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歷史正義與現實人心的互為映射

在四十余年的寫作中，張煒已然形成了屬于他自己的寫作風格。精神性的聚焦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多重的構造與深度，所以想吃透并非易事。認真讀完小說之后，我把作者的自序重溫了一遍，才算是弄清了“對話的持續”“精神和心靈的一個關口”“家庭之書”“時代的錐心之痛”，以及“自我拷問”和“靈魂的洗禮”等等這些關鍵詞的意義。

這些夫子自道式的強調表明，《河灣》仍然是典型的張煒式的寫作，即歷史、人性和心靈匯于一爐的多重對話與交響。人性以永恒困境貫穿于歷史之中，歷史則以永恒悖論投射于當代的生存，心靈以永恒的追尋返回到歷史真相之中，并最終成為當下的分野。三者形成了一種互相對話和互為因果的關系。從1990年代中期的《家族》，到世紀之交的《外省書》，21世紀之初的《刺猬歌》，到長篇巨著《你在高原》，到現在的《河灣》，張煒寫作的思路和方法是一以貫之和一脈相承的。

這是一部在語言和敘述上都堪稱爐火純青的作品，自然的節奏行云流水，就像音樂中如歌的行板，人物的命運自然地展開，歷史的謎團徐徐綻放，止于一種微妙的狀態；復雜的歷史背景被巧妙地簡化、虛化、推開，反而使敘述獲得了一種簡約與凈化，如同“純詩”所生成的那種效果。“敘述之美”在這部小說中達到了一種新境界。閱讀之中那詩一般的語言與體味也無法言喻。

在感性的彌漫與綻放外，小說的思想世界同樣引人駐足，其中最為鮮明的，是洋溢于字里行間的俄羅斯文學式的“靈魂的解剖”和“生命的審視”。張煒把筆墨聚焦于精神的對話和自我分析之中，構造了一個活躍而豐沛的思想世界。作品中人物強烈的“自我分析”色彩，有效地平衡了作者強硬的個性舒張，避免了可能對讀者造成的壓迫感。既有效展開了人物的心靈世界，同時又為讀者提供了強烈的代入感與認同感，使作品生發出了濃烈的精神傳記的意味。某種意義上，這種精神性的品質，可以說是張煒小說為中國文學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使中國當代文學變得更高貴，也更具有了真正的主體性，而不是止于故事、奇觀與噱頭。

對正義的執著探尋

如果注視小說中的歷史維度，我們會看到，表面上，《河灣》依然講述了家族史故事，主人公的“申訴”和歷史求證貫穿了作品的前半部分。作者也反復強調了《河灣》作為一部家庭之書的性質。但我認為，在這些現象背后，作者的真正意圖、人物所探尋的終點，是歷史正義，這才是作品真正的目的。因此，家族史的書寫是起點，而歷史正義的追尋和實現才是歸宿與歸屬。小說中寫道：“顯而易見，洛珈關于母親、親生父親和繼父的復雜經歷深深震撼了我，但我的家族，我自己，一切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部血淚史、奮斗史、世紀傳奇，這樣講也許毫無夸張。”主人公傅亦銜和洛珈的家族歷史十分接近，都有著巨大的冤屈與不幸。求證和求解于歷史，便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乃至于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某種意義上，歷史也是寓言。《河灣》主人公的追尋延續了多年前作者的追問：目的和手段之間，歷史進步的理念和實踐之間，在大量細節構成的歷史過程中，存在著強烈的不對稱和不匹配。個體生命的遭際，如何存在于歷史的褶皺中，這是問題的所在。而唯有文學，唯有那些有正義感的作家，方能去予以發掘和發現。

《河灣》中有兩處細節，可謂標志性地展現了上述巨大的歷史溝壑。在對繼父的持續追問中，洛珈發現，“繼父、親生父親以及母親經歷的是同一個半島上的戰爭，結局卻正好相反”，有人享受到了成果，有人卻成了犧牲品。歷史似乎具有某種無法改變的意志，進步當中包含著深刻的喪失，而這構成了許多悲劇的原因所在。是什么決定了他們相反的命運，撕裂了主人公本來應有的家庭生活，撕裂了他的歷史記憶和精神良知？對于這個問題，小說并未給出最終結論，也無法予以事實上的申訴和糾正。這既是作者提出的問題，也是“歷史的河灣”中留下的難以解釋的創傷和謎團。張煒作品當中始終存在著這樣一種強烈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源于歷史本身的悲劇邏輯，但指向的則是對人性尊嚴的執著追尋。

現實的河灣和人性的溝壑

小說中所講述的故事，本應是跨度更大的當代歷史，但寫作的邏輯使作者在敘事中進行了必要的壓縮，集中到了近二十年左右的歷史。從主人公的經歷和可能的年紀，以及文化、性格等方面來看，他們應該屬于“50后”一代；但從當代生活的事實看，他們又仿佛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我認為，張煒是有意地壓縮了幾代人的生存經驗，將其聚焦于主人公身上。細究小說人物所置身的年代，屬于社會生活發生急劇變化、人群亦迅速分化的九十年代；而書中人的“信息化生存”的屬性，則更像近十幾年的當下，比如他們談到智能手機所帶來的生活的改變，還有大量的社會現象，顯然是近十幾年才可能出現的現實。

在故事的進程中，這些同代人出現了迅速而密集的分化。余之鍔和蘇步慧夫婦從機關下海經商，迅速擴大到地產和各個領域，最后來到更大規模的“河灣”開發現場；同學德雷令，黑白黃諸道兼通，迅速發跡，翻云覆雨，最后又東窗事發鋃鐺入獄；連主人公自己深愛的妻子洛珈，曾一度執著于歷史的求問，后也陷入了深不可測的金融業，并與“我”漸行漸遠。在小說后半部分，敘事節奏越來越快，力度、烈度越來越大，人群不斷出現新的劇烈的分化，經濟地位、生存處境的變化也帶來他們情感和精神上的動蕩感。這些人群的遭際，映照了當代社會生活中現實維度的復雜性，同時也構成了他們人性善惡構造與倫理分野的基礎和背景。這個眼花繚亂的環境充滿了巴爾扎克式的、雨果式的歷史細節，它們通過日常的交集、聚會、偶遇、沖突和對話展現出來，妙趣橫生，令人驚奇。

最后我還要談及《河灣》主人公的“隱婚”，與其說這是某種個體趣味，不如說這是主人公保持精神獨立性的一種策略，它保證了小說中“我”與現實的黏合與拒斥的平衡：主人公首先是機關職員，但在其文化身份和自我認同中，他又是一個知識分子，此外，他與現實的關系又存在著多界面的其他接觸。如果缺少這么一個獨特的“物化條件”，人物和現實的復雜關系便難以依托。

總體而言，《河灣》是張煒在新的現實氛圍與文學環境下所苦心打造的爐火純青之作，不惟寫作技巧上日益老熟圓融，兼具純詩式的詩意，在思想層面也堅持和深化了其一貫的主題與思考，確乎是一部難得的藝術佳作。

（作者：張清華，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