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發言的題目是《1960年代現實主義遭遇的困難和浪漫主義的再現》。這個話題和1980年代也多少有些關系。“延安文藝”以后的現實主義，從實際的寫作情況來看，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所謂的“問題”。但不是我們通常講的“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問題，而是要“解決問題”，所以完整地說，應該是“解決問題的小說”。后來被人詬病的“大團圓”的結尾，也都跟這個“解決問題”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到了1960 年代，我覺得這個“解決問題”的現實主義的寫法遭遇了兩方面的困難：一是怎么樣去解決農民有飯吃和有錢花的問題，這是趙樹理提出來的問題。因為趙樹理當時提出來一個難題，就是合作化終止了階級分化，不過，趙樹理說還要有另外一面，就是讓農民有飯吃有錢花。但是到了1960 年代，你怎么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跟大饑荒的經歷有關系，這個問題在1960 年代，我覺得它遭遇了“解決問題”寫作上的障礙。我之所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這個問題一直延伸到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包括當年的鄉村文學。所以在這個意義上，1980年代的“改革文學”恰恰是在這一脈絡中的自然延伸，因為它找到了一個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土地承包”。這個問題因為時間來不及，我就暫時不展開了。

我要說的是這個“解決問題”的寫作方法遭遇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困難，就是它如何面對1960年代崛起的一個新的城市青年群體。這個群體我們可以暫時命名為“知識青年”。我們講到1950年代都會提到“識字運動”，但是如果繼續討論的話,就要面對“識字以后怎么樣？有了文化以后怎么樣”這些問題。因為這個“識字以后”，包括中等教育在中國城市的逐漸普及以及由此在中國催生出了一個新的群體——“知識青年”。這個群體的產生，持續影響到了后來幾十年的中國的政治和文化。這個群體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重構了個人和世界的關系，因為，“發現個人”永遠是和“發現世界”結合在一起的，不然我們就無法理解高加林為什么到縣城里面一定要去看《參考消息》。這樣一種個人和世界關系的重構，帶來的是這個群體上的一個總體性特征，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不安分”。我們很難用“小資產階級”，也很難用什么概念去概括，我還是用“知識青年”，這是中國獨有的一個現象(詳后)。這樣一來的話， 如何安放這樣一個剛剛產生的“不安分”的知識青年群體，恰恰是當時的政治和文化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文藝在這方面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回應，我們比較熟悉的有《千萬不要忘記》。《千萬不要忘記》里面通過現實主義的寫法，通過季友良這樣一個正面形象，通過季友良試圖通過平凡的工作來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來回應知識青年問題。但問題是，通過工作來達到忘我的境界，能不能安放這樣一個群體？因為季友良太忘我了，最后連談戀愛都不會。所以這樣一來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遭遇了一個蠻大的困難。叢深很敏銳，應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敘述上顯得很猶豫。這樣，現實主義的寫作，通過“解決問題”的寫法，就面臨了一個很大的挑戰。對此，我覺得我們可以通過另外一部話劇《年輕的一代》，作一些相關的討論。

在這個文本中，“遠方”的概念再度出現了。而伴同“遠方”的則是“遠行”。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多少具有了一些浪漫主義的特征。這個方式就是再度點燃一種激情，通過另外一種方式達到“忘我”：“遠方”概念的再度出現，重新結構了一種世界圖景。這方面的寫作構成了1960 年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比如邊疆文藝的出現。浪漫主義的再度崛起，暫時緩解了現實主義在遭遇知識青年這個群體時所碰到的困難。

那么，我們怎么來看待1960年代重新崛起的浪漫主義？這種寫法影響了一代青年。通過浪漫主義的寫作，直接打開了1966年的大門。1970年代浪漫主義退潮，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就是“遠方”這個概念開始消失。到了1980 年代，這一代知識青年從浪漫主義中走出來，試圖回到現實主義，比如韓少功，但是現實主義是無法安放這一代青年的。因為我們實際上仍然殘留著浪漫主義的氣質，就是始終有一個“遠方”的概念，有一種不安分、一種叛逆的性格，所以這一代人實際上是掙扎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唯一的一個例外，可能是張承志，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張承志最關鍵的不在于他的“遠方”——所以我說1960年代的浪漫主義不同于當年德國的浪漫主義——而在于他對遠方和人群的不斷尋找。所謂1960年代的精神也就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精神，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面、在這個脈絡里面，我們會看到，這一代知識青年為什么最后沒有走向“改革文學”，就是“解決問題”的那種現實主義，但是也無法重新走向浪漫主義，最后剩下的唯一的可能性恰恰就是現代主義的可能性，在虛無中掙扎,再試圖尋找一個新大陸，這就是1980年代以后文學發展的脈絡。這個脈絡我們往前推,它的血脈在于1960年代，是和知識青年這個群體的產生有關系的。所以我說中國是一個獨特的經驗，它始終是不穩定的，充滿著一種內在的悖論，從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東西，任何一種理論的出現都會遭遇另一種理論的反駁，它們共生于共和國的結構之中。伯林在討論德國浪漫主義的時候，說德國的浪漫主義打開了通向現代主義的大門，但是在中國可能是1960年代的浪漫主義通過中間十年的各個曲折的環節走向現代主義，但是現代主義的終結又意味著什么？可能是另外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