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梁曉聲的新作《中文桃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在媒體懇談會上說：“寫完《人世間》后，我想放松一些，寫一部不那么沉重的小說，否則大家會以為我就是一個不知道有多憂患、多沉重的人，其實我不是。在《中文桃李》中經常有小小的幽默掩藏在字里行間，這也是我在生活中比較愿意（處在）的狀態。”

《中文桃李》將目光對準了80后大學生這一群體，講述中文系新生李曉東和徐冉在火車上初遇，經歷一場漫長的纏綿抑或糾纏之后結為伴侶。這對主人公和所有同學一樣，面臨著畢業后是留在家鄉小城市發展，還是進入大都市打拼的抉擇。兩人成為北漂后不得不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和工作挫折的諸多挑戰，在職業理想和人生規劃之間努力尋找著可能之路，最終雙雙放棄北漂生活、回歸故鄉，找到了人生的價值與心靈的歸宿。

中文系的尷尬：曾經的香餑餑，而今已冷落

中文系在1980年代可能是最好的專業之一，“曾經的才子和才女們都是在中文系，一個學校如果沒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但書中的主人公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情況就已經不一樣了，梁曉聲苦笑說，“中文系最初是喜歡中文才去讀的，現在只是權宜之計吧。可能理科與男生競爭沒優勢，實屬無奈之下的選擇。尤其是現在考進中文系的女生，恨不得趕快考研再搖身一變跳出中文系。”《中文桃李》中的女主人公徐冉就是這樣一個設定。

由于各個專業面臨的狀況不一樣，大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也不一樣。“醫科大學畢業的學生，本科、碩士、博士，其能力就在那兒擺著，不存在什么特別的問題；理科也差不多，搞科研的專業都不太需要老師去鞭策；甚至包括文藝學科也是這樣，比如說歌唱、器樂的演奏。但中文系非常特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蕩得很厲害，裝出特別深刻的樣子。有時候學生會如此，可能老師在講課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地如此。”

梁曉聲認為，聽一些文史哲知識分子講話的時候，總覺得貌似深刻，仔細琢磨起來覺得不著調：“討論問題是很莊重的事情，不需要那么多詼諧和搞笑。”我們需要幽默，但不是無時無刻都需要。“現在一些知識分子談話的時候，把許多場合都變得有娛樂性，如果開場白不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好像就不能進入討論問題的環節，這可能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除此之外，中文系學生的男女比例也是一個問題。梁曉聲2002年剛到北京語言大學時，中文系里男生有十幾位，后來男生越來越少。“男生少到這種程度時，如果又很內向、不常發言，那實際上大家聽到的討論之聲，都是女性的觀點，這對討論本身是一種遺憾。”

北京并非唯一的歸宿

梁曉聲把自己的畢業生分為兩類，一類是回到原籍的省會城市，另一類是留在北京。他說：“老師都希望學生幸福，我的學生凡是回到自己原籍的，現在的生活都相對滋潤。”梁曉聲對于學生們幸福不幸福的判斷標準之一，就是看他們家住什么樣的房子，省會城市的房價相對較低，可以用較少的錢買到一個好的居住環境。“我覺得這才是人生，至于其他的方面都在這個物質基礎上開始，是不是有一點俗，不浪漫，不激情？”

相比較而言，留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學生，特別是那些優秀的女生，她們本來可以不在北京，換一個地方，就可以呈現出身上其他方面的優勢，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職業理想、人生規劃以及對現實生活的執念，有些不適合留下的人還是選擇很艱難地熬著，梁曉聲認為這樣的人生規劃“太要命了”。

梁曉聲補充道：“我們說北京機會多，可能就是指資源多，這是一方面，當然還有執拗的那一面，就是覺得北京了不起，覺得成為北京人是絕大的榮耀。這一點在女生身上比男生更甚，甚至有些男生是被女生裹挾著留在了北京。這很可笑，成為北京人是絕對可笑的人生方向。”

放棄了又如何？

《中文桃李》中李曉東和徐冉因為一系列原因，選擇放棄北漂，回到家鄉，而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位面臨抉擇的“年輕人”都有如此魄力。

由于2022開年大劇《人世間》的大火，蜂擁而來的各路媒體使現年73歲的梁曉聲心力交瘁，他分享了這樣一個現象。“不管是對哪一家媒體，我都說我好累。對方會說拍兩分鐘的短視頻就好，但兩分鐘我也要倒騰一個小時。請饒了我，體恤我一下。”但在梁曉聲的印象里，男記者和女記者聽完“求饒”的反應不太一樣。男記者可能會失落，但就不再繼續追問。“女生的那種咄咄逼人、抓住不放和死纏爛打，真是讓人抵擋不住。我就有了一個疑問，女生放棄了又如何？對人生、職業有影響嗎？什么影響都沒有。但這種極度要強，想要成功、上升的野心，也不只是女生……”

梁曉聲對此頗感無奈：“能不能到一定階段后，就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一切都放穩當點？我作為一個作家，在文壇中從未謀過一官半職。如果太在意這些，得多累！”

作家是時代的記錄員

梁曉聲近幾年的作品與以往“社科類”著作的寫作風格大相徑庭。他表示：“其實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之前，我也寫過《九三斷想》《凝視九七》等等。實際上中國轉型時期開始后，出現了很多社會現象，我的印象里北京突然多了許多皮包公司，除了出現許多類似買辦的人，下崗、失業也出現了。”

在社會拐點來臨的時候，梁曉聲說自己把寫作這件事定義為時代記錄員。“我也不是直接記錄，當時確實放下了小說構思，就想像魯迅那樣，用雜文記錄社會現象，可能這個狀態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到寫《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的時候，它就相對更宏觀一點，有跨界的感覺。”

梁曉聲坦言，那些寫小說、看小說時眼里就只有小說的作家，自己是不同他們來往的。“我覺得小說家眼中要有更多的事情，要學會觀察到更多的現象。我們回過頭看文學史，好多優秀的小說家都是如此，如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甚至包括雪萊、拜倫、海涅這些詩人也是如此。我認為他們當時是把自己放在既是詩人，同時又是知識分子的狀態，到后來才變得相對平和，這跟年齡有關。”

再寫一本就關門

談到當今文學，梁曉聲認為不能太把自己當回事、裝出深刻的樣子。“裝深刻本身也很吃力，許多人拿起筆寫人生，只要文字不錯，都可以寫出文學作品，作家又偉大到哪兒去？”在他看來，作家寫小說和匠人們定制一雙好靴子、定制一個高檔包差不多，經典作品和釀出世界名酒、制作出世界品牌的香水，可以放在同一個層次，因此還在《中文桃李》的最后調侃了一下自己。

“那個梁曉聲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樣，經常轉移于生死二場（小說中徐冉回到家鄉，在市府下屬離退休老干部服務處當主任，經常要主持操辦追悼會），估計他就不會再到處賣他那狗皮膏藥了……”

梁曉聲笑稱自己是“梁記面食店”店主，《中文桃李》相當于他這輩子“最后兩缸面中的其中一缸”，之后再寫完一部長篇小說就要結束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