說還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情感,那便是無奈吧。一個人走到最后,還能怎么樣呢?

      解放周末:曹禺先生在80多年前創造的這些人物,至今仍在被不斷地品讀、挖掘。但現在有一種現象,即部分觀眾會很快地給人物貼上標簽,比方說一看到周萍愛上兩個女人就說他是“渣男”“海王”。這是您不愿意看到的吧?

      萬方: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信息過剩的時代,很多信息都浮于表面。但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又是很復雜、很豐富的,符號化的認知無法將我們引向更深處。人的一生只有這么長,你是愿意讓自己的生命體驗更豐富呢,還是愿意讓其變得更簡單、單薄呢?也許人和人的追求不完全一樣,但我覺得還是要擁抱那些細微的感受,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的追求,已經成為他的本能

      曹禺有4個女兒,三女兒萬方是公認的最像他的那一個。

      他們都有極為細膩的情感,還有強烈的對生活的敏感。他們都選擇了書寫,在文字的世界里寄托自己的情感,追尋生命的自由。

      父親走后,萬方總是在不經意間回想起兩人曾經的交談,想起父親對她說過的話。他們會分享喜歡的音樂給對方聽,會交流彼此新看的戲、新讀的書。“我的任何感受,不管美的、丑的,或是多么不合規范的,他都能夠理解。”

      萬方說:“我越來越覺得,在這個世界上能和我心心相通的人,就是他。”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1952年,16歲去東北插隊,在那之前,一家人都生活在北京鐵獅子胡同3號院(現張自忠路5號)。小時候對父親有什么印象?

      萬方:記憶中有這樣的畫面:我和同學們在院子里跳皮筋,一頭拴在海棠樹上,另一頭拴在家里廊子的桿子上。我們跳啊跳,一扭頭就可以透過書房開著的窗戶看到我爸爸坐在那兒寫作。那時候是夏天,特別熱,當時又沒有空調和風扇,他就在房間里擺一個大盆,里面放著冰塊,這樣來解暑降溫。

      我爸爸那時經常會被請去看戲,我和妹妹就會一起等他回來。我們住的院子,平時只開著一個小門。晚上門一開,外面的街燈照進來,我和妹妹就特別高興,以為是爸爸回來了。但經常不是他,而是院里其他人回來了。這種等待的次數太多了,讓我印象很深。終于等到爸爸回來了,他看見我們就會把我們抱起來,再一塊兒瘋鬧一會兒。我爸爸是一個很率性的人,他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就會顯露出孩子般率真的那一面。

      解放周末:他不是那種嚴父?

      萬方:他其實很會鼓勵孩子,必要的時候推一把。我記得小時候學游泳,我說我不會游、不敢下水,他就一下子把我扔到水里。實際上那個水很淺,腳完全能夠著,但那時我受到驚嚇,撲騰了半天腳都沒著地。他一看,還是出手把我拽住了。我又驚又氣,開始打他,他就在那兒哈哈大笑。還有一次學騎自行車,他在后面扶著我,推著我往前騎。騎著騎著,我回頭看了一眼,發現他早就沒跟著推了,但其實我也已經學會怎么騎了。

      小時候我還喜歡在吃飯的時候看書。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就我拿一本書邊看邊吃,其實不太好,但他從來沒有嚴厲地批評過我。倒是他老了之后,有一次回憶起來說,你呀,小時候一吃飯就把一本大書杵在面前……我知道,他一直是鼓勵我看書的,覺得這是一個好習慣。

      解放周末:他還早早地把您帶進了劇院,看了很多戲。

      萬方:對,我小時候看了很多戲,包括《雷雨》《蘆花記》《太太學堂》等等。等我再大一點的時候,爸爸就帶我到后臺,站在側幕條看戲。從側幕看戲有種特別的感覺,和臺上的演員離得那么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呼吸。這些人既是你認識的又不是,仿佛眼看著一個個魔術師,他們變的魔術叫作“創造角色”。

      我感覺我是非常幸運的,正因為有這些經歷,讓我從小就對舞臺、對劇場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

      解放周末:1978年,您從部隊轉業回到北京,在《劇本》月刊當編輯。1980年,您進入中央歌劇院任編劇,之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陪伴在父親身邊,直到他最后離去。長大之后和父親的相處是怎么樣的?你們會聊些什么?

      萬方:什么都會聊吧,比如看了什么戲呀、讀了哪些書呀。一起散步的時候,看到季節的變換、花開花落,都會彼此分享。在他晚年的時候,有一次吃好晚飯,我們去公園散步。走著走著,我忽然發現他不見了,就急忙回頭去找他。當時他隔著我十來米站著,正看著別處,我連著叫他幾聲“爸!爸!”,他也沒理我。等我走到他身邊,順著他的目光,才看到不遠處一對年輕的情侶走過。他轉過頭來,發出一聲感慨:哎呀,青春真美好!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的追求,已經成為他的本能。

      還有一次交談,距離他最后離去的日子已經不久了。他那時已經非常虛弱,沒有什么力氣說話,我就推著他的輪椅,在醫院長長的走廊上走。他忽然問我,哎,你最近在寫什么呢?我當時正在琢磨一本小說,還沒動筆,但已經在構思故事,就跟他講起大概有哪些人物,各有些什么處境。他聽得很仔細,聽罷還主動提問:噢,那這個人就這么走啦,離家啦?好像真有這么些人存在似的跟我聊著,關心著人物的命運。那會兒我覺得,他整個人是有活力的。

      一開始我也沒多想,陪他散完步,就把他送回病房。過了兩天我突然意識到,其實他是在詢問我的寫作的過程中重新感受到創作的歡悅了。他走了之后,我更覺得這真是命運的饋贈,給了我那么一段下午的時光。

      解放周末:看得出來,曹禺先生非常享受和您作這樣創作者與創作者之間的交流。盡管他最初并不希望您也走上寫作這條路,但當您真正成為一名作家之后,他還是非常關心您。

      萬方:當初他說不希望我寫作,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理解,是因為他個人曾在十年浩劫中遭受過各方面的否定,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經歷這種可能的遭遇。但當他知道我真的能寫并且決心以此為職業時,他還是支持的。

      我記得很清楚,小說《殺人》在《收獲》發表的時候,我爸正在住院,我就把雜志拿過去。等過兩天再去看他,一進門他就抓著我的手說,小方子你可真能寫呀。聽完我心想,行,我能吃這碗飯了。

      他曾對我說:“希望你能真正在創作中得到平靜快樂的心情。”所謂“平靜”,我想這與他的老境有關。他希望人能夠有一種安寧的心境,如果這種心境能夠從工作中取得,自然是很好的。再有就是“快樂”。寫作的時候,我們能用文字來傾訴自己的所思所想,獲得的是一種身心的愉悅。這是真正的快樂。

      只有擁有了自由的心靈,才能寫出真正好的東西

      2020年是曹禺誕辰110周年。這一年,萬方出版了長篇非虛構作品《你和我》,追憶自己的父親、母親以及父母周圍的人們。

      為了寫這本書,她“在心里準備了十年,克服了種種心理障礙才開始動筆”。她也毫不避諱寫作時的困難:有時候寫著寫著就覺得喘不上氣,屋里待不住了,就“啪”地一下合上電腦,走到街上。回到家后,看見老狗乖乖在柜子底下睡著了,她便也趴下,匍匐在柜子前面的地板上,看著乖乖。在它無聲的陪伴下,人漸漸緩了過來,慢慢感覺又能寫了,“破碎的心已經又粘合起來”。

      這樣“折磨”人的一本書,萬方終究還是寫了出來。“寫這本書,就像生一場大病,又像治愈一場大病。”

      解放周末:您在《你和我》中詳細地寫了爸爸和媽媽的故事,追憶了許多往事。回憶,或者說是追尋一些過往所發生的事,會讓您特別心痛嗎?

      萬方:寫這本書,對我來說是要打破心里的閘門,直面最讓我痛心的那些時刻。開篇我寫了我媽媽的去世。那是1974年,她是吃安眠藥過量走的,我當時二十幾歲,不在她身邊。作為女兒,我16歲就去插隊,后來又去當兵,沒有為媽媽做過什么。隨著我的歲數越來越大,我就越來越想念她,想為她做點什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在你年輕的時候,雖然你是愛你的父母的,但你并不想去了解同在一個屋檐下的他們,你的興趣、熱情和他們沒什么大關系。我經常會想到,媽媽還在的時候老是喊手疼,還會把手伸出來,其實是希望我幫她捏一捏。但我那時候不懂。直到她不在了,我才重拾對她的回憶和愛。作為一個作家,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她寫出來,把我所了解的她的最真實的生命歷程呈現出來。

      解放周末:您的妹妹萬歡對這本書的寫作似乎抱有另一種態度。她認為您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

      萬方:我盡自己所能最大限度地去尋找這些“碎珠子”。我相信真相存在于尋找之中,尋找的行為本身也是一種真實。

      我特別感謝我的繼母李玉茹。書中所公開的我爸爸媽媽的那些書信,是她給我的。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寫的信,幾十年來經歷了多少搬遷,居然一直被保存著。1996年我爸爸去世之后,繼母把信交給了我。我看著這些薄若蟬翼的小宣紙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螞蟻般的小字,有些字跡都很淡了。我努力地辨認,一個字一個字地將這些信件內容敲進電腦里。

      讀完這些信我才知道,媽媽并不像我想的那樣一輩子經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她實際上經歷了特別燦爛的愛情,這樣愛與被愛過,她是幸福的。

      解放周末:講座提問環節,有讀者問到曹禺先生晚年面臨的寫作的痛苦。您其實在這本書里也談到了。您沒有回避父親的痛苦,甚至是缺陷。

      萬方:我從來沒有覺得我爸爸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作家,他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人。他有敏感、脆弱、膽小的一面。我想,一個勇士、斗士般的人,可以在時代的潮流中選擇任何一條路,也許就不用拿起筆寫作了。但我爸爸是一個感情充沛到極點的人,是一個徹頭徹尾、如假包換的藝術家,他選擇了寫作。

      之后很多年他沒有再寫劇本,不是不想寫,事實是寫不出來了。爸爸的晚年,我經常陪伴在他身邊,看到了他的痛苦,這痛苦就來自于他寫不出東西。他那時候有很多頭銜,“主席”“院長”……他排日程的記事本上,寫得滿滿的。但他并不高興,每天出去,風風火火地回來,衣服一脫往沙發上一坐,人疲憊不堪。他會經常看托爾斯泰的書信集,然后在那叨叨:“托爾斯泰多了不起,那么大歲數了還離家出走了。我也要出去,我要放棄嘴的生活,我要走路,我要靠腳走出我的路來。”有人用“江郎才盡”來形容他,我認為是大錯特錯。關鍵是他開始懷疑自己,他的根基被動搖了。

      我曾經說過,爸爸給我的最重要最寶貴的東西、“生命的核”,是自由的感覺。這個很重要。對于寫作的人來說,只有擁有了自由的心靈,才能夠寫出真正好的東西。爸爸的真誠對我也有很深的影響。我說他真誠,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他的真誠在于,他把全部真誠傾注于作品里,當不能真誠表達自己的時候,他就寫不出來了。

      解放周末:對自由的追尋,是您和父親生命中共同的關鍵詞?

      萬方:我覺得,他的心時刻向往自由,但是人活著不可能完全如意,所以他會痛苦。自由真的是我們人生中第一可貴的,永遠不要失去對自由的渴望與愛。

      解放周末:您曾說過,寫完這本書之后,自己更有定力了。

      萬方:對。原先覺著好像不回頭看就沒事,但真的去面對那些所謂的恐懼、煩惱、焦慮之后,反而會把一切看得更清楚。這也是一個吸收、接受的過程。人變得更有定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