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雖然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朦朦朧朧地讀過魯迅雜文并受到心靈的啟發和感染，但對中國現代雜文和魯迅雜文的真正關注，是從1979年攻讀碩士研究生開始的，三年中系統拜讀的第一套大書就是《魯迅全集》，本書第五章《“形象化”系統——魯迅雜文的三個藝術世界》即是碩士論文的原稿。論文的三個部分分別在中國社科院的《魯迅研究》、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研究資料》和《山東師大學報》發表后，使我第一次嘗到了治學的喜悅，越發激起了對雜文研讀的興致，但卻不敢有撰寫雜文史的奢望。不敢歸不敢，此后有關魯迅雜文和雜文史的資料，就一直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我，見到的和見不到的都用心費力地做了收集，以至于書房的大半都被它占據了。有一次我背著一大捆關于中國現代雜文的“史事編年”材料去北京，偶爾遇到了素不相識的出版界泰斗李文兵先生，他仔細看了大半天后雖肯定有加，但卻不肯幫我發表也建議我不要匆匆發表，而是鼓勵我用這些資料寫雜文史。我當時初出茅廬乳臭未干，確被李先生的信任和鼓勵所感動。但又很是愕然和猶豫，能不能勝任的疑慮濃濃地縈繞心頭。然而分手后李先生又多次書信予以鼓勵和指導，密密麻麻的“瘦金體”小楷俊字所給予的熱望和對雜文的真知灼見，真使我受益匪淺。我終于下定了決心，蟄居一隅認認真真地做了起來。這期間真切地感到了學力不足的困惑，同時又躍動著探索的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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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一向很慢。拋開集中收集資料不算，單就從系統規劃動筆寫作開始算起，這個課題已歷時20年有余（此間曾因編著《民國雜文大系》和完成國家社科規劃課題《魯迅與中國新文學》、尤其是任職文學院院長三屆九年誤了不少時光）。我慚愧于自己的疏懶，但有一點可以告慰于心的，是我沒有因各種誘惑或干擾而放棄自己的學術堅守和文學好尚。如果說一個人一輩子只能選擇做一件事，那我是甘愿選擇研讀雜文的。我發現，自己是被雜文牢牢地“綁架”了：雜文不僅是我長期矢志不移的研究對象，而且是我人生的向導，以至于使我常常本能地到魯迅雜文中尋找生活的智慧和把握行為的方式。即連自己的性格、性情和文學好尚，也受到雜文的影響。我對雜文感觸最深的是：它不畏強權和黑暗，不回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勇敢地面對嚴酷的生活現實，在長達百年的曲折坎坷的歷史風浪中，始終未曾放棄作為人類精神文明的衛士和社會清道夫的工作，就如同但丁《神曲》中那些不計成敗得失而硬要同頑石作對的“異端”一樣。這是站著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這是我喜歡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雜文并與之生命互動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對雜文藝術精神的概括認識。但在成書的過程中，卻盡量以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研究對象，即是情動于中也竭力加以克制，以避免用贊美取代科學評價，力求全面地反映出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歷史真實。然而這畢竟是我選擇的事實和我感悟到的雜文史脈及創作規律，這就必然地打上個人的主觀烙印。因此，如果書中某些觀點不當或有與事實相違之處，應由我個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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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本書我本想與雜文研究作別，但根性難除，我又于2021年申請到了國家社科規劃項目《魯迅雜文藝術研究》。這也是多年的夙愿。在研讀雜文史的過程中我由衷地感到，魯迅雜文確系文學中的“奇葩”，其藝術內涵是異常豐富、深刻而又獨特的，以至于聶紺弩說它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用一個“絕”字進行了史的概括。《中國現當代雜文史通論》對此雖設專章關涉，但未能深入也因史著的限制不能全面展開，我不揣淺陋決計要回頭再作研讀。前軍作殿軍，但愿不是后退之相，也但愿能彌補史著的某些缺憾。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任明、宮京蕾先生對本書出版的精心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