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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高建國著，作家出版社出版，68.00元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作為民族史詩中的一個重要形象，經歷半個世紀的時代轉換，依然具有歷久彌新的魅力。焦裕祿精神是如何煉成的？其間經歷了怎樣的風風雨雨？ 在人民依然呼喚焦裕祿的新時代，怎樣讓焦裕祿精神煥發出新的光彩？

寫作《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軍旅作家高建國傾盡全力，幾乎動用了自己全部的經驗和積累。他先后16次趕赴河南尋訪、挖掘、查證，跑遍了焦裕祿工作生活過的大連、哈爾濱、博山等地，這部58萬字的著作藝術而全面地還原和呈現了中國共產黨人跨世紀接續鑄造焦裕祿精神的波瀾壯闊歷史進程，為新時代推進民族復興偉業奉上一曲蕩氣回腸的壯歌。

中華讀書報：您的采寫特別扎實，能采訪到焦裕祿愛人的弟媳、焦裕祿的侄媳婦，甚至采訪給焦裕祿治過病的中醫專家的兒子……《大河初心》是一部走出來的報告文學，采訪和敘述的耐心來自什么？

高建國：報告文學重在報告，貴在文學。重寫焦裕祿要突出重圍，首先要為讀者奉上令人耳目一新的真材實料，使他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閱讀愉悅。這樣，作品才沒有魯迅說的“謀財害命”之嫌，老題材才能陡生新意。采訪之初我就發現，焦裕祿1962年底代理蘭考縣委第二書記主持縣委工作，1964年1月27日才當上縣委書記。此時，離他去世僅剩3個月零17天。他1963年5月任縣委第二書記時，省委組織部干部處建議派張漢儒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焦裕祿的蘭考上任之路為何這樣漫長？ 其間發生了什么？ 張漢儒又來自何方？熟知內情的原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剛以98歲高齡謝世，健在的老蘭考人誰也說不清，偏偏河南竟找不到焦裕祿一份完整檔案。我對在省、市、縣三級檔案館和山東博山焦裕祿紀念館找到的4張任職報告表進行綜合分析，終于弄清了焦裕祿上任之路一波三折的過程。這些新的發現和書寫，不僅填補了中共黨史空白，而且成為直抵人心的精彩內容。

采訪中破解重大疑難問題，是一個腳力腦力交替并用的過程。我用雙腳勘探未知，用頭腦搜尋遺珍，在聚沙成塔中靜候一個看上去毫無新意的題材從量變到質變、從老套到新穎。這種期待和渴求，成了我鍥而不舍堅韌前行的動力。馮健看了我反復修改的書稿后，欣慰地說：“我喜歡看京劇，如果說，當年我們采寫的焦裕祿通訊是京劇的一折，那么，你這個稿子就是京劇的全本；當年我們掘地一尺，你掘地百尺。你采訪的深入扎實，遠遠超過了我們職業記者。”

中華讀書報：有評論家認為，您對焦裕祿精神層面的認識和理解高于以往對于焦裕祿的書寫。您認同嗎？ 您認為這種“高”是緣于什么？

高建國：置身新時代書寫新鑄造，需要有嶄新的視角。這就要跳出寫傳記、生平的窠臼，集中寫我們黨鑄造焦裕祿精神的長周期過程，從這個窗口進入，打開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對黨和國家幾十年的歷史作一個縱深透視。如此謀篇，一個人與一個政黨、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格局和氣象就出來了。我堅持缺失的內容寫全、概略的內容寫細、相同的內容寫新，憑借新材料、新認知寫出讀者聞所未聞的蘭考往事與新風新貌，使這一章得以躍上書中的高地。

中華讀書報：這部書立體全面而且完整地展現了焦裕祿的人生軌跡，從家族寫起，材料詳實，能看得出來您寫作背后所下的功夫。

高建國：我是懷著賡續黨史的敬畏之心，重返歷史現場披沙揀金的。由于年代久遠，一些老同志的回憶難免會出錯甚至“穿越”。這就需要認真核查。蘭考縣委原新聞干事劉俊生回憶，1963年6月，焦裕祿為推動抓典型召集公社黨委書記開會，會上兩次拿出《河南日報》，指著上面刊登的蘭考有關社隊的報道，啟發大家要學會典型引路和抓兩頭帶中間的科學工作方法。我到《河南日報》查閱存報，未發現劉俊生講的那些報道，便把那段時間《河南日報》關于蘭考的報道全拍回來與劉俊生對照回憶，使有關報道與焦裕祿例舉的社隊“對號入座”。對這些歷史過往，我堅持秉筆直書，為焦裕祿精神成長史留下真實的文學記錄。坦率地說，我不贊成報告文學創作借用影視劇“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理念。我認為，真實，是報告文學區別于其他虛構文體最顯著的特征，也是報告文學的魅力和命脈所在。如果失去了真實，報告文學的生命就結束了。

中華讀書報：作品通過豐富詳實的資料和脈絡清晰的敘述，描述焦裕祿精神成長和焦裕祿精神在新時代的價值和意義，您怎么看待焦裕祿對于當下的現實意義？

高建國：蘭考有1963年9月焦裕祿手扶樹干照過相的“焦桐”。這棵中國存世時間最長的泡桐王，被視為焦裕祿精神的象征。中國歷史文化中，那些被神話的英雄人物，總是以百姓最喜聞樂見的形式，傳導和折射出一個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心理，從而具有了永不衰竭的價值和恒久的生命力。焦裕祿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旗幟，在他身上最徹底地體現著黨的宗旨和初心。

中華讀書報：作為軍旅作家，您認為部隊生活給您帶來了什么，先前的《一顆子彈與一部紅色經典》，也獲得很多好評。

高建國：我從1974年開始在報上發表一點雜文和散文，青年時代雖未能遂愿從事專業文學創作，但多崗位歷練豐富了閱歷、開闊了視野。每個作家的書寫，都會留下自己的人生屐痕和職業印記。職業軍人對于黨和國家及人民的責任，參加抗震救災等非戰爭軍事行動，鍛鑄了我的忠誠、堅毅，錨定了我寫紅色題材的文學坐標，也賦予我嚴謹求實和守正創新的追求。寫《大河初心》時，多年的工作積累與生活甘苦，成為我與歷史和人物對話的底氣。寫這部作品要求有一點政治和經歷資質，作為出場入戲的“導演”，我沒說外行話，這得益于崗位和工作經驗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