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7年，Eugene L. Delafield和袁同禮合編了一份“胡適西文著作目錄”，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周歲論文集》里，這個目錄共收錄了83篇文章，每篇都記有出處。1962年胡適去世后，Eugene L. Delafield和袁同禮又編了一份“胡適先生西文著作目錄”，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里，共收錄了237篇文章，其中包括26篇胡適中文論著的英譯。其中有三條記錄是這樣的：

第169條記載：

Onan I. P. R. Philosophic Code.In: Pacific Affairs,Vol. 6(1933),p.488-490.

第170條記載：

JapaneseConsular Conference on the Boycott--Hu Shih's Views on“Cooperation”,In:IBID,Vo72.No.7,April13,1935,P209-210.

第171條記載：

Exhibition of Bibles.Addresses by Dr.Cheng Ching-yi、Dr.Eric North and Dr.Hu Shih.In: IBID,Vol,9,No.12,March24,1937,P6-7.

我們發現，在這份名為Pacific Af?fairs（中譯為《太平洋事務》）刊物里，僅有第169條的記錄是正確的；第170條文獻出處應當為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3-1950); Apr.13,1935；第171條在安徽教育出版社《胡適全集》里被譯為中文：“在圣經展覽會上的講話［英文稿］，載1937年3月24日《太平洋事務》第9卷第12期?！钡藯l信息不知所蹤，看條目內容，基本上可知是《圣經》展覽，胡適在此展中有演講，其時亦有Dr. Cheng Ching-yi、Dr.Eric North。

我們再查胡適1937年日記：（1937）三月十七日

傅孟真自南京來，住我家。

下午四時，到美國圣經會去參加他們的《圣經》展覽開幕典禮，說“《圣經》與中國文學”，末段略述我的希望：（一）《圣經》應有新譯本，使語言和現代白話文接近；（二）應采用Moulton’sModern Reader’s Bible 的辦法，改寫改印，使讀者更易了解（《舊約》更需要重譯重寫）；（三）充分介紹近世的《圣經》?？笨紦b訓之學。

由此可知第171條里的Exhibi?tion of Bibles當為1937年3月17日胡適在“美國圣經會”的圣經展覽開幕儀式上演說，題目是《〈圣經〉與中國文學》，日記里還記錄了他對《圣經》文學的三個希望。

其實，胡適日記里的“美國圣經會”，其官方名字為“美華圣經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是一個專門印刷發行和銷售基督教《圣經》機構，在北京設有分會，又名“中華圣經會北京分會”(China Bible House Pe?king Brand)。中華圣經會北京分會的活動開始于1890年，美國人甘牧師(T． J． N． Gatrell)是第一任經理。1924年，該會更名為“美華圣經會北京分會”，1937年才正式使用“中華圣經會北京分會”之名，圣經會北京分會大樓地點在東單北大街和煤渣胡同東口交接處，于1928年正式建成。關于美華圣經會的歷史可以參考趙曉陽《美華圣經會百年事工的歷史考察》等文。除出版《圣經》之外，北京圣經會還舉辦過《圣經》展覽，1937年曾經展覽過各種版本的《圣經》和許多重要人物使用過的《圣經》。

美華圣經會首次《圣經》展覽，得到了多家媒體的關注。我們綜合《世界日報》《華北日報》《東南日報》等報章雜志，基本可以還原此次盛況空前的展覽。此次展覽的預展時間是1937年3月16日下午四時，正式展覽的時間為3月17日上午九時，地點在米市大街圣經會。舉辦此次展覽的目的是，《圣經》是“宗教巨著”也是“文學寶庫”，是“近代文明之根基近三百年來，在華所生之影響，亦殊偉大”。特邀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等學者及教會有聲望者一百五十多人參加。

胡適講演“《圣經》與文學之關系”（Bible as A Literary book），到六時講演才結束。《世界日報》的報道里配有胡適講演圖片，但內容不如《華北日報》詳細?！度A北日報》認為胡適系以文學之眼光來看《圣經》，記者“鐵笙”將胡適演講內容記錄如下：

由利瑪竇迄今三百年來，圣經展覽此尚為第一次，尤足稱貴，蓋僅就收藏興趣一點言之，對此“天下奇書”之搜羅展覽，已足令人心快。惟“圣經與文學”一題，周作人先生曾于十四年前“小說日報”上著論發揮，既詳且盡，可以參看。今日祗略言其宗教經典之翻譯，對于中國之文學影響及本人對于圣經之數點希望而已。

在我國歷史上大規模之從事翻譯外國文字，約有二次：二次且皆為受宗教信仰之啟發。一為第一至第十世紀之九百年來翻譯佛家書籍之努力，成書二千種，現仍為人諷誦者尚有華嚴經，法華經，維摩詰等二十余種。其影響于中國文學者則（一）介紹國人創作上之新材料，新形式。（二）引起創作家之想象力，擴大文學描寫之范圍。此皆中國文學篇所缺乏者。第二次則為近世紀來之西洋書籍之大批翻譯，而此中最足稱述者為“圣經”之翻譯。其故亦有二。（一）因翻譯圣經者之具有宗教的虔誠嚴肅態度，忠實于翻譯，及圣經本身之優美故譯本成為一種“直譯的模范作品”（model literal translation）簡明可愛，尤以官話譯本中“福音”（Gospels）及“舊約”（Old Testment）中詩篇等部，堪稱為優美之文學作品，影響于中國創作家及譯著家者甚多。（二）則為中文圣經之于中國方言方面的供獻。中國方言甚多，初無有文字之形式記載，有方言圣經之翻譯，乃給中國多種方言以文學上之價值，對于研究語言學，語音學，民俗學上，有莫大之裨益。

惟中文之翻譯圣經，尚有未能如吾人希望之極者，簡言之有三，亦即余對圣經翻譯之希望：（一）譯語尚未能完全近代化。蓋近年中國語言，變化甚速，而圣經譯語尚多守舊者，故仍須繼續新譯，以合時代。（二）宗教的守舊拘謹精神，致圣經尚未采用新式標點，排列，形式，以更發揮其文學的趣味。——Moulton之“近代讀本的圣經”則清新可喜——如雜歌，詩篇，箴言，約伯記，皆最美之文學，而未能以新形式體裁達表之。（三）將圣經作為文學看，注重“科學的圣經學”，提倡收藏，批評，?？栐b，諸工作，并編著用作參考之辭典類書，以備閱者之方便檢閱。果能如此，則影響中國文學喚起更多讀者，必更廣大也云云。

從“鐵笙”記錄演講大意可見胡適本次演講的主要輪廓。其時有英文刊物Chinese Recorder高度評價胡適此次演講：胡適博士不認為自己是基督教徒，但他把英文《圣經》作為自己寫作的源頭，并對中文譯本的流暢表示高度贊揚。胡適認為，那些《圣經》譯者向普通中國人提供了可以讀得懂的《圣經》，為白話運動奠定了基礎。

這次圣經展覽因為是首次展覽，規?？涨埃l社會熱議。有些遠路的民眾紛紛致信，要求延期，故圣經展覽會將展期延到3月底。當然，也有人對此次《圣經》展覽展品之曾送給慈禧的一本《圣經》大加揶揄了一番：“可惜當年慈禧太后看了這種《圣經》，無動于衷，依然相信菩薩；如果那時候慈禧也成了上帝信徒則基督教在中國，或者會變‘國教’也未可知，而外人侵略中國的成績，一定比現在更有可觀呢！”（冰：《北平的圣經展覽會》，1937年3月25日《福爾摩斯》）1938年，這批《圣經》又到上海展出一個月。

胡適本人喜歡收藏《圣經》，對于別人一些遺物，特別是《圣經》，喜歡購買收藏，自稱“《圣經》的收集者，收藏多在北大”。1953年6月16日胡適給朱文長的信中稱自己“Collection of Bibles在中國算是第二大收藏。北京圣經會百年（？）紀念時，我的英文演說現今有一長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 里。”胡適晚年做口述自傳時也稱“收藏僅次于圣經會”。胡適給朱文長的信中提到“英文演說現今有一長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里”，朋友陳通造博士找到了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這本書，該書第8頁援引資料“Bible Society Record，May，1937”記錄了胡適這段“英文演說”，將之與《華北日報》中鐵笙記錄胡適演講大意比較，二者大同小異，由此可以確定胡適此次演講為英文演講。

回到文章開頭，袁同禮等人輯錄的 Exhibition of Bibles.Addresses by Dr.Cheng Ching-yi、Dr.Eric North and Dr.Hu Shih，即使不可尋跡，但可以看出袁同禮等人可能將Pa?cific Affairs與Bible Society Record這兩份材料出現誤植現象。

Dr.Cheng Ching-yi即中華基督 教 總 干 事 誠 靜 怡 博 士（1881-1939），誠氏是中國基督教本土化領袖人物，他曾用胡適“認為自己正確的東西必須堅持，不要以妥協來討好大眾”的話來說明持守信仰的重要性。Dr. Eric North就是美國圣經會總干事諾爾思（Dr. Eric North，1888-1980）博士，此二人與胡適在圣經展覽會上的演講（Addresses）內容雖不見全貌，但通過本文亦可窺一斑。另外，陳垣（1880-1971）也參加本次《圣經》展覽，在劉乃和等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陳垣年譜》，劉賢《陳垣基督教信仰考》等材料中均未記錄，當可補之。

（本文承席云舒博士、陳通造博士、宋廣波老師、李建國博士的指點與支持，在此一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