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文學研究——學科景觀與學術范式的重構
一、新世紀文學研究的“后學科”景觀
在進入2020年代的今天，有學者認為，當前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已經走上了一條漸行漸遠的“不可逆轉”之路，破壞了新時期之初二者之間融為“文學闡釋共同體”的“良好互動關系”[1]，因此提出“大文學”觀念下的新型文學理論。事實上，所謂“良好互動關系”是指新時期之初文學理論的建構更多地圍繞創作實踐展開，這一說法也只有在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之間相互關聯的“緊密程度”意義上才能成立。若從學術范式的角度進行更加系統的考察，就會發現，即便是新時期之初，作為強勢方法的文學理論跟文學實踐之間也未曾真正地“配合無間”。這里所說的“學術范式”可以理解為“研究者的知識資源、問題意識之所在，及其研究所顯示出的學術方法和價值理念”[2]，是一種現代文學領域的任何研究都必然涉及到的問題系統、資源系統、方法系統和價值系統四個層面及其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這種學術范式的觀照之下，我們不難發現新時期以來“新民主主義”“新啟蒙主義”“自由主義”等價值預設之下文學理論對文學實踐強勢的“規訓”作用，也可以看到1980年代中期“方法熱”大潮中未經消化的西方理論資源與文學實踐之間的錯位關聯。既然如此，在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系上，是什么讓學者們普遍感到“今不如昔”呢？
從學術范式角度來看，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現代文學研究從1990年代開始極大地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從流派、社團、思潮研究到史料、文化、文學制度研究……學術實踐的研究對象疏離創作本體的趨勢日益明顯。而新世紀以來市場強力作用下的文學創作“潮流化”、“同質化”等不良傾向又導致“新世紀文學”的概念始終停留在學術建構的想象階段。應當說，時下犧牲“市場性追求”的精英文學創作已經很難再像以前那樣產生轟動性的接受效果和學術效應了。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新世紀以來，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創作潮流以及日益顯著的的“文學圖像化”不斷挑戰現代文學學科的原有邊界設定，大有倒逼現代文學學科意識轉型之勢。與此同時，20世紀末以來最為穩定的“現代性”學術范式并未凝定，其問題系統隨著“現代性”內涵的擴容不斷把學術目光和討論對象導向科技、審美等文本之外、甚至學科之外的知識資源。
其三，最近十年以來，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整體價值遭受質疑，“強制闡釋”的熱烈討論方興未艾，持續高溫，將延續至今的“現代性”言說逐步導向一種新的“當代性”范式。這將學界對文學理論的注意力從文學應用實踐再次拉回了理論本身。此外，來自跨域研究領域的數字人文技術、空間理論、區域文學理論等對知識資源與理論方法有雙重沖擊作用的學術思路不斷成熟，現代文學學術范式的各個層面遭受重大挑戰，面臨著系統性的轉換。
總之，上世紀末“學科存在合理性”的相關論爭、世紀之交現代文學評價的整體滑落、“現代性”學術范式中自帶的后現代元素在新世紀的凸顯、新世紀初的“文學終結論”、“新世紀文學”這一概念在想象性建構中的過度停留……凡此種種，形成了內外合力、多點引爆之勢，導致現代文學的學術發展呈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復雜格局。學術格局的復雜化帶來的是學術范式的“失范”，新世紀以來很難有哪一種凝定的學術范式在整個學術領域起到示范性作用。學科邊界的難以確定則導致學科意識的不斷轉型和過度的個人化理解，隨著跨域研究實踐的展開，不同領域之間的學術對話陷入困境，各種學術范式成為居于“蜂巢”之中的一汪汪死水，各有各的研究方法，各有各的評價標準，“流變”越發困難，“變流”越發頻繁。范式不范、流變不流……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格局呈現出一種迥異于此前的狀態，不妨將其稱為是一種“后學科”景觀。
這種“后學科”景觀，在學科內部具體表現形態上最明顯的一點，是現代文學內部“小學科”的興盛和整體的大學科的衰落。現代文學史料學、現代文學文獻學、傳記學……這些“小學科”的縱深發展已經從1990年代開拓期的“資源自殖”轉向更具獨立發展意義的“方法自洽”。“小學科”的繁盛在帶動自身領域學術研究范式日益穩固的同時，學術資源的枯竭也開始在某些領域顯現，新的學術生長點離文學研究以創作為對象的“招牌動作”越來越遠。比如文學研究的地方路徑、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深度關聯等，對研究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嚴苛的要求。目前，有特定知識背景的研究者在各自的領域孤軍深入，形成了各自為戰的、漂浮于“學海”之上的一些“學術孤點”。
在學科外部，學科間的交互越來越多，跨域研究往縱深發展，帶來了一輪新的“方法熱”：大數據分析、新媒體效應、語言文學向圖像文學的轉向、多學科復雜融合等等都成為時興的文學研究方法。與1980年代的“方法熱”有所不同，新世紀的跨領域研究方法在學術實踐中表現出一種“深度融合”，直接關涉到各門學科的核心概念，直接面臨著闡釋的合理性、對話的有效性、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對沖”、文學性的“缺席”和學術話語權的“讓渡”等很多問題。
內部的離散與外部的交叉，構成了現代文學“群雄割據式”的學科發展格局，原定的學科疆域面臨著重組和整合的命運。向內的分化導致學科不斷產生與原定軌道偏離甚遠的學術生長點（這從近年來重大社科項目的選題中就能發現），召喚研究者學科意識的不斷轉型；外在的挑戰則勢必帶來學術范式的系統更新和重構，關系到文學面對“技術時代”的重大抉擇。這組成了新世紀現代文學研究“后學科”景觀的雙層結構。
二、“定點引渡”的學術孤點召喚學科意識轉型
20世紀末的“現代性”大討論，不是單一的文學事件。詹姆遜1985年來華講學所帶來的“現代性終結論”，楊春時、宋劍華1996年提出的“近代性”[3]概念所引發的中國文學“現代性”品質論爭，汪暉1997年發表在《天涯》雜志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所導致的現代性反思潮流，以及穿插其間的對西方審美文化現代性的翻譯與述評，都應當看作這一討論的具體內容[4]。這場規模宏大、曠日持久的討論讓“現代性”成為一種跨世紀的“言說”，對世紀之交的現代文學學術范式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從知識資源的“膨脹”與研究方法的“堆疊”之中尋回了1980年代中期以來矯枉過正而被“丟棄”的學術價值系統，“重建了學術體系內部各方面的平衡關系，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從命名到研究較為穩定的一種學術范式”。[5]
然而這場“現代性言說”從一開始就埋藏著隱患，其中“后現代性”元素伴隨始終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首先并不是一種價值意識和文化精神的歷史性變更，而是一種話語的摹擬和選擇。這種選擇除了中國當代作家和理論家的某些主動性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一種歷史性的巧合，即中國權力文化的解構運動與西方后現代文化氛圍在表征上的某種重合狀態。這種話語的摹仿和選擇的背景與基礎是中國當代泛政治意識中心以及與這一中心相適應的權力話語伴隨著巨大歷史震撼和深遠的文化沖擊波的解構景象，商業文化不斷彌漫和以其新的‘權力’擴張所構成的廣闊的歷史情境都使這種摹仿具有不可抹殺的真實性”[6]。新世紀以來，“現代性”學術范式在“新世紀文學”的實現過程中，在跨域研究帶來的學科體系局部解構過程中，蘊藏其間的“后現代”元素在學術實踐中被不斷點燃，文學批評自身的價值指向、價值功能、價值判斷受到質疑，因此新的學術范式在凝定過程中始終存在一種自我解構的力量背向而行。消費主義觀念滲透到創作和學術領域，“存在為何”“應當何為”“如何有為”同時成為作家和學者在各自的“生產實踐”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為了突破這種困境，學界急于在后現代的解構語境中看到新的建構類型出現，“新世紀文學”這一概念就在理念先行的情況下被學界率先提了出來。
“新世紀文學”這一概念的實質是伴隨新世紀的到來而產生的一種“想象性”和“期待性”的集體建構。這一概念一方面被不證自明地廣泛使用，一方面在具體涵義、審美特征、價值規范上并未跟“舊世紀文學”做出明顯區分。對于“新世紀文學”代表“白話新文學新的轉型”的時興說法，以及“新世紀文學”帶來新的“學科化建構”的前景，不少學者持謹慎態度。他們認為，不但新世紀的文學創作還有待時間的沉淀，而且相應的學術研究缺乏“獨立的邏輯體系和概念規則”，沒有建立“自己的學術視野、認知方式、研究策略”[7]。就創作方面而言，新世紀之初小說數量的穩步增長并沒有給仍沉浸在世紀末焦慮中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多少信心，而且他們很快就不一而同地發現，新世紀小說在產量增長背后，有一種追逐消費熱點的“潮流化”“同質化”的創作傾向。黃發有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沒有出現大師作家和偉大作品要歸咎于寫作的潮流化，因為它“在緊貼時代的跟蹤中保持經驗的現時性與流行性，在主流思潮和商品意識的同化下復制即生即滅的短暫表象，使‘現實’蛻變成沒有歷史也沒有未來的動態場景”[8]。也有人說，潮流化的作家是在一種“群體動力學”的作用下向市場歸附，表現出“自我工具化符號化”、從文學性向消費性搖擺的“話語癥候”[9]。小說創作的“同質化”已經成為“中國新世紀文學中不可忽視的一種內在痼疾”[10]，而且這種“潮流化”將進一步帶來“文學創作由現實主義向俗世主義滑行的集體傾向”和“理想主義的衰微”[11]。通過對前十年新世紀文學的抽樣分析，可以確認的是，“新世紀文學的基本走向是媒介化、市場化、商品化和產業化，它們聯手推動著文學生產與消費的轉型”[12]。
需要指出，“新世紀文學”創作的“潮流化”趨勢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另當別論，而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超乎尋常地一致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顯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學術慣性和惰性，也顯示出學界試圖以“新世紀文學”為其所構想的既定學術范式命名并以此規訓文學創作的企圖。對此，程光煒認為，“所謂的‘歷史’，都是通過無數次的話語命名、復制才最終被大多數人所‘公認’的……實際上，新世紀文學的倡導者、討論者無須隱瞞這一單純的文學動機，非要用道德化、歷史合理性等等修辭將它包裝起來”。所以，“新世紀文學”先有想象、后有實踐的建構無可厚非，但文學研究所要做的事還必須包括如何發掘這一過程中必然遇到的問題，并在問題系統的導引之下客觀評價和合理選擇支撐這一建構并解決相關問題的學術資源。
傳統文學的精英視角有可能會因為期待受挫而放大新世紀文學在“繼承”方面的某些不足，從而忽略了其在“創新”方面的轉型意義。有學者在世紀剛開始的時候就提出，“‘偉大的小說’或‘經典文學’已經成為過去。21世紀是一個沒有文學經典的世紀”[13]。這實際上可以看作一種“狡黠的預言”，言中則遂其言，言不中則遂其心。實際上，在新的語境轉換中，研究者不應當武斷地拋出結論然后以靜默的方式等待應驗，而是應當看到支撐這一判斷的表象之下“文學觀”異動導致的學術范式的實際變化。在這一點上，張未民的“新現代性”概念值得一提，他認為新世紀的文學創作在奉行一種不同于一直以來“創作的文學觀“的“寫作的文學觀”，“在新世紀文學看來，文學是一種寫作活動，可以用‘寫作’來劃什么是文學的‘底線’，文學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創作’，但我們不能用精英意味、天才式的‘創作’概念來劃定、限制文學的范圍。”[14]這一思路的啟發性在于，他把作為創作問題的“新世紀文學”與作為學術系統的“現代性”范式聯系了起來，啟示了對“新世紀文學”的研究應當跳脫知識資源系統對研究主體的單方圈定。我們已經預設了一種“新世紀文學”的理念，不能再預設一種研究它的方法，否則整個學術研究都將在想象中完成，勢必脫離創作實踐生成的具體語境。
新世紀之后的文學發展對原有學術范式的巨大挑戰，其中很大一部分還來自于網絡文學這個“新品種”。有人指出，網絡文學研究已經走過了二十幾年，然而直到現在，仍然是“一場各說各話、缺乏共識、甚至充滿了隔閡和矛盾的‘火鍋式’研究場域，究其根底，網絡文藝研究，實際挑戰了現有大學的學科設置，更迫切地提出‘跨界融合’的吁求”[15]。如今網絡文學已經成為現有學科制度之下不同學科爭奪研究權和話語權的一個巨大舞臺，現代文學在這場爭奪中所表現出的優勢并不明顯，與其說網絡文學的發展是對文學現有研究范式的“跨界吁求”，不如說時至今日網絡文學以其獨有的特性仍在選擇自身的學科歸屬，這一過程挑戰了現代文學的學科意識和劃分邊界，如果不在這兩個方面做出調整，文學可能會最終失去對網絡文學的主導性闡釋權。事實證明，面對網絡文學這一特殊的學術資源，問題已經不在于某個學科某一種研究范式的闡釋困難，而是所有研究網絡文學的學科（如文藝美學、傳播學、社會學、文化產業等）所代表的整個學院派批評作為“繁瑣、無趣、自我封閉的知識生產”的一面被充分暴露出來，甚而顯示出社會網絡治理功能的某些不足和社會轉型期網絡文化邏輯的某些弊端。
計算機網絡所獨有的“技術”屬性讓網絡文學與以往所有的文學形態有所不同，對于網絡文學而言，“網絡”一詞所代表的不是一種單純的載體。從網絡文學的最初產生背景和在網絡空間的不同表現形態來說，網絡文學未必一定屬于通常意義上的文學。但長期以來現代文學學科往往慣于以理所當然的姿態開拓這樣一片新領域，在20多年的網絡文學研究中表現出慣于規訓、懶于創新、急于建構、疲于周應、難于深入的一面。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很多基本問題沒有解決，急于建立學術研究體系和急于在“現實轉向”上對其強行牽引都是不智之舉。有人很輕松地將網絡文學看作現代文學中的“新品種”，然而二十年來的學術研究證明，它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獨立的“新物種”屬性。應當說，如果不把網絡文學當做獨立的學科對待而一定要納入現代文學的范疇，那它必將挑戰這一學科現有學術范式的整個框架。當前現代文學界對網絡文學的研究不但剝離了它的技術性、科學性，而且為了將其納入現有的學術框架，很大程度上刻意疏遠了它的娛樂性、商品性、社會性、故事性。這種“挑挑揀揀”的研究思路存在巨大隱患：在評價標準與研究對象無法契合的情況下，強行建立起來的網絡文學學術體系幾乎成了一場網絡“殖民”、文學“移民”與學術“擾民”的鬧劇，既得不到作者的回應，也得不到讀者的認可。
與學術研究相應，學科的邊界劃分在創作界同樣成為問題。2021年7月9日，在陜西西安舉行了一場題為“‘小說革命’與無界文學”的文學活動，王堯、李敬澤等與會者提出了“無界文學”與新一次的“小說革命”概念。他們認為，當今時代已經在強烈地號召我們拓展甚至發明一種新的“文學性”，“革命”與“無界”的主張正是“重拾語言的文化屬性”來響應這種號召的一種思路。現代性言說、新世紀文學建構、網絡文學研究等問題經過長期發酵已經越來越積淀為現代文學研究的一些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會繼續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長期存在。它們已經成為“學術之海”中一些召喚“無界文學”與新的“小說革命”的“燈塔”，要么在越來越多的問題聚焦其中的過程中被“定點引爆”，要么在學術范式的系統轉換和學科意識的合理轉型中被“定點引渡”，沒有第三種方法可行。
三、“多點引爆”的學術危機引發學術范式重構
如果說21世紀第一個十年學術范式的“失范”還主要是緣于上述這些亟待意識轉型后的現代文學“定點引渡”的燈塔，從而顯現出現代文學后學科景觀的內部結構雛形的話；那么，近十年來學術范式的“流變困難”則是由于文學理論界新的論爭和文學跨域研究引爆了原有的學術系統，召喚著學術范式的必然重構，呈現出一種后學科景觀的鮮明輪廓。
時間進入2010年代，在現代文學學科內部邊界不斷遭受沖擊的同時，以“跨域研究”為基本思路的另一種學術范式變革在新世紀的文學研究中同步進行。而現代文學的跨域研究要建構自己的學術范式，其方法系統引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學術實踐中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面對文學現象時“闡釋的有效性”問題。2014年，張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西方文論作為方法主導的現代文學學術研究進行徹底反思，提出了“強制闡釋論”，引起學界極大反響，有學者甚至稱2014年為學術研究史上的“張江年”[16]。張江用“強制闡釋”來指“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做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17]。他認為，“強制闡釋是當代西方文論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種生發于文學場外的理論或科學原理紛紛被調入文學闡釋話語中，或以前置的立場裁定文本意義和價值，或以非邏輯論證和反序認識的方式強行闡釋經典文本，或以詞語貼附和硬性鑲嵌的方式重構文本，它們從根本上抹煞了文學理論及批評的本體特征，導引文論偏離了文學。”[18]從學術范式的角度來看，張江的“強制闡釋論”實質上是對1980年代中期以來“方法熱”所帶來的文學研究“知識資源的方法性誤置”[19]進行了一次理論性的總結，張江所指出的西方文論的“根本缺陷”和被用來強制闡釋中國文學所表現出的“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混亂的認識路徑”等基本特征，正是時隔三十年，對未經資源轉化的方法系統單一主導的學術弊端從客觀存在和主觀應用兩個方面做出的系統反思和理論總結。
有人指責張江在“強制闡釋論”中所提出的主張是向“古典闡釋學”的倒退。實際上這要看張江所反對的“強制闡釋”是指作為知識資源的西方文論本身，還是指將西方理論用作方法系統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實踐，這涉及到“西方文論不好”與“使用方法不對”之別。如果前者還可以看作向中國傳統闡釋理論的回歸，那么后者就代表中國文學研究對西方理論資源方法轉化的“正誤”訴求。張江在2014年提出“強制闡釋”之后，于2017年提出了基于以公共理性約束個體闡釋的“公共闡釋”：“闡釋者以普遍的歷史前提為基點，以文本為意義對象，以公共理性生產有邊界約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闡釋。”[20]周憲、姚文放、南帆等一些學者紛紛加入到討論行列，試圖將“闡釋”問題從對西方文論的“解構”引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范式建構之中。2020年以來，這一討論再次升溫，并收獲了一些新的突破性成果。丁帆在此期間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直接與張江展開對話，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闡釋問題從“現代性”引渡到“當代性”之中，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一種“當代性”的學術范式正在浮出水面[21]。2021年2月，張江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再論強制闡釋》，文中強調“堅持闡釋對象的確定性，堅持闡釋學意義上的整體性追求，對闡釋動機的盲目展開以有效的理性約束，是實現正當及合理闡釋的根本之道。堅持從現象本身出發，堅持闡釋的整體性觀點，堅持闡釋的多重多向循環，是合理規范闡釋強制性的有效方式。”[22]主張對西方理論強制闡釋性的合理規范，也就代表著張江認可了學界長期討論之后對這一問題的某些建構性解決方案。由此來看，張江提出這一問題的宗旨是以“正誤”為主，“回歸”為輔；其向古典闡釋學靠攏的“倒退”為假，為中國文學研究中西方理論應用的具體實踐“正誤”為真。可以說，這一問題的廣泛討論，標志著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間現代文學研究對西方理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已經不再像1990年代陳平原的敘事學理論一樣在個別學者那里偶爾實現，而是被張江從方法論的普適性意義上提了出來。
通過這場論爭帶來的上述學術史意義，再回頭探源，可以說，中西方學科劃分的巨大差異是導致這場論爭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中國而言，“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構是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和前瞻性的任務。其不僅是一種學理邏輯的需要，也是中國當代思想文化建設和人才培養的需要。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首先必須對于‘有所為有所不為’‘重理輕文’和‘專業細分化’等長期以來影響高校改革和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培養的學科價值觀進行反思。重視并實現學科專業發展的合理性、學科專業融合的必然性和學術邊界的超越性”。[23]張福貴認為，根據當前國家領導人的相關講話，反思現有學科和專業設置、促進學科和學術跨域融合，已經成為重大的“國家課題”，然而這與現實情況之間卻也存在巨大的落差，學科的過度細分不但導致了文理分家、文史分家，甚至文學和歷史本身也在不斷分化。畢竟，學術范式的建構無論發揮多少學者自身的能動性，無論多么充分地利用知識資源的流動性，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作為“國家規定”的學科劃分的“恒定性”，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也有學者做出了可喜的嘗試。從當前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來看，數字人文技術的成熟和空間理論的大量引入使得這兩種思路的學術實踐走在了現代文學跨域研究的前列，建立了各自的學術范式，取得了一些實績。
將數字人文技術用于文學研究，其“兩面性”不難發現。正如邵燕君所說，盡管文學的意蘊難以用數字計算，但是“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對傳統人文研究的挑戰是全方位的，文學研究領域并不能例外”，因為“自從數字文明興起以來，建立在印刷文明‘基礎設施’上的人文學科大廈就已經開始動搖”。[24]因此，數字人文的方法必須得到重視，因為“如果我們一味拒斥，麻木不仁，一旦整個學術研究發生系統性轉型，未及內部轉型的學科就可能在‘降維打擊’中被格式化”[25]。但另一方面，“好的數字人文研究者，不但要以數字人文為‘器’，還要以數字人文為‘思’……要保證這把利器掌握在‘內行’人手中……才能把數字人文研究的新范式嫁接在原有的研究方法上，使其成為文學研究的加強版、升級版，將印刷文明階段數百年積累的成果方法加上數字的引擎”[26]。這一論點實際上在強調數字人文方法必要性的同時已經提出了一種極具建設意義的學術范式雛形。
文學的數字人文研究已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大量出現，也有一些比較具有代表意義的學術專著產生。但從整體性的可茲對話的批評實踐來看，離邵燕君所說的“數字在內行人手中從器到思”的理想情況尚有不小差距。李洱的長篇小說《應物兄》，被不少媒體和學者稱為“智性寫作”的典范[27]，“百科全書式的寫作”，“高度思想性的文學作品、凝聚著當代中國的精神癥候”[28]這一文本引起了不少學界新秀的興趣，相關研究成果中不乏大數據分析。但有學者指出，《應物兄》的“高熱”反應和“巨型化”創作恰恰反映了新世紀長篇小說海量創作的表象之下“中國當代文壇生產力匱乏”和“知識化寫作的困境”，而相關評論中那些用來證明作品優秀的數字更是于作品“風馬牛不相及，其中并沒有什么本質聯系”，而且這種數學思維還直接體現在李洱的創作方法之中，導致大量不必要的“填充物”在作品中的“壅塞”[29]。南帆在與張江展開闡釋學對話的過程中也發出“抽離了社會歷史范疇的π還有效嗎”的疑問，認為張江在《論闡釋的有限與無限》一文中“論證的特殊策略并未增添筆者的信心——數學語言的說服力不如想象的那么大”[30]。由此看來，數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尚缺乏與文學展開深度對話的有效途徑，缺乏人文內涵的數字難以保證其文學研究的有效性。
“空間批評”是另一個近年來的熱門概念。韋斯特法爾的《子午線的牢籠》、柯羅的《文學地理學》等法國當代空間批評專著已于2021年譯入中國，這必將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空間批評方法進一步發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兩部著作中的很多觀點并不一致，前者強調“地理參數”，已經將地理批評的研究對象“從文學文本拓展至后現代的藝術地圖”[31]，而后者則想要固守文學文本的在場，建構一種“地理詩學”[32]。法國學者之間的這一分歧實則是以“地理批評”的視角例示了文學研究在跨域交互中因為缺乏必不可少的“核心質素”而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很多領域的研究并不排斥文學的參與，或者是由文學率先發起，但是文學卻往往無法在合作中找到“非我不可”的理由，導致跨域研究中文學時常處在一種“稍有不慎就會退場缺席”的游離狀態之中。空間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中延伸出不少新的“中間概念”，如“地方性”、“本土資源”、“地方路徑”[33]……在某些領域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其中固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必須承認的是，隨著空間概念的崛起，“時間”在歷史中的主導地位已經受到了挑戰；隨著資源不均衡所導致的現代文學內部各子領域的發展從齊頭并進轉向“一騎當先”，學術研究的范型建構已經無法等待學術模式在歷史的“流變”中緩緩凝定，而是往往在瞬息萬變的空間轉換中經由某一種跨域研究方法的沖擊（或與之相關的學科的直接沖擊）瞬間“變流”，以一種新批評的出現直接形成一種學術范型。某一種“范型”一統天下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而每一種新的范型只掌握在有特定知識背景的學者手中，這實際上給文學研究在跨域融合過程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提出了要求。文學要謹防在這些范型中扮演一種“公約數”的角色，淪為所有范型的“公共基礎課”。
從學術史視角來看，現代文學的跨域研究是新世紀以來對知識資源與學術方法兩大系統辯證關系深度思考的一次重啟。其中所產生的一些新問題已經充分浸潤了當今時代的技術色彩，與新時期之初大不相同，這就尤其值得警惕。從目前的學術研究來看，文學的跨域研究方法帶來的巨大問題包括：學科過度細化的積弊可能爆發式顯現，文學研究的人文模式與科技模式之間的沖突、量化傳統與經驗傳統的契合問題、文學研究中的理科思維與理科方法中的文學材料問題、文學的批量化研究與創作的個性化設計之間的關系問題、工具主導與研究主體性的消長問題等等，凡此種種，都可以成為引爆現代文學既有學術范式的突破口，其實質是跨域研究中問題系統難以調和非同源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體系，從而導致的“方法黑箱”。
在學術系統中協同作用的知識資源、方法體系、學術價值在跨域思維之中完成有效重構之前，跨域研究還將持續性地產生一些新的問題。一是跨域研究會產生大量的“中間概念”和“中間理論”，也就是說，跨域思維從某一個學科生發，經由研究者的思維轉化在文學對象上發生作用，會產生大量難以通過“顧名”就可以“思義”的中間概念。如果這些“跨域旅行”的產物無法在其他學科與現代文學研究之間建立起有效的關聯和對話渠道，很多跨域研究方法的文學合理性就會受到挑戰，其作為文學研究必不可少的人文精神內涵就容易喪失。二是在文理大跨度融合的研究實踐中容易將科技實現的技術難度轉移和放大為人文價值。對“AI詩歌”的研究就是典型例子，機器人“小冰”的寫作能力究其本質仍不過是智能機器的“海量存儲”功能在特定算法規則導引和約束下的顯現，而對這一現象進行所謂的“美學、人文研究”只能算是對人工智能信息儲存功能和研發者算法設計所做的一種“實驗報告”，還不能算是具有人文價值的學術成果。跨域研究在備受質疑中存在的必然意義是什么，或者說跨學科研究究竟可以給現代文學帶來什么呢？澳大利亞學者KatherineBode認為：“文學的意義不是單一的，而是社會構成性地鍛造而成。在這個社會里，特定時刻中特定范式（歷史的、哲學的、心理學的、社會學的，現在是統計學）的突出地位塑造了我們所知的一切和理解這一切的方式。任何情況下，學科的純潔性都無法保護貧乏的方法論。跨學科性能增加方法論意識。”[34]當然，方法論意義也只能算是意義之一，既然跨域避無可避，更多的意義，還會在跨學科研究的學術實踐中不斷發掘出來。
從2020年初開始，“新冠”疫情引爆了一場全球性的人類生存危機，這場被威廉·麥克尼爾在其著作《瘟疫與人》中稱為病毒對人類“微寄生”挑戰人類對地球“巨寄生”的大戰，席卷全球且曠日持久，在沖擊人類群體建構的國家制度、民族文化、醫療衛生體系的同時也給文學帶來了豐富的“可融合”資源，引發了“后疫情時代”的文學轉向和新的跨域合作伙伴。在創作領域，“文學寫作正在主動地并且熱切地回應著后疫情時代的呼喚”[35]，而在研究領域，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也已經表現出持續的關注，這顯然又將是一場跨學科間的對話，文學、醫學、人性、科技等新的關聯式研究必將再次引起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范式的某些變化。
結論
清代學者阮元在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的序文中說：“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史如今也歷經百年，正趕上一個“不升則降”的“快變時代”。從學術史的角度通覽一個世紀以來新文學研究的學術范式流變，可以發現，受到歷史選擇的支配作用，伴隨著一元主導、易于整體轉向的的現代文學發展格局，學術研究范式中的某一種要素（比如知識系統或者價值系統）往往在某一時段發揮著無與倫比的決定作用。這影響了學術話語各系統之間的協同作用，影響了學術范式自我更新的速度，也大大削弱了學術研究在各種文學轉向期的快速應變能力。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研究者試圖重新將中國文學研究與先進的西方文化理論接軌，在短時間內重組學術范式各個系統間的組織結構，應當說這種努力讓現代文學研究在二十世紀末達成了一種介于危機與成就、膨脹與坍塌之間的學術平衡，延續了現代文學學科在進入新世紀之初的有機生命力。然而新世紀以來的二十年，作為一個未成熟學科的現代文學又發生了一系列的新變——理論危機的凸顯、邊界挑戰的持續、跨域訴求的遞進、網絡文學的強大干擾……現代文學研究中新的學術范式已經無法于“學術流變”之中緩慢沉淀，而必須對各種突發的“文學變流”急速應對。從“流變”到“變流”，已是不可遏止的時代必然，其所導致的學術范式系統重構，不但改變著不同研究者之間的多維對話關系，也改變著學術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雙向作用方式。文學研究不再是批評家跟作者或文本之間的雙方對話關系，而是有越來越多的數字、科技、網絡、媒介、市場、圖像等技術時代的要素參與其中。這是現代文學的“后學科”景觀給研究者提供的生長環境，文學研究的健康生長有賴于文學研究者在學科意識、學術思維、學習方法、學理結構等方面調整和適應的程度。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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