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范式幾經其變。社會歷史語境的變化推動著思想變革，并帶來現當代文學研究觀念、問題意識和學科方法的推陳出新。宏觀上看，現當代文學學科邊界焦慮一直揮之不去，從20世紀80年代的“新文學整體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21世紀的“新國學”“民國機制”等各種嶄新的命名乃是對這種學科焦慮的回應。作為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構成，新詩研究領域分享著學科的整體發展焦慮和方法更新。20世紀90年代“現代漢詩”作為詩學概念獲得了理論建構，這是對新詩學科從命名到方法論進行整體性重構的探索。進入21世紀以來，以姜濤、張桃洲、段從學等學者為代表，新詩研究進一步呈現出本體話語歷史化的傾向。由于對文學進行內/外區分的觀念逐漸被質疑，詩歌本體不再被視為一種與歷史無關的自律性存在，這種探索無疑跟整個現當代文學學科歷史化傾向同構，但新詩研究也提供了自身獨特的經驗。

關鍵詞

現當代文學 新詩研究 歷史化 本體話語

眾所周知，現當代文學是一個高飽和度，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過分擁擠的學科。一方面這個學科跟現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政治引領、文學制度及種種文化資本都對學科產生各種各樣、若隱若現的影響；另一方面，學科的時間下限始終處于開放狀態，學科內部的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也一直有統合與分治的爭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形成了一套較為穩定的研究范式，諸如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文體研究、社團代際、文學關系、主題研究、年代學等研究范式。大量從業人員盤踞于一個并不算長的歷史時段中，直接結果是創新壓力越來越大，開疆拓土難乎其難。很多研究者開始了陣地轉移、方法遷移的探索，也有不少研究者試圖提出宏觀闡釋框架，推動研究范式更新。作為現當代文學學科的一個文類分支，新詩研究既分享了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困境和焦慮，又有著自身獨具的問題和由此而生的問題意識。本文試圖通過新世紀以來對新詩研究中本體話語歷史化趨向的觀察，來探討新詩領域乃至現當代文學研究所提供的超越文學內/外設定的理論可能。

一、命名創新與學科焦慮

洪子誠先生在《“當代文學”的概念》1一文中指出，“當代文學”并非承接“現代文學”之后而來的文學階段。毋寧說，“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是作為“新文學”的替代概念而同時出現的命名。從“新文學”到“當代文學/現代文學”的命名變遷，事實上表征的是不同價值判斷對文學史敘事的滲透。洪子誠發現，“當代文學”這一概念并非一開始就被用于描述正在發生著的當下新文學，它必須被歷史化地理解。從“五四”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的是“新文學”這一命名。“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新文學’的概念迅速被‘現代文學’所取代，以‘現代文學史’命名的著作紛紛出現。與此同時，一批冠以‘當代文學史’或‘新中國文學’名稱的評述1949年以后中國大陸文學的著作，也應運而生。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發生的這種概念更替，粗看起來會覺得突然，實際上它的演變邏輯并非無跡可尋。這種更替，是文學運動發展的結果。當時的文學界賦予這兩個概念不同的含義，當文學界用‘現代文學’來取代‘新文學’時，事實上是在建立一種文學史‘時期’的劃分方式，是在為當時所要確立的文學規范體系，通過對文學史的‘重寫’來提出依據。”所以在他看來，“當代文學”并非是承接著“現代文學”而后產生的概念，而是在特定背景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同時產生以取代“新文學”。現/當代文學這種時期斷裂的劃分方式及其內在的價值等級，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著密切同構性。在那篇經典的政治論述中，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被劃分為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在文學史的概念問題上，這一論述引發的結果，是賦予‘新文學’（后來便用“現代文學”來取代）以新的含義，而作為比‘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文學’更高階段的文學（它后來被稱為‘當代文學’），也已在這一論述中被設定”2。這顯然是階級論的文學史闡釋體系對文學史時期劃分及其價值內涵的重構，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論文學史闡釋體系中，這種“現代文學”相對于“當代文學”的價值劣勢卻又被顛倒過來。

洪先生事實上揭示了“現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周期性震蕩的內在癥結：這個學科的成立本身便意味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學說出發對新文學啟蒙學說進行“斷裂論”重構；而20世紀80年代的“新文學整體觀”和“二十世紀文學”學說則以“整合論”重申了“啟蒙論”的文學史敘事。事實上，統合/斷裂、革命/啟蒙的這些文學史內在對抗組在20世紀90年代年代末以至新世紀不斷花樣翻新。新世紀以來，以曠新年、賀桂梅、李楊、蔡翔等學者為代表的研究以重申革命中國價值合法性為使命，而張福貴、李怡等學者所提的“民國文學”“民國機制”也一度令人矚目。這兩種思路被視為革命/啟蒙兩種敘述范式的嶄新對峙。3

拋開學科內部的知識創新壓力，現當代文學的學科邊界焦慮始終揮之不去。一方面，現當代文學學科邊界頗具彈性帶來某種自由度：上溯晚清、下指當下確乎可以拓展出大量的學術增長點；另一方面，邊界的不清晰也會成為學科的解構性力量。所謂“沒有晚清，何來五四””4既在學術視野上敞開了晚清文學“被壓抑的現代性”，但似乎反過來解構了新文學革命的合法性，并造成了一些從20世紀80年代走來的學者強烈的“原罪感”：

不難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具有的這三個主要方向上，我們都遇到了極其嚴峻的挑戰。而在這些挑戰面前，總體來說，我們是有些力不從心的，我們常常是帶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類似原罪感的心情、以退縮的方式應付這些挑戰，以至我們自己就是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反對黨”的立場上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在晚清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關系上，我們愈來愈感到晚清文學的成就是令人驚喜的，越來越感到依照晚清文學發展的自然趨勢中國文學就會走向新生，“五四”新文化運動那種激進的姿態原本是不應該有的，這造成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斷裂。魯迅對晚清“譴責小說”的評價是不公正的，茅盾對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批評也是過于武斷的；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反對者林紓之間，我們對林紓抱有更多的同情，而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對林紓的批判是過激的；似乎《荊生》和《妖夢》的作者更加具有中國傳統的寬容精神，而陳獨秀等人對林紓的反駁則有悖于中國的傳統美德——中庸之道；在“學衡派”與胡適等提倡白話文革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間，我們感到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衡派”倒體現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而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則是西方殖民主義文化的產物，背離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所有這些，都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原本是不應該發生的，或者是不應該由這樣一些人發起的，或者由這些人發起而不應當發表這樣一些激進的言論的。5

王富仁先生這番發言恰是對現代文學研究解放視域和自我解構之悖論的小小例證。當代文學學科的下限不清也使學科面臨著學術化重構與即時化批評之間內在的緊張。因此，現當代文學學科便不斷有諸如“新國學”“民國機制”之類學科整體歸屬概念的提出。從“新文學”到“新國學”，相隔近百年，“新文學”之新在于通過文化斷裂構造嶄新的文化前景；而“新國學”之新則是在文化歸宿的迷茫中把曾經以新之名斷裂出去的“新文學”重新縫補回“國學”的“民族性”與“傳統性”的價值系統中。“新國學”的提出是現代文學研究內部焦慮膨脹而無從釋放之舉，雖然也引來諸多質疑，但確實顯示了某種癥候。

相比之下，新詩研究領域作為現當代文學學科的重要構成，分享著學科的整體焦慮和探索。某種意義上，20世紀90年代開始獲得理論建構的詩學概念“現代漢詩”即是打造新的闡釋框架以重構整個新詩史的嘗試。它無疑受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新文學整體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學術方案的影響。王光明努力將“現代漢詩”建構為具有獨特內涵，堪與“新詩”對話的詩學概念：“現代漢語詩歌是一種在諸多矛盾和問題中生長，在變化、流動中凝聚質素和尋找秩序的詩歌，它面臨的最大考驗，是如何以新的語言形式凝聚矛盾分裂的現代經驗，如何在變動的時代和復雜的現代語境中堅持詩的要求，如何面對不穩定的現代漢語，完成現代中國經驗的詩歌‘轉譯’，建設自己的象征體系和文類秩序”6。王光明將“現代漢詩”這一概念整合成闡釋百年新詩的理論模型，使之成為溝通現代漢語、現代經驗和詩歌文類三大要素的言說框架。某種意義上說，“百年現代漢詩”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新詩版本，其內在的啟蒙文學觀和文學本體論是一致的。整合現代和當代兩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史實踐并未為所有新詩史所接納，洪子誠、劉登翰先生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就立足“當代”，并不企圖打通現/當代。它跟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斷代上的處理方式相類似，講述“當代”文學史，卻從20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講起。這樣，中國當代新詩史保留了某種文學史建構的痕跡。通過對走進“當代”的老詩人的藝術處境的剖析，對艾青、田間等詩人藝術“危機”的分析，洪先生的當代文學史觸及了更多文學制度因素，使新詩史變成了從對“當代”是什么到“當代”何以如此的回答。這是較為晚近的中國新詩史在處理斷代問題上的兩種有代表性的做法。不難發現，新詩史研究雖與現當代文學學科整體同構，但并未呈現“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的范式沖突；也沒有王富仁先生由于強烈的邊界焦慮而將現代文學歸入“新國學”的類似提法。某種意義上，新詩研究領域的重要經驗更來自于對本體研究歷史化的持續探索。

二、恢復歷史現場的悖論和張力結構

近年的新詩研究，很多學者選擇在某些小領域上繼續精耕細作，將已經提出的現象系統化、問題化和歷史化，由此也產生了不無可觀的成果。比如王光明及其弟子榮光啟、伍明春等對現代漢詩學的研究；羅振亞、盧楨等對域外因素對新詩的影響研究；劉福春先生精研新詩史料，推出了《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詩歌卷》《民國文學珍惜文獻集成·新詩舊集影印叢編》等成果；易彬以厚實的資料沉淀和敏銳的研究視野打底的《穆旦年譜》《彭燕郊年譜》都成為新詩史料學令人矚目的成果。而王家新的詩歌翻譯學；張桃洲、西渡、李章斌、翟月琴對“新詩與格律”等問題的關注；張潔宇對魯迅《野草》的細讀和研究；靈焚對散文詩研究的呼吁和實踐；李怡、孫曉婭對民國新詩教育的關注，以及王東東、劉奎等一批青年研究者對20世紀40年代現代漢詩的挖掘都令人矚目。近年新詩研究在學科焦慮推動下出現的一種具有方法論啟示的探索，是一種力圖打通文學性與政治性，或者說從文本（text）到語境(context)的內外溝通。這突出變現在姜濤、張桃洲、段從學等學者的研究思路中。

姜濤的《“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一書源自其博士論文，于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受到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好評。在作者開始此項研究之前，新詩史內部的某種虛擬的線性歷史進程常常被自明地接受。因此，作者引入“文學社會學”方法以呈現“發生”二字背后的場域復雜性。作者指出“在《嘗試集》和《女神》之間，一種文學史的進化想象被建立起來，而梳理這一過程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夠滿足某種‘學科史’的需要，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新詩的合法性辯難得到了怎樣的化解”。“從一種悖論、張力的結構中去理解‘新詩’，似乎是一種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正因為忽視了這種結構，才有可能將一些需要矛盾的轉化，理解為符合文學史規律的線性發展。這種變化，正是發生在《嘗試集》與《女神》間文學史線索的想象性構造中，不僅是‘共時’的對峙被拉伸、鋪展成歷時的‘進化’，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張力結構也在無形中被消解、掩飾了。”7姜濤的研究，有力地將新詩史后設的“線性”敘事還原為充滿對抗、拉扯的張力結構，從而彰顯新詩發生期的場域復雜性，對新世紀新詩研究的方法論更新也不無啟示。如果說20世紀50—70年代政治化的新詩史論述是在革命政治論述和文學文本之間尋找機械對應的話，那么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的新詩史則努力尋找從語言本體角度進行新詩史自我表述的可能性。這種努力導致了新詩本體話語的產生，這也往往被視為新詩史終于獨立于革命史的可喜進步。然而，姜濤的研究使我們意識到，這種“進步”的新詩話語本身的敘事性和虛擬性。不妨說，姜濤所致力的是新詩研究的“再政治化”工作，這里的政治當然主要是更為廣義的文化政治。新詩作為一項語言工程的發生始終內在于文化、社會、政治場域的歷史進程，而非完全脫離社會性的自律。因此，如何從詩歌文本這個審美原點出發，激活與之關聯的種種社會性、歷史性糾葛，便成了姜濤研究為此后的新詩史研討提出的不容回避、很難繞開的任務。

出版于2015年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繼續了姜濤“再政治化”的文學研究思路，研究的依然是20世紀20年代，切入角度是“文學青年”。作者將史料爬梳、知識思辨等思想偵探的手段運用得更加得心應手，往往在人們習焉不察地做出線性診斷之處引申出波瀾起伏的話語控辯和張力結構。比如第六章《“教訓”與“反教訓”——1920年代文壇上的“導師”與“青年”之爭》從1927年1月11日，劉半農發表于《世界日報·副刊》上一篇名為《老實說了吧！》的文章說起，文中劉半農以嚴厲的口吻激烈地指斥文學青年的種種劣跡。按照一般的思路，這種“教訓”完全可以從“代際”的權力碰撞中提供解釋。只是這種閉合性的解釋未免過于簡單。在考察了這番教訓的歷史現場之后，作者對其背后存在的思想癥候進行了抽絲剝繭的分析，指出這“不簡單是一個社會學層面的代際‘沖突’問題，而更應看作是新文化運動內在危機的一種表現，不僅隱含了不同思想、文化方案之間的激烈碰撞，在新文化自身形成的權勢結構中，某種重塑思想革命主體的困境，也由此被凸現出來”8。以胡適為代表的權威抱持所謂“‘變態’社會中的‘常態’構想”，他們心目中真正的政治主體，是那些具有專業能力，對青年負有指導之責任的知識精英們。胡適的文化方案中“包含了某種責任主體的區分性，不僅一般的民眾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為新興勢力的青年學生，也沒有被看做是特別的主力”9，“如果說，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新的知識精英們，希望通過‘指導’或‘教訓’，使青年踱入‘正路’，也進一步強化某種‘常態’的現代文化體制，那么，魯迅所拒絕的正是‘導師’背后的所謂‘正路’‘捷徑’，拒絕那些現成的、無需反思的‘常態’方案，他更關注‘青年’——這個尚未被知識、權力異化的群體的精神可能性”10。

在將同代人的路線差異作為變量引入20世紀20年代的代際爭論之后，問題的復雜性就得到了彰顯。此間的“教訓”和“反教訓”，既有來自精英導師們與尋求歷史主體身份的文學青年的沖突；也有在思想方案上本來頗為接近的兩代人之間的沖突，譬如魯迅和高長虹。作者在辨析了高長虹對“新青年”失敗的反叛之后不無感慨地指出：“高長虹期待的‘再來一次的思想革命’，最終并沒有在他及周邊的‘流浪人’身上實現，重建歷史主體的訴求，甚至淹沒在對新的文壇權勢的追求中，服務于出版市場的爭奪與掌控。”11“為了‘思想革命’之再起，高長虹等‘新新青年’的努力，不乏真誠與熱情，也體現了一代青年的群體訴求。然而，反權威的努力能否形成歷史的可能性，要取決與社會革命與思想革命的真實意涵。”12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學研究中似未出現過將文學問題的社會性和歷史語境如此抽絲剝繭、星狀發散的研究。雖然本書并不專門研究新詩，僅有第二章是新詩專論，然而姜濤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大概是由新詩發端：“近十幾年來，新詩研究整體是處在衰落之中，越來越缺少與當代文化生活、以至當代詩歌寫作對話的能力。”13表面上，將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話題置于駁雜的話語場域和歷史語境下僅僅是一種“還原”，對話當代文化生活，對話當代寫作又從何說起呢？可是，不要忘了“文學青年”沖殺上時代舞臺扮演歷史主體的沖動每一代都在上演，只是由于歷史背景的差異而上演了不同的劇目。新世紀以來，“代際”無疑成了當代文學批評場域中最常見的話語策略。可是，跟那些當代批評中作為同人集結大旗的“代際”相比，姜濤的研究使“代際”的歷史內涵和問題意識落到了學術的本位上，這種以學術跟當代對話的研究進路依然充滿啟示。

三、從語言到語境：本體之維如何化合歷史之維

作為新世紀以來最活躍的新詩研究者之一，張桃洲寫過多篇文章分析了新詩研究的趨勢和困境。在發表于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重提了自己“新詩話語”的研究思路：“我借用巴赫金、福柯等的‘話語’理論，提出了‘新詩話語’的概念，欲以之對新詩的某些現象和問題做出解釋。所謂‘新詩話語’，就是將新詩的本體和歷史看作一種‘話語’，其中包含兩個最基本的要素——語言和語境。”14某種意義上說，從語言（text）到語境（context）代表了張桃洲“新詩話語”力圖兼容本體話語和歷史話語的學術追求，其問題意識在于：“盡管從語言出發進入‘新詩話語’探究體現了一種本體的自覺，但以此進行的語音、詞匯、結構等相關分析，很容易將新詩話語研究淪為單一的技巧分析”，“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文化日趨紛繁復雜的現實，也越發彰顯了單純的語言研究的內在限度。于是，我在研究新詩語言的同時著力從歷史語境的角度去考察新詩，并提煉出相關論題”15。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將張桃洲的研究進行前期/后期對應語言/語境的簡單切分。雖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確實更多關注新詩的語言問題，這并不意味著當時他的新詩話語僅僅是包含著語言的單一維度。毋寧說語言/語境始終是他考察一個對象時兼而有之的思維，只是有所側重而已。以《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為例，此書第一章談“中國新詩的語言問題”，第二章“新詩格律問題的再思”確實是對語言本體的直接考察，然而第三章“中國新詩的對應性特征”，第四章“新民歌運動的現代來源”則無疑是在整個新詩史內部尋找歷史起伏中的呼應和回聲，已是從語言出發而抵達語境的研究思路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將20世紀50年代“新民歌運動”視為一種典型的“當代文學”過度政治化現象。其學術挑戰來自于：當本體研究無法介入的時候，如何繼續進行有效、高質的學術研究？張桃洲的“歷史譜系”思路讓我們意識到：新民歌運動并非一顆憑空產生的詩歌腫瘤，而是新詩“大眾化”線索的邏輯延伸和激進化產物：“自20年代中期的‘革命詩歌’和‘普羅詩歌’，中經30年代以‘中國詩歌會’為代表的‘歌謠化’運動，直至40年代各種‘朗誦詩’‘街頭詩’運動，這是新詩‘大眾化’逐漸延伸和拓展的路徑。”16“譜系化”所構成的歷史連續性無疑正是語境最重要的內涵之一，這種研究思路日后在他的《論歌謠作為新詩自我建構的資源：譜系、形態和難題》等文章中也有延續。

出版于2014年的《聲音的意味：20世紀新詩格律探索》是對詩歌語言中某個更集中元素的全面聚焦，然而正如賴彧煌指出那樣，他無意迎合某種總體性而建立20世紀中國新詩的“格律史”。17他對卞之琳、林庚、新月派、《少年中國》詩人以至20世紀40年代淪陷區詩人詩歌聲音建構的理解，其實始終隱含著一種重要的歷史之維。換言之，所有不同的方案都要求被語境化地理解。所以，作者并非要在這些方案中擇優排劣并最終凝定一個理想的結果。恰恰相反，他所吁求的是一種動態的秩序意識。我想這也是一種歷史化的理解，相信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不同的個體創造力可以組織起并非完全趨同的多樣化形式秩序。可見，在張桃洲的新詩話語中，即使是進行語言研究，語境也始終在場。

無獨有偶，段從學在《旨趣與設想》一文中也提出了新詩的“文體話語”和“本體話語”：

新詩究竟是詩的一種，還是一種“新的詩”？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關聯著兩種不同的批評話語。把新詩當作詩的一種來對待，要求它具備普遍“詩性”品格的批評話語，我稱之為文體話語。把新詩當作一種與既有的詩完全不同的新的詩，因而要求它體現出探索并容納新的歷史經驗的批評話語，我稱之為本體話語。18

這里的“本體話語”跟我們平常指向的新詩語言本體的所指并不相同，它更強調探索并容納新的歷史經驗。在話題設想中段從學建議之一“以張桃洲的兩部‘新詩話語研究’專著為對象，探討把新詩當作現代性話語，而不是當作規范性文體來對待的研究思路的學術可能，厘清‘文體話語’對新詩本質誤解造成的混亂”19。這里包含了段從學對張桃洲研究富有啟發性和概括力的理解。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之前將新詩本體視為新詩語言的理解是有缺陷的，或者說我們將新詩語言靜態地理解為某種文體規定性下的歷史絕緣體是有缺陷的。這種新詩本體研究潛在地將新詩語言之維跟歷史之維的聯系切斷。于是，段從學給了它新的命名，它不配被稱為本體話語，而只是一種“文體話語”。

應該說，將新詩的語言現象納入歷史語境之中，或者說在新詩的語言切片中激活它跟各種社會、歷史性要素的復制勾連，對語言現象進行復雜的“再政治化”的研究思路，在段從學的研究中同樣體現得相當突出。在一篇尚算不上是段從學代表作的文章中，他充分展示了“本體話語”對“文體話語”的超越，這是一篇關于艾青的研究文章。作為新詩史上被研究得最多的詩人之一，任何艾青研究都難免于影響的焦慮。段從學試圖以兼容歷史之維的本體話語來突圍：

稱艾青為愛國主義詩人，意味著這樣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性前提：個人情感和民族國家的情感，這兩種不同事物之間的區分與疏離，在詩人艾青這里——至少，在那些抒寫愛國主義感情的成功詩篇中，已經完全消失了。考慮到詩歌文類的抒情性質和艾青本人的創作情形，我們不妨借用“同一性”這個詞，把這種情形稱之為“同一感”。眾所周知，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個人都是一種被發明出來的現代性存在。按通常的說法，中國的個人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才被發明的。而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也是晚清以來才開始被想象和被發明出來的現代性存在。個人和民族國家的同一感之建立，意味著這兩種現代之物，在詩人的想象和感知中，成為了擁有某種內在同質性的存在。在這里，值得關注的問題顯然不是個人和民族國家這兩種現代之物各自被發明出來的歷史，而是個人與作為一種巨大的超個人之物的民族國家兩者之間的同一感，在艾青詩歌中被建構起來的歷史條件和心理過程。20

這是一種需要獨特的文學感受力和深刻的歷史視野才得以找到的研究思路。文學研究者，不是要研究“個人”和“民族國家”這兩種現代話語的建立，而是要研究這兩種現代話語跟詩歌想象的歷史性遇合。研究的落腳點似乎是在艾青，然而它的解釋力卻呼應于轉折的大時代。人們常常感嘆于艾青、何其芳、卞之琳這些20世紀30年代成名作家在抗戰之后的左轉，以及他們日后詩風上的巨大轉折。雖然這些詩人的內部也存在著巨大差異，然而，個人與民族國家同一感的建立很可能是一種重要的心理機制。抗戰背景下，個人主體與民族國家達成了抒情情感上的巨大統一，而后，個體愿為民族國家的遠大愿景而讓渡主體抒情的權力，這是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詩歌革命抒情得以建立的重要歷史前提。

段從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抗戰及20世紀40年代文學，他對穆旦、艾青等詩人有著極為深刻的見解；對格律與自由、古典與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等文學話題有著獨特的把握；能對詩人個體的宗教意識、精神結構見微發幽，又能對文協的歷史特征等跟歷史性、社會性有著密切互動的制度性對象推陳出新，確乎又是一個兼容語言與語境融通能力的研究者。同時，他似乎還是一個敏感于對學術創新進行理論命名的學者，也許正是借助了他的“本體話語”和“文體話語”的區分，我才更清晰地把握新詩研究正在發生著的轉折。

結 語

重新回到本文開篇提到的現當代學科焦慮的問題，我們會發現新詩研究確實依然處于一種張桃洲描述過的“現代主義詩歌研究成為強勢話語”21的處境中。姜濤也反思過“現代詩教”話語最興盛的學院習氣，學院習氣與所謂的現代詩學互為表里，姜濤將現代詩學日漸自明的詩歌想象稱為“現代詩教”并作了如是概括：

在與社會、歷史的對抗性關系中，發展出一整套有關詩歌的完整認識：在詩人形象上，詩人被看作是未被承認的立法者，在世俗生活中應享有治外法權；在功能上，詩歌效忠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想象力的邏輯，詩人的責任不在于提供清晰的理性認知，而是要不斷開掘、抑或發明個體的情感、經驗；在語言與現實的關系上，詩人更多信任語言的本體地位，相信現實之所以出現于詩行，不過是語言分泌出的風景；在詩歌傳播與閱讀上，詩人與少數的讀者應維護一種艱深的共謀，諸如“獻給無限的少數人”一類說法，由此顯得如此動人。22

這種概括里面所包含的反思跟這批新詩研究者力圖溝通內外乃至超越內外，對20世紀80年代啟蒙文學史觀、純文學話語所建立的“現代文學”認知模式的超越是關聯在一起的。

新詩研究的這種努力匯入了當代文學學科的前沿探索，體現了這樣的問題意識和學術追問：文學有內外嗎？進而，將文學研究區分為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這種劃分的局限性何在？我們當該如何超越之？這些問題或許是近年中國新詩研究乃至整個現當代文學研究不斷重復著的質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是審美主義文學觀念重構的需求，同時也受到諸如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等西方理論的影響，一種將文本（text）和語境（context）進行二元劃分的思維進入了當代文學觀念結構而廣為傳播。文本解讀由此納入“內部研究”范疇，它專注的是與歷史、社會、文化語境無關的審美形式問題。韋勒克等人雖為從社會歷史進入文學預留了“外部”通道，卻封鎖了從文本進入歷史的可能性。在審美主義的價值秩序中，內部研究是高于外部研究的。雖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審美主義不斷被反思，被視為外部研究的文學制度、文學社會學方法勃興，這可視為學界在溝通內外上的努力。可是，審美主義重視文本，文化研究重視語境。不管是重視內部的文本，還是重視外部的語境，事實上都遵循著文學之內外的理論預設。可是，這種嚴格的內外之限越來越受到挑戰。洪子誠先生特別看重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的“內部研究”就跟韋勒克的“內部研究”不一樣。洪先生認為，丸山真男“從對象內部把握它來達到否定它的目的”23是一種真正的歷史批評。所以，這里包含著當代文學研究重新理解“內部”的訴求，把握文學的“內部”不是將文學視野縮小到文學文本乃至于文本的形式審美層次，而是對文學更內在、深入以及歷史化的理解。對文本形式靜態的、去歷史化的理解，不是內部研究，反而是一種淺薄的，停留于外部的研究。通過《我的閱讀史》《讀作品記》《材料與注釋》《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等著作，洪子誠提供的方法論啟示在于：歷史與文本之間并非外與內的關系，歷史并不外在于文本，歷史之“外”就寄寓于文本之“內”當中。文學研究層次上的內外設定并不具有持久的有效性，針對文本完全可能進行歷史化的研究，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溝通內外，而是超越內外。

[本文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現代漢詩的整體性研究”（項目編號：20&ZD28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3 韓琛：《“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式沖突》，《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

4 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 王富仁：《“新國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文藝研究》2007年第3期。

6 王光明：《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頁。

7 姜濤：《“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頁。

8 9 10 11?12 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246、260、271、274—275頁。

13 姜濤：《新詩研究，需要激活動力》，《江漢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14?15 張桃洲：《“同質”背景下的“異質”探求——試談新詩研究的拓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0期。

16 張桃洲：《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頁。

17 賴彧煌：《格律所面向的探詢與“聲音詩學”的建構——評張桃洲〈聲音的意味：20世紀新詩格律探索〉》，《2016年度現當代詩學論壇論文集》，尚未出版。

18?19 段從學：《旨趣與設想》，《2016年度現當代詩學論壇論文集》。本文為段從學為在北京香山臥佛山莊舉行的“2016年度現當代詩學論壇”所寫的引言，該論壇由《江漢學術》主辦，段從學教授參與組織。

20 段從學：《論個人與民族國家同一感在艾青詩歌中的建立》，《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0年第1期。

21 張桃洲：《論1990年代以來大陸新詩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22 姜濤：《當代詩歌情景中的學院習氣》，《江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23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講稿（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