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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還有文學》，宗城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經典，2022年3月出版

上世紀80年代末，李宗盛創作《阿宗三件事》用三個片段勾勒自己的早年生活狀態，分別寫給親人、創作和記憶，歌詞樸實，短長句搭配很有節奏感。每聽到這首歌里的阿宗在市井繁華里奔波，我就聯想到，青年作家宗城也有自己的三件事：讀閑書、寫文章、“席地而坐”。前兩點看起來與普通文學青年的愛好無甚不同，但宗城閱讀極快、涉獵極廣、想法極繁，對文學充滿熱忱，又能在高產出的同時持續性深入閱讀。有了這些特點，也就自然交友極多。不過，魯迅先生諷刺時人謬充知己的說法，用在這里正合適：事實上我與宗城素未謀面，神交多年，錯過幾次相聚機會，對彼此的印象皆為紙上得來。

宗城讀什么閑書？讀者從《至少還有文學》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閱讀譜系：在咖啡館與伍爾夫、張愛玲和門羅共聚，從暗夜窄巷中與卡夫卡、魯迅遙相對望，新科諾獎得主鮑勃·迪倫、石黑一雄、托卡爾丘克陸續進入宗城的會客室，并和默存理想主義的錢鍾書溫故《大明王朝1566》。“中文系學生只讀文學不算讀書。”不知道他的大學第一課上有沒有接受過這樣的教導，但顯然宗城也在文學邊際之外細讀更多的哲社經典。除卻契訶夫、菲茨杰拉德、托馬斯·哈代、袁哲生等常讀常新、手不釋卷的文學巨匠，他甚愛在同一時段內并置多本其他學科著作同讀，以便碰撞啟發。例如同時逡巡于《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東南亞史：危險而關鍵的十字路口》《弱者的武器》幾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之間。又需提一句他對影視作品、媒體特稿、微博熱搜的關注，宗城并不將其作為可供消遣的“亞文本”，這是他靈魂活動滋養進補的“閑書”一種，也是另一種開展“心靈辯證法”與“擠掉自我奴性”的陣地所在。可見，“至少還有文學”誠非謙辭，寫作的轉益多師自然要求“閑書”不閑。

宗城以文學為志業，游走于隨筆、批評、詩歌、小說、劇本之間，游走于紀實與虛構之間。他善于臧否文學熱點事件，當然不免有全職寫作者的為稻粱謀，通過一份快稿糊口養身，但他駁斥庸常之論，三言兩語里能見精警。宗城本能地對源頭問題自覺追溯，對于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觀察，幾乎要從文學文本分析的字里行間跳出來。他的自媒體時評還有個人文學創作，小說和練筆片段穿插在文學批評與有關時事激昂的兩畔。

作為朋友，我必須直言不諱，比起隨筆文章，阿宗的小說還顯得稚嫩，他筆下人物的情緒有待整理沉淀，轉化成更加“任個人而排眾數”的獨特情感。然而，我不難理解他為什么在與寧靜共處時對于階層變動、身份認同、文學何為等命題有如此的執著，并通過建立一個個相近的童話家園點燃心火，又通過或暴力或蠶食的方式破滅它。宗城的小說與批評文字能夠互為鏡像，僅從他在《作品》雜志的“左遷錄”專欄便可略窺其文學心事：柳宗元、蘇軾、湯顯祖、李德裕、冼夫人等被貶秩的歷史由他打撈，在文本抽絲剝繭中發現詩意，完成了卑賤對世俗的超克。宗城愿意在每一個最后的夜晚里尋找理想者的應許之地。

紙上得來終覺淺，如今得靠互聯網。“席地而坐”既是實指宗城的一檔播客節目，更是他疏離所謂精英而親近大眾的文化姿態。“席地而坐”著重關注具有大眾性的公共議題，談論文化背后的權力場域，試圖以一種平等、寬容和友好的方式建構一種泛文化交流模式。策劃主持“席地而坐”時，宗城從他閱讀、寫作的閣樓上走下來，破除一個關于象牙塔的借喻——又或者他根本沒有他的塔，和文字碼農、“程序猿”、外賣小哥們一起席地而坐，暢所欲言。對于宗城來說，“體面的反思”是不夠的，閱讀與行走的結合，目的在于用自我的“普遍性”替代“優越性”，這是“席地而坐”的題中要旨，亦可與他日常的讀書寫作互參。同時，宗城“席地而坐”的姿態背后也難免有著某種齟齬，他表達的困惑與遺憾也是他建構自身思想的一部分。更可貴的是，他看似是坐而論道，實際上是用自己的方式“站著喝酒”：“席地而坐”絕非流行性“躺平”的間歇清醒，而是在獨立“橫站”之后的偶然稍息——幾個簡單的姿勢，反映著百年中國的思想變動。在青年寫作者行動能力普遍性減弱的當下，“席地而坐”擁有難能可貴的稀缺品質。顯然，對新一代寫作者的關注，倘若停留在有限的發表或出版履歷上，定不能窺得全貌，更無法為其寫作的“本事”提供思考。文學的“破圈”在宗城這里不存在，且不談問題本身是否可以證偽，作家如果不主動給自己“設圈”，又何來“破圈”之說呢？通過宗城的“席地而坐”，我明白了他是魯迅先生的信徒，用思考實踐著“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行文至此，我仍沒有真正展開有關《至少還有文學》具體篇什的討論，但我已經說出了想說的話。至于更多有關此書眼餳耳熱的愉悅共識，讀者自然能根據上文點厾按圖索驥并會心一笑。人生須臾如夢，文學可抵漫長。我想，倘若努力沒有報償呢？不如慢一點，再放慢一點，畢竟夢境須臾，畢竟“至少還有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