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接到“第九屆讀友讀品節(jié)公益形象大使邀請函”后，陶勇迅速給出了應邀的回復。在對接采訪的過程中，《自造》一書的編輯發(fā)來一份Word文檔，文檔名是《陶勇醫(yī)生介紹》。這份文檔的字數是5704，簡要概括了他的人生軌跡，其中包括履歷、科研成果、所獲榮譽，以及近年來他在公益活動中做出的努力。

2020年1月，陶勇遭遇醫(yī)傷事件，5月恢復出診。緊接著，陶勇完成了《眼內液檢測的臨床應用》，又相繼推出了《目光》《自造》兩部散文集。其中，《目光》銷量超過30萬冊。在《自造》中，陶勇講述了自己的成長歷程，以及他長期以來對閱讀、醫(yī)學、生活的思考。

進入另一個世界

走出家門，聽到確鑿的鳥叫聲，再往前走，車笛的分貝漸強，擠一小時地鐵，趕到朝陽醫(yī)院，穿過大堂、電梯、樓道，經過涌動的人群，換上白大褂，眼科醫(yī)生陶勇的一天開始了。恢復接診一年多，陶勇每周三出診，接診量在三四十例，時間從下午兩點開始，一直持續(xù)到晚上七八點。

自2021年5月開始，醫(yī)院停了陶勇的“對外預約掛號”和現場掛號，他只接診團隊內部轉診的疑難重癥，不再接手常見病和多發(fā)病。重癥患者收進病房后，陶勇會收到手術通知。他以“糖網”舉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簡稱），患者由于血糖失控，眼底生成蛛網般的“新生血管”。“新生血管”日漸纖維化，就像膠水粘在衛(wèi)生紙上。醫(yī)生要把膠水剝離，同時保持衛(wèi)生紙完整。

這意味著陶勇的工作發(fā)生了轉向——從接診轉向攻克疑難雜癥，通過科研創(chuàng)新、科研轉化提升整體醫(yī)療水平，以及科普。

科普是陶勇一直在做的事，他給《健康報》寫過稿，參加過中央電視臺的《健康之路》、北京電視臺的《養(yǎng)生堂》，配合多家廣播電臺錄制節(jié)目。在微博超話，陶勇設計了欄目“陶勇醫(yī)生每周一答”，科普眼科知識。2022年5月，陶勇的《保護眼睛大作戰(zhàn)：陶勇醫(yī)生眼健康科普漫畫》一書即將出版。這是一本300頁的科普繪本，主角“光明使者陶小淘”來到眼球帝國，與小眼球朋友探索眼睛的神秘世界。

“給兒童做科普，形式特別重要，要用孩子感興趣的形式。不能用生硬的說教，不能用大段的文字，他讀起來費勁，就堅持不了。”陶勇提到女兒，女兒愛看動畫片，會反復看一部。他感到詫異，繼而疑惑，納悶地自語：“這有什么好看的？”客廳里，陶勇的父親聽見，眼皮也沒抬，緩聲說：“你小時候也一樣。”

在和女兒的相處中，陶勇受到啟發(fā)，最后選擇用漫畫呈現，在語言上盡量靠近兒童。為此，他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但陶勇認為，這件事很值得。“其實兒童科普的意義要重于成人科普”，陶勇接著說，“一個人一生都會受益于童年時期受到的教育。”一旦把時間拉長，兒童科普的“長尾效應”開始顯現：等這一批孩子長大，他們會成為新一代家長，良好的用眼習慣會被傳遞給下一代人。

2021年12月，繼《目光》之后，陶勇推出了新作《自造》。他不愿把《自造》稱為《目光》的“姊妹篇”，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進階篇”。同樣是從醫(yī)生的視角出發(fā)，講述工作、生活里的思考，但兩部書的寫作風格截然不同。《目光》是沉靜的，如同靜謐流淌的溪流，倒映長空中的一輪明月。而《自造》更像走進了脫口秀、相聲專場，文風詼諧，人間的熱烈與歡騰撲面而來。

“對，讀者看完會好奇，（它們）不像一個人寫的書。”電話那頭，陶勇笑著說。《目光》出版于2020年10月，當年5月開始創(chuàng)作。那時，陶勇出ICU三個月，剛恢復出診。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名患者——左手的神經和肌肉全部被砍斷，縫合后失去知覺，需要做康復訓練，接受電療、按摩。于是，該書由陶勇口述，好友李潤整理。他解釋，《目光》有2位作者，自己只“寫”了半本。

“相對來說，那是我人生中最困難的一個時期，所以那時候讓我整天樂，似乎也樂不起來。”陶勇用“好了傷疤忘了疼”形容自己，到了2021年，“度過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時間”，他真正迎來了曙光和黎明。

于是《自造》里，那個曾在傷痛遮蔽下的自我開始浮現。他是帶女兒沖浪，誤判海浪高度的粗心父親；是傾聽護士講述生活難題后，“胸口壓了重石”的科室主任；是31歲被醫(yī)院破格提拔的最年輕的副主任醫(yī)師；也是在“驚才絕艷”同行面前倍感壓力的“落后分子”。

為了寫《自造》，陶勇花了半年，有時在火車上，有時在咖啡館，有時在家。妻子支持他寫作，包攬了所有家務，一旦發(fā)現女兒影響丈夫寫作，妻子立即把她領出房間。靈感來了，陶勇隨時記下，有時在馬路牙子上，有時在朋友聚餐時。飯桌上，一旦聽到新奇的觀點，陶勇會“叫停”——在戛然而止的氣氛，以及眾人詫異的目光下，迅速記下“熱乎”的語句。直到打出“繼續(xù)”的手勢，熱烈的交談聲才再度出現。

《自造》是陶勇個人第一部獨立完成的非學術類圖書。之所以決定寫書，源于他去高校演講的經歷。傷醫(yī)事件后，陶勇被推到大眾面前，成為一名公眾人物。康復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中國農業(yè)大學等10所高校邀請?zhí)沼伦鲋v座。每到提問環(huán)節(jié)，他都會感到一種錯位——這些經歷過高考，實現“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尖子生，并沒有“人生贏家”的自信，更多的是困惑、迷茫。陶勇和教辦教師的交談中，證實了這一點，一些學生甚至存在抑郁癥狀。

陶勇參加線下活動

“他們?yōu)槭裁闯羁嗫嗟模揖蜁X得很奇怪。”陶勇聯想到了自己，經歷了惡性傷醫(yī)事件后，整天還樂呵呵的。他意識到，在外界看似枯燥無聊，運轉負荷極大的醫(yī)療工作中，他找到了堅持的動力和愿景。在一個祛魅的時代——科學成為解釋一切的“武器”，理性思維崛起，人文精神式微，人們需要一個自我挖掘的人生觀。這成為陶勇寫《自造》的契機。

不久前，陶勇參加了綜藝節(jié)目《令人心動的offer3》的錄制。他把“offer3”視作一場球賽，“一群醫(yī)生里的新生，穿著圣潔的白色球衣，哭著、笑著、奔跑著、吶喊著、把堅定的醫(yī)學夢想踢進千千萬萬少年人的心里。”

時間再往前撥，陶勇還出現在《天天向上》《脫口秀大會》的現場。從某種程度上說，上綜藝和寫書、演講是一致的——都是在做科普，無非換了一種形式。

“我不太拒絕新鮮事物向我招手，因為我本身是一個open的人。所以新鮮事物出現的時候，我不會說no。”陶勇有寫下一本書的想法，關于題材、風格，還沒想過。他的回答是，一旦有了明確的限定，寫作就變成一種任務，那么“生活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陶勇把人生比作一幅不完整的世界地圖，他沒有盡快拼完的想法。他好奇的是，接下來會拿到哪塊拼圖。正是這種新奇和不能被定義，讓拼圖游戲變得有趣。

非功利性閱讀的意義

陶勇的童年在新華書店度過。母親在新華書店上班，工作時間早八晚六。小學與新華書店挨著，從課桌前起身到書店，用不上10分鐘。周末、節(jié)假日、寒暑假，幾乎在所有不用上學的日子里，陶勇都在書店泡著。母親忙于理貨、銷售，不忙的時候，她也從不干涉兒子的閱讀，書店有什么就讀什么。憑著興趣，陶勇讀完了書店里所有的武俠小說和科幻小說。

陶勇的臥室很小，但有一排長書架，上面擺滿了書。寫字桌在書架旁，他在這里閱讀、寫作業(yè)。長大后，陶勇才知道書架能擺滿的原因。那時，父母工資不高，母親全天站著工作，腰疼得厲害。為了讓母親睡個好覺，父親攢了一筆錢決定買席夢思床墊，結果母親把買床墊的錢用來買書。加上母親在書店工作的便利，陶勇實現了“閱讀自由”。

讀武俠小說時，陶勇羨慕的是神醫(yī)——無論多厲害的大俠，在神醫(yī)面前都要聽話。當時電視臺播放《神雕俠侶》，正演到主角身中情花之毒，小龍女不惜跳崖救楊過。第二天，課間休息時同學交流最新劇情，一片哀嚎。“要是《雪山飛狐》里的藥王出現就好了”，陶勇心想。回家后，他學著藥王的樣子，把藥箱翻了個底掉，將香砂養(yǎng)胃丸、利福平眼藥水、感冒沖劑、三黃片攪拌搗碎，添入當地的甘草、竹根七加水混合，置于火上炙烤，冷卻后封壇埋入土中月余。挖出后，“神藥”成了一瓶漆黑的黏稠液體。陶勇喪失了勇氣，沒敢服下，猶豫良久后喂雞，結果雞也不喝。最后，他只得倒入家門口的文竹盆里。一周后，文竹枯死。這就是陶勇首次邁向“醫(yī)學”的故事。

翻開《自造》，能窺見一段陶勇的閱讀歷程。他的閱讀書單像一個胃口龐大的雜食動物，包括《傳播研究，1948~1949》《照護》《有限與無限的游戲》《戰(zhàn)國策》《金匱要略》《三體》《活著》《牛棚雜憶》《孤獨六講》……寫書時，他隨手引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兩獲諾獎的化學家桑格、英國作家詹·豪厄爾、法國思想家蒙田、性學者亨特、奧地利心理學家弗蘭克爾的觀點。

陶勇提到最近讀的書，第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陀翁寫了監(jiān)獄里的犯人，他們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即便一生要在疾病和寒冷中結束，仍在期盼圣誕節(jié)。這令他聯想到一株被石頭壓著的小草，纖弱、無力，在嚴冬中等待春來。

第二本是友人寫的《植物的戰(zhàn)斗》，書里寫到了植物的故事。植物與人別無二致，一樣遵循著生存法則。陶勇舉例，歐洲南部有一種特殊的蜜蜂，公蜂比母蜂早幾周孵化，當地有一種植物與蜜蜂相像。實驗人員發(fā)現，70%的公蜂不和母蜂交配，而是給花授粉。花與蜂蜜共存，既欺騙對方、利用對方，同時彼此成全，達成了生命的動態(tài)平衡。

最后一本是《貪婪的多巴胺》，講的是情緒的生理基礎。有人喜歡喝可樂，一瓶接一瓶，根本停不住；有人喜歡跑馬拉松，一堅持就是十幾年。當行為形成“獎賞通路”，喜好也就固定下來。這些書看似沒有共同聯系，但都延續(xù)了陶勇兒時的閱讀習慣。每本書都像糖盒里的口香糖，掏出一粒來，撕掉表皮的包裝紙，總能嚼出不同的味道。

越長大，陶勇越意識到“非功利性閱讀”的價值。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人要做的事情不同。他以自身學醫(yī)經歷舉例，一開始是“技”的階段，磨礪技術、技能、技巧。當眼科醫(yī)生得手巧，要在顯微鏡下練習用發(fā)絲四分之一細的線在紗布上縫合打結。為了在白內障手術中找準切口位置，陶勇到屠宰場買豬眼，5塊錢一個的豬眼買了幾百只，一個動作練了2天。到后來，有了幾萬臺手術的經驗，他握著手術刀就像在鋼琴上彈琴，聽著玻切機的咔咔聲，有一種揮灑自如的暢快。

第二個階段是“藝”，不滿足于照書上的方法治常見病和多發(fā)病，他開始挑戰(zhàn)疑難雜癥，改進臨床診治方案，讓治病過程變得更簡單、快捷、高效，提升診斷的準確率和治療的有效率，醫(yī)生開始享受到藝術家創(chuàng)造滿意作品時的感受。第三個階段是“理”，病例、生活、圖書、電影串聯在一起，陶勇體會到平衡的道理，最初是生理學上的穩(wěn)態(tài)，逐漸延伸為器官的平衡、身心的平衡、人與人的平衡、人與社會的平衡、人和大自然的平衡。

到第三個階段，醫(yī)生從工人成為工程師，隨著技術逐漸圓融，刻苦練習不再奏效。這時，曾經讀過的書開始生效——每個門類的書串聯起來、匯聚成想象的翅膀，沖破學科壁壘，飛越高山，帶他來到更高遠的天際。“只有這樣，你才能夠獨立思考，才有可能提出新的觀點，才有可能給出一個新的，前人沒有提出的解決方案。”陶勇認為，這是“非功利閱讀”帶給自己的最大收益。“閱讀”是一個動詞，它要在時間的長河里浸泡，然后在若干年之后展現出價值。在此之前，人們要耐心等待。

陶勇承認，自己的閱讀時間比較分散，有時在車上，有時在地鐵上，有時在健身時——家里有一個橢圓儀，一邊踩，一邊看。他提到了女兒，一到周末她就纏著大人去北京圖書大廈、國家圖書館。到了地方，她不會專注地看一本書，而是走馬觀花，一會這本翻翻，一會翻翻那本，“就像爺爺換電視頻道一樣”。

陶勇在旁觀察，始終沒吱聲。他不希望讓閱讀變成一個任務，這正是女兒感受世界的方式。而她踏進圖書大廈大門這件事本身，已經實現了陶勇的目的。

時間到了下一個輪回。那個在很多年前，隨母親上班的小男孩，重復了母親的做法。只不過，他不再是小男孩，成為父親的陶勇，看著眼前的女兒，她的身影隱約和兒時的自己重合。

進入另一個世界

執(zhí)筆《目光》的李潤是陶勇的大學同學，兩人就讀于北大。在李潤記憶中，陶勇的時間表永遠是滿的，“每天從醫(yī)院回來，一頭扎在電腦前寫論文、做課題到半夜一兩點，早上五六點起床去醫(yī)院查房。”到休息日，陶勇起得更早，乘早班車去郊區(qū)屠宰場買豬眼，然后帶著血淋淋的豬眼回實驗室。過了一段時間，陶勇開始養(yǎng)豬、養(yǎng)兔子，身上總有一股豬屎味。

偶爾同學外出聚會，只要陶勇在場，無論是吃飯、打游戲、唱歌，都會逐漸變?yōu)椤皠钪狙葜v”，聽得人人熱血沸騰，決心從明天起刻苦努力。然而激情只持續(xù)一晚上，第二天只有陶勇言行一致。反復幾次后，李潤開始避著陶勇，“不敢見他，一見他，就回憶起那天立下誓言的自己，略有羞愧。但墮落久了，又十分想念，聽他罵上幾句，好像又能打起一些精神。”

陶勇非常守時，在李潤的印象中，他沒遲到過。約定好時間，陶勇只會早到，在約好的地點支起電腦工作。陶勇專注地敲擊鍵盤，好像身處另一個世界，與飯店嘈雜的環(huán)境隔絕。李潤稱陶勇為“生活上的白癡”，除了工作和學業(yè)，沒有關心的第三件事，對錢也缺乏概念。陶勇床底下有一個大鐵皮桶，臟衣服都塞進桶里。直到再也無法塞進去下一件，他才會拎著鐵桶，把衣服倒進投幣式洗衣機里。洗衣機啟動，發(fā)出轟隆聲，所有的衣服攪拌在一起。

有一次，陶勇要參加一個全國性質的演講比賽，拉李潤到宿舍，聽他彩排。聽完演講，李潤提不出意見，不知說什么好，只好隨口問了一句：當天穿什么？聽罷，陶勇從桶里扯出一件皺巴巴的襯衫，把衣服展開。李潤當即否定，并說服他斥巨資買了一身西裝。比賽很順利，陶勇拿了第一。沒過多久，李潤再去陶勇宿舍，發(fā)現西裝迎來了與同類一樣的宿命，不分貴賤，都在鐵皮桶里待著。

上大學時，學生發(fā)一篇SCI是一件難事，任誰都要扒掉一層皮，而陶勇默默發(fā)了79篇。畢業(yè)那天，陶勇作為全校畢業(yè)生代表上臺發(fā)言。不認識他的人，都會驚嘆，而他身邊的朋友很平靜，早已習以為常。

為了寫書，李潤去醫(yī)院、科研室、康復中心，甚至和陶勇住了一段時間宿舍。淋浴間水管僵化，被褥一看就用了十幾年，蓋在身上又硬又滑。大學畢業(yè)十幾年，陶勇已是科室主任，但他的生活用品與大學時代別無二致。李潤看著，陶勇在水龍頭下洗臉，蓋上被子，香甜入睡。時間在陶勇身上仿佛是靜止的，他身上理想主義的內核，仍然完整地保存著。

進入工作崗位后，陶勇選擇主攻難度極高的葡萄膜炎。葡萄膜炎是我國致盲的主要病因，50%以上的葡萄膜炎無明顯病因可查。患者往往由于自身免疫力低下繼而引發(fā)眼睛并發(fā)癥，例如糖尿病患者、白血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這類無法根治的疾病會導致眼睛并發(fā)癥反復。這是一個冷門領域，當時研究葡萄膜炎的醫(yī)生極少，全國有能力做手術的醫(yī)生不超過10人，陶勇是其中的佼佼者。聽聞陶勇受傷，一位患者的母親說，她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給陶勇。在她眼里，陶勇的手無法恢復，等同于給孩子的眼睛判了死刑。

問及葡萄膜炎的研究現狀，陶勇回答：“現在生物制劑，就是靶向藥物能更好地去除炎癥，未來有可能從主要致盲性疾病中摘掉。”這個未來有多遠？陶勇平靜地說：“快了。”如果一定要說一個數字，他繼續(xù)說：“大概10年左右。”他的語氣平靜，“10年”聽起來像是一個即將到來的時刻。

科研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陶勇舉例，這就好比問一個孩子什么時候長大？如果非要問年齡，那么只能說是18歲，但其實每一天孩子都在長大。科研也是一樣。

除了醫(yī)患關系，陶勇還在書里多次寫到父母。一天，陶勇在家聊到老年黃斑變性病，十多年里隨著技術發(fā)展，治療方式一再更新。他感慨，學醫(yī)的經驗保質期越來越短。父親回應：“過期的經驗就是毒藥。”母親在旁，跟了一句：“看來這看病還得圖新鮮。”

陶勇回憶起自己從ICU轉到普通病房，見到父親的場景。躺在病床上，陶勇望著父母，他們異常平靜，沒有流露出一點絕望、痛苦的神色。父親只講了自己小時候的一個故事：祖父離世早，留下孤兒寡母三個討生活。家里只有一條褲子，他和姐姐只能輪流出門。一天，他獨自上山砍柴，不慎劃傷，鐮刀在小腿留下了一道十幾厘米長、三厘米深的口子。他拿衣服捆住大腿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才回家。故事講完，父親沒再說別的。陶勇完全理解父親的意思。陶勇不知道的是，當父母看到昏迷的自己，哭到險些暈倒。

每次分別前，陶勇都會和父母擁抱。在小區(qū)陪父親散步時，陶勇會牽起父親的手。“跟父母擁抱的感覺特別好。很多人心里想著父母，但是羞于說出口。有的時候過于含蓄，其實也是一種遺憾。”陶勇分析，這可能跟自己當訪問學者有關。2008年8月～2009年8月，陶勇到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yī)院眼科做訪問學者。陶勇的導師是德國人，師母是印度人，夫妻見面會行貼面禮。

陶勇的心得是，親子溝通需要借助具體事件。一到飯點，父親堅持看北京電視臺的節(jié)目“歡樂二打一”——電視版“斗地主”。在眼科醫(yī)生的評判中，吃飯看電視不是一個好習慣。但“兒子”的身份占上風，陶勇沒有制止，反而加入看節(jié)目的行列。一邊吃飯，陶勇一邊跟父親聊，某位參賽選手怎么這么出，出另一張多好。這時，父親興致很高，頻頻應和，是啊是啊，應該出另一張。

父母不愛去家附近的超市買菜，覺得不夠新鮮、還貴。他們常坐2站公交車，去農貿市場買菜。陶勇不想讓父母太辛苦，但也沒有勸說，“你要認同他們的做法，不要輕易地否定。”

父母買菜回來，陶勇問，農貿市場大不大？他們會答，特別大，賣什么的都有，有賣魚的，有賣雞的……接下來，父母打開了話匣子，開始講買菜路上的見聞。陶勇看著他們，時而“嗯嗯”地點頭。他想進入父母的世界，“陪他們一起看他們世界里的星星。”

對話

陶勇& 好書探

Q：您在書里寫到，問診室里會放免費的面包、礦泉水，患者可以自取。補充血糖后，病人待診的情緒也會轉好。這類細節(jié)還有嗎？

陶勇：我們會想很多辦法，讓患者和醫(yī)生在工作的時候更和諧。醫(yī)院跟北京市紅十字基金會成立了光明天使，就是一個醫(yī)務社工的服務計劃。等候時間比較長的患者，志愿者會給他們倒水。候診處準備了充電寶，患者手機沒電了，馬上能借到充電寶。我們還在診室的走廊放了一個電視，循環(huán)播放科普視頻，患者在等待的時候可以看電視，了解一些眼部科普知識。

志愿者做過很多感人的事情。有單親媽媽一個人帶孩子來看病，志愿者發(fā)現她們帶著很重的行李，于是就從診室送到地鐵，再從地鐵站一直送到賓館，等于是延伸了服務。

最小的志愿者是5歲的小恩。他會帶很多玩具，如果來醫(yī)院看病的小朋友哭鬧，他就拿玩具跟小孩玩。所以在我們這看病，小孩也不哭鬧。這些都是我們在想辦法，希望讓這個過程變得更加順暢和諧。

Q：與《目光》相比，《自造》似乎更關注心理？

陶勇：關注疾病本身，是最基本的。要想把一個人的病治得更好，就要關注心理。患者有自己的主觀感受，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患者能不能很好地信任醫(yī)生。

此外，還應該關注患者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打個比方，例如有務工人員看病，要盡量想辦法去適配他的工作狀態(tài)。他不可能天天住院，他需要出門賺錢。醫(yī)生要提供一個患者可接受的就醫(yī)頻率。

一個完整的醫(yī)療鏈條，是以人為本的，不是以病為本的。心理活動是人的復雜情感，我們要把病人當成人去醫(yī)，而不能只看到疾病本身。

Q：您在書中是否傳達出了這一點——醫(yī)生不只是單向度的付出者，還能從中獲得力量？

陶勇：對，否則達不到平衡。醫(yī)學要強調奉獻，醫(yī)生這個職業(yè)要有較高的道德標準。但我會覺得平衡可能才是醫(yī)學的本質。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醫(yī)生完全只是幫助別人，自我消耗的話，是很難持久的。

我自己能在醫(yī)學里長期待下去，尤其是遇到了惡性的傷醫(yī)事件，我還能繼續(xù)堅持，主要是因為有好奇心，我一直認為人體很神奇；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達到了平衡，我從工作中獲得了滿足，在工作中成就了自己。

Q：為什么生命這么吸引你？

陶勇：從小我就覺得植物很神奇，家里一直種綠植，有文竹什么的。我跟我爸去杭州靈隱寺那邊旅游，買回來一個工藝品，一個葫蘆。我就很好奇，在葫蘆底下鉆個眼，發(fā)現有葫蘆籽。我把葫蘆籽種到土里，結果還長出了葫蘆秧。我爸原來從蘑菇廠弄來一顆菌棒，澆點水就會長出蘑菇來。在我心里，一直覺得生命很神奇，一直保持著好奇心。

Q：為什么選擇當眼科醫(yī)生？

陶勇：10歲那年，母親帶我去省城南昌的大醫(yī)院。母親有沙眼，她的眼睛紅紅的，總是不斷流淚。之前家里貧困，她總是忍著，不舒服的時候點一點眼藥水。怕傳染給我們，所以她的毛巾、枕巾從來都單獨放好。

醫(yī)生給眼睛上了麻藥，然后用細針挑眼小白點，一個一個地挑出好多白色的沙粒，沙粒很大。這些沙粒困擾了母親十幾年，在醫(yī)生手里輕易地解決了，從那以后母親的眼睛再沒疼過。我對眼科有了深刻印象，高考填報志愿，毫不猶豫報考了北京醫(yī)科大學。

Q：《自造》末尾，收錄了幾封讀者來信以及您的回信。現在還會收到信嗎？

陶勇：親手寫的信比較少，更多的是微博私信。每個禮拜都有幾百條，我實在沒有精力一一回，但會挑一些有代表性的問題回復。

Q：可以聊聊您和女兒的相處嗎？

陶勇：跟孩子在一起，也是自己成長的一個過程。原來我只學會跟父母相處，現在有了這個機會自己做父母，這對于自身的認識會更加立體。實際上，拿成人的標準去看，孩子有很多幼稚、無厘頭、不講邏輯、不講理性的行為。但你會發(fā)現，童真的背后有她的邏輯。

Q：閱讀對人一生有哪些影響？

陶勇：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斷地認識自己，不斷做自己的主人。很多時候，人會被情緒控制，不知不覺做了情緒的奴隸。但是當我們看書，就有反思，在這個過程中對自己有更深刻的認識，就會嘗試去控制情緒，去把握行為。做自己的主人，是一個水滴石穿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