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走筆至此

郭冰茹

“在古典悠悠的清芬里，我是一只低回的蜻蜓”，這是余光中的詩句，專治古典文學的同事將它做了自己的個性簽名借以抒懷。我雖不治古典，但迷戀書卷，所以，若將此句中的“古典”二字改為“書卷”，也頗能表達我若干年來埋首案頭的感受。

自我以文學為專業、繼而為職業以來，我的不少同學、同事和朋友被我戲稱為文學行動者。他們寫詩、寫小說、寫劇本、籌建文學社、出版自己編輯的文學刊物；他們熱烈地討論心儀的作家，充滿激情地參加詩歌朗誦會，想方設法地把自己改編或創作的劇本搬上大大小小的舞臺……然而，我不屬此列。我雖興趣盎然，卻喜歡安靜地駐足觀看，如同翻閱一本書，看一出戲。

我的興趣在閱讀。舉凡“雜事”“異聞”“瑣語”或是文學專業所要求的理論和文本，我都愿意去涉足，或者手不釋卷，或者淺嘗輒止。前些日子讀林崗老師《口述與案頭》，書中一段話于我心有戚戚焉。他說：“對于絕大多數文人士大夫來說，最現實的追求‘不朽’的方式，其實就是埋首案頭，搖筆不輟。這種實現人生價值的方式，對于受過良好文化教養的文人士大夫來說，不僅容易做到，而且日益親切而有味。現實的人生路，越走越擁擠逼仄，越走越艱難險阻，而文字里的人生世界則反其道，越來越寬闊和豐富。雖然這個可以無限馳騁和展開的世界是虛擬的，是不真實的，但正因為這樣而越來越對文人士大夫有吸引力?！蔽译m無意于在書卷中逃避現實人生的瑣碎和沉重，也沒有追求“立言”以“不朽”的偉大理想，卻享受文字世界帶給我的那份自足與充實。

我喜歡寧靜、心無旁騖的讀書的狀態，品味文字、玩味史料、沉醉其中。也正因如此，我將自己歸入那類很少介入文學批評前沿、深入文學生產第一線的研究者。若果參照一些西方學者的觀點，“批評家”不僅僅是及時跟蹤當下文學創作并能迅速做出反應的書評人，還接納更廣泛的文學研究者，那么我非常榮幸能被囊括其中。

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曾嘗試辨析“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這三個概念，同時也指出這三者之間的互相支撐和密不可分。如果具體到文學批評，一個優秀的批評家總會或多或少地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依據他所信服的文學理論，開展創造性的文學批評工作。換言之，好的文學批評應該既能體現出作者的史家眼光，顯示出作者的理論素養，同時又不失銳氣、才情和鋒芒。

在文學批評日益“學院化”的今天，我欽佩那些能對當下文學創作發言的學人，他們不遺余力地做著披沙揀金、海中采珠的工作。這些及時的批評文字或許不能完全經得起時間的推敲，但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艱辛的工作積累，當下的新人新作才得以浮現。但我想，一個好的批評家當不僅僅滿足于此。就作家論作家、就作品談作品并非批評的全部，批評家的工作應當是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去發現、揭示并闡釋文本與現實、文本與文學史、文本與讀者之間或隱或顯的“關系”，同時做出判斷和引導。

我愿意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3年第6期

批評家印象記

批評的靈性

李鳳亮

認識郭冰茹有十幾年了吧，從1996年我負笈廣東不久。大約是1997年吧，冰茹從北京大學畢業南下中山大學讀研，我們便常在黃樹森老師組織的各種評論會上見面。黃老師當時是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喜歡跟我們一幫年輕人結忘年交，我們這一撥廣東批評界的70后，都喜歡稱他“黃老板”。不過直到2001年我從暨南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畢業后去中山大學，跟程文超教授做了中文博士后流動站第一個進站的博士后，才因為“同門”的原因，跟冰茹等師弟師妹們時常相聚，更加熟絡起來。看著冰茹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師，在學術上也一步步成熟，有一種由衷的高興。在廣州時，幾家小孩節假日時會在一塊玩玩，我至今保留著一張一幫媽媽把我出生幾個月兒子逗樂又逗哭的照片，很有意思。

冰茹爽直。

這大概跟她出生成長在新疆有關。跟冰茹在一起，不論吃飯聊天，還是討論文學圈內的事，你不用太多遮掩、斟酌辭言。異性朋友做到這個份上，是很開心的事。人真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對有些人，你會有一種油然的信任。其實，識別人性中不良的成分，往往需要時間；而看出其中善良的成分，可能只要兩三分鐘。冰茹給人的印象常常是后者，爽快直率，快人快語，有點像哥們兒，讓你交流起來不存戒心。

有一件事讓我充分體會到冰茹的這種爽直個性。2004年春，我要從中山大學中文博士后流動站出站了，報告會需要找一位答辯秘書，我想都沒想，就把電話打給了郭冰茹。打完電話覺得有點唐突，不是別的，是因為她當時已身懷六甲，就要當媽了?？呻娫捓锉阋豢趹邢聛?，沒有半點推托的意思。答辯那天上午，她就那樣挪著笨重的身軀走來走去，搞得我一會兒陳述，一會兒還擔心她別摔倒啥的。那天中午，我很認真地敬了冰茹一杯酒，為她的爽直，為她在關鍵時刻拔刀相助。這事今天回想起來，感動依舊，溫暖如初。

冰茹敏銳。

我講的是她在學術研究上的觸角。過去朋友相聚時，大家常稱郭冰茹“才女”。剛開始我以為是俗常的逗美女開心的褒詞，及至跟郭冰茹聊得多了，再讀過她一些東西，覺得此言不虛。冰茹將她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斯坦福大學積淀下來的現當代文學素養，與可貴的問題意識結合起來，用問題照亮材料，以思想觀照歷史，出手的東西自然新勁十足。這十幾年來，她將閱讀和研究的興趣鎖定在20世紀小說史和社會性別研究方面，突破傳統現代文學研究就文學論文學、從史料到史料的學術路徑，而是將文學、歷史、社會、思想等有趣地結合起來，走出一條跨學科的現代文學研究新路。坦率地講，這條研究路向并不新鮮。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大多數人，很早就在做這種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即使是奉古典主義和形式主義為圭臬的夏志清教授，其研究中結合政治、歷史、文化談文學的傾向也很明顯。當然，在美國，“東亞研究”（EastAsiaStudies）與“比較文學”(ComparativeLiterature)研究的綜合性，使得不同知識、學科、理論、方法在“現代中國文學”領域相遇，學者們意欲解決的，常常是文學材料背后的歷史問題、社會問題、思想問題或文化問題。這跟美國學術界有關東亞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的科系架構有關系，也跟其“中國研究”（ChinaStudies）不同于傳統的歐洲“漢學研究”（Sinology）取向不同，更偏重于現實問題和思想問題有關。冰茹顯然深受這種研究范式的影響，她打磨多年的代表作《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性別建構》，與其說是一種小說史研究，不如講是在借小說史而回溯文化史，呈現中國現代風潮中由文學女性、女性文學以及女性文學形象所勾勒出的思想脈絡。從五四“新女性”的出場到革命戰爭年代“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性別跨界，再到“社會主義革命”話語宰制下的性別隱退、“思想解放”語境中的性別重構，她處理了一個極大的政治、歷史、思想和文化跨度，但腳跟仍深扎在無限豐富的文學世界中?？赡苁亲陨頌榕缘脑虬桑氵@種長跨度的解讀，仔細、綿密，極富體溫。郭冰茹曾受邀翻譯過劉劍梅女士的《革命加戀愛——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我相信，這本書給她的影響和啟發，不只是知識和問題的，更是思想和方法的。摒棄傳統的單一學科視角，把學術做成問題，把問題做活而不是做死，這一點在她近期的寫作中屢有呈現。如果我沒有說錯，程文超教授在世時對思想史的關注，所汲取的西學營養，已經給予冰茹不小的影響。從她近年來的著述，說她得到了文超先生的真傳，我想是不為過的。

冰茹靈動。

文學有靈性。研究文學，也需要一種靈性。歷史上曾出現的傷害文學的一些文字，除了思想立場上的褊狹與頑執，說話方式上的生硬與僵化，也或與對文學的靈性體悟不夠有關。有時候，我十分憧憬20世紀上半葉的文學世界，以及那個時候的大學校園。不為別的，只為了那個時候“文人”們對于文字的敬畏，對于文學靈性的無限展示。從這個意義上講，那個時期與其說是文學星空繁茂，不如講是文學創作和研究中充滿了靈性。這份靈性，來自大地，來自生命，來自生活，來自內心。毋庸諱言，今天這個自媒體時代，寫文學的多了，研究文學的也不少，每年培養的博士很多，找工作有時都成問題。我們從文學界看到很多成果，卻仍然存有遺憾。我的遺憾正與靈性有關。參與過不少博士碩士論文的開題或答辯，坦率地講，很多論文與文學相距遙遠，看不到一絲靈性。以各種各樣的“理論”框定文學研究的視野，以形形色色的政治性、哲學性、歷史性取代“文學性”，這樣的文學研究怎么會有前途？我們需要的，是文學與相關領域的“相遇”，而不是“替代”。文學和文學研究要解決的，是美，是心靈，是深層次的精神關懷。

文學的靈性，有時甚至不是一種主觀的選擇，而更多顯示為一種內在的稟賦。冰茹屬于這種有靈性的研究者。她的批評文字，生動、細膩，近文悅人，見心見性，讀了讓你有一種美的愉悅感。當然，她的這種文學靈性，并不只是文字性的，呈現于字句；更是思想性的，內蘊于行間，因而這種靈性更顯得深摯，也更容易持久存續。我個人認為，有靈性的批評，賦予對象和歷史一種“同情的理解”和“深邃的體察”，便為文學研究奠定了一個極好的起點。所以，在批評的感性、理性、知性之外，我更喜歡批評的靈性。有了這種靈性，也就為未來更為闊大的學術格局開啟了可行的路徑，郭冰茹年輕而有成就，還有國際視野，這種氣象是可以期待的。

幾年前，我也曾做過《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在扉頁的“我的批評觀”中，我曾這樣寫道：“或許有人說：研究，以學理勝；批評，以才情長。其實，學理與才情，并非楚河漢界，就像研究與批評，何嘗涇渭分明？維系其間的，似乎只有一條，就是‘問題意識’。我親耳聽到過的最好的解釋，就是劉禾那句話：什么是理論？就是問題意識?！眴栴}是靈性的映現。一個有靈性的人，會在常識中發現遮蔽，于簡單中追問復雜。這是我當時的感想，也恰可印證冰茹這樣的年輕批評家所走的新型批評道路。我深深地祝福他們。

（李鳳亮，深圳大學）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