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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淺析紅色經典小說的意義和局限 ——以新中國成立初期廣西革命歷史小說和農村土改題材小說為例
      來源:《創作評譚》 | 歐造杰  2022年03月24日09:19
      關鍵詞:紅色經典

      廣西是紅色文化的熱土,具有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其不僅是百色起義爆發地、中國最早的工農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發源地之一,而且是紅軍長征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即湘江戰役的地點,在解放戰爭、土地改革運動和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中涌現出一大批革命英雄、烈士和先進人物。廣西當代以來不僅創作有現代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文學作品,而且還創作了大量的影視劇作品、建設紅色文化紀念館等歷史景觀和旅游文化景點,如百色起義紀念館、河池市的壯鄉英雄文化園、桂林市的湘江戰役紀念碑園等,很好地傳播了紅色文化和革命斗爭精神。此外,廣西新時期以來拍攝的《長征》《百色起義》《韋拔群》《紅七軍》《臺兒莊戰役》《周恩來》《血戰湘江》等電影作品,在全國范圍內熱播并獲得許多重要的獎項,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效應。在文學藝術領域,紅色經典小說弘揚了革命理想和許多優秀品質,影響了一代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追求。目前人們關注的多是早期解放區丁玲、柳青、周立波、曲波、梁斌、吳強、羅廣斌、楊益言等作家創作的作品,而忽略了廣西、江西、湖北、貴州等地紅色經典小說的豐富內容。本文以新中國成立初期廣西革命歷史和農村土改題材小說為例,探討紅色經典小說的意義和局限問題,以饗讀者和引起學界的關注。

      一、廣西革命歷史和農村土改題材小說概況

      相對于全國的解放戰爭,廣西較晚獲得解放并進入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時代。和全國文壇一樣,新中國后廣西的文學創作得到了迅速發展,其中以詩歌和小說創作的成績最為突出。和全國的文學創作氛圍有關,廣西在小說創作上也出現了一批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土地改革題材的作品。小說家隊伍多來自革命隊伍,具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歷和體驗,不少在廣西本土的農村長大,十分熟悉農村的社會生活和土地改革情況。因此,他們的小說創作反映了廣西的現代革命歷史斗爭和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情況,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價值和意義。新中國成立初期廣西的這些作家包括陸地、劉玉峰、武劍青、李英敏、李弘、黃飛卿、潘榮才、莫之棪等人。其中,陸地的《美麗的南方》和劉玉峰的《山村復仇記》開創了廣西長篇小說的先河,代表了這一時期廣西小說創作的最高水平。

      陸地(1918—2010),廣西崇左市扶綏縣人,青年時期愛好文學,由于受到魯迅和高爾基作品的影響,開始文學創作。抗日戰爭后,他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迅藝術文學院學習,之后擔任《部隊生活報》《東北日報》編輯和記者。解放后,回到廣西,任中共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和自治區文聯主席等領導職務,還參加了在南寧郊區的土地改革運動,目睹了廣西解放初期農村的變革與發展情況。之后他寫有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瀑布》等作品,是廣西當代文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也是全國當代著名的壯族作家。其中,1960年出版的《美麗的南方》,主要描寫了南方壯族地區長嶺村開展土地革命斗爭的故事。地主覃俊三的佃農韋廷忠生活困難,家庭不和。他對于土改工作隊進村的態度,從害怕、質疑,到消除誤會、態度消極,再到覺醒和主動參加土改并成為運動的骨干,還加入中國共產黨。作品表現了在波瀾壯闊的農村土改變革中,一位農民在思想上的轉變、成熟和積極斗爭的過程。小說還塑造了傅全昭、馮辛伯等知識分子形象,具有自傳色彩。這部作品開創了廣西長篇小說創作的先河,弘揚了當時的革命斗爭主流意識和土地改革的主旋律,真實反映了新中國初期廣西的土改情況,被稱為南方土改題材小說的經典作品,甚至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相媲美。由于小說描寫了廣西美麗的壯族鄉村自然風光,“美麗的南方”還成為廣西和南方的代名詞。

      劉玉峰1929年出生于河南省的貧苦農民家庭,他隨大軍南下參加廣西的解放戰爭,1951年在桂林地區的剿匪斗爭中受傷療養。隨后他根據自己的剿匪經歷寫了長篇小說《山村復仇記》,1963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先后印刷45萬冊,暢銷全國。小說描寫廣西解放初期艱難而激烈的剿匪斗爭,塑造了解放區某區長王群、黃干等青年干部的偉大形象。他們發動群眾,率領民兵和敵人浴血奮戰,最終消滅土匪并取得剿匪斗爭的徹底勝利。小說故事情節生動曲折,引人入勝,語言通俗易懂,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通俗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曾一度和曲波的《林海雪原》媲美,是我國20世紀60年代相當著名的長篇小說之一。《山村復仇記》和《美麗的南方》代表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廣西長篇小說的主要成就,對當時廣西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起到了積極的拓展、示范和引領作用。

      此外,廣西武宣縣的武劍青,曾參加廣西的革命學生運動和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轉業到廣西區文聯工作,擔任《廣西文學》編輯、文聯主席和書記等職務。他先后創作了長篇小說《云飛嶂》《失去權力的將軍》等作品,反映了廣西的剿匪運動和革命歷史斗爭故事。特別是《失去權力的將軍》,生動描寫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統戰工作,塑造了綠林出身的國民黨路維翰將軍的復雜性格和剛毅豪俠,最終被我黨感召而參加起義,為革命勝利做出貢獻。共產黨員路哲林機智勇敢、胸懷寬廣、立場堅定。他十年間三進將軍府,還和將軍的女兒竹蕓有著忠貞不渝的愛情傳奇。小說故事完整,情節曲折離奇,心理刻畫細致,語言流暢,雅俗共賞。

      二、紅色經典小說的多重意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紅色經典小說,反映了廣闊的革命斗爭生活和農村變革情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首先,紅色經典小說傳承了紅色的文化基因。現代中國社會充滿著革命斗爭的理想,一代代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建立新中國的革命理想奮不顧身,前赴后繼,做出了英勇無畏的斗爭和卓越的貢獻,甚至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紅色經典小說以作者親身經歷的戰爭歲月和土地改革為題材,描寫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斗爭場景,再現了廣大農村和農民翻身做主的前因后果和歷史必然性,既彰顯了老一輩革命家和戰士的英雄故事和優良傳統,又普及和傳播了中國現當代的歷史知識,而這是當代青年所應該了解和傳承的歷史文化知識。江姐、林道靜、楊子榮、周大勇等人物成為我國解放戰爭中的英雄人物,激勵無數革命青年前赴后繼,自覺傳承偉大的革命精神和紅色文化。只有了解我國解放戰爭、剿匪戰斗和土地改革的艱難歷程,才能珍惜和平年代來之不易的生活,做到不忘初心和砥礪前行,全身投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去。

      其次,紅色經典小說弘揚了時代的主旋律。現代革命斗爭不僅需要無數戰士灑熱血,還需要在文藝戰線上做復雜的斗爭,以擴大革命統一戰線的力量,鼓舞士氣并獲得強大精神的力量。紅色經典小說正面塑造了眾多的革命英雄人物,描寫了他們許多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先進事跡。這些高大完美、機智勇敢的青年形象,無疑對當時的讀者產生了榜樣和示范作用,也深刻影響了時代的精神追求和生活風尚,贏得了許多讀者的共鳴和稱贊,影響了一代人的生活。即使像梁生寶、韋廷忠這樣的農民形象,也有力支持了新中國的土地革命和農業合作社改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前提條件和堅實的基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偉大建設,愛國主義成為了時代的主旋律,紅色經典小說弘揚的愛國主義思想仍然具有現實的啟發和教育意義。

      最后,紅色經典小說傳播了民族的文化內容。廣西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這里不僅山清水秀,自然環境壯美,而且少數民族熱情好客,具有獨具特色的風土人情以及許多優良的傳統美德。新中國成立初期廣西的革命歷史斗爭和農村土地改革題材小說無不生動展現了這些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內容,擴大了全國人民對廣西民風民俗的理解,有力傳播了地域的文化內容。例如《美麗的南方》反映了南寧市郊區的壯族鄉土氣息,《山村復仇記》描寫了桂林市美麗的自然山水等,這些作品蘊含著濃郁的民族文化色彩,體現了廣西本土的地域文化特色,增加了小說的藝術魅力和感染力。

      三、紅色經典小說的局限

      紅色經典小說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作品多以傳奇革命經歷為主,藝術性和想象力相對不足。受新中國初期現實主義手法占主流思想的影響,這些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以紀實的方式生動再現了現代解放戰爭的艱難與曲折過程,不僅時代背景真實,而且塑造的戰士和農民形象豐富典型,也表達了作者旗幟鮮明的革命思想和傾向性。但是主人公往往顯得過于理想和完美,甚至帶有“假、大、空”的色彩,缺乏對這些主要人物缺點的描寫和反映。同時,作品對反面人物的描寫則帶有概念化的特點,“壞人都壞”,扁形人物的性格突出。例如陸地的長篇小說《瀑布》塑造了主人公革命家韋步平的光輝形象,其原型是廣西農民運動領袖、百色起義和紅七軍的領導者之一的韋拔群。作品描寫了他充滿傳奇色彩、可歌可泣的斗爭經歷,但第98至第103章寫叛徒孔繼武冒充中央特派員對革命隊伍進行破壞活動,多處露出馬腳,而韋步平卻輕信和上當受騙,和其久經考驗、足智多謀的英雄形象存在落差。這些情節難以令人信服。這些問題使作品的想象力和藝術性受到不同程度的約束,甚至在不同作品中出現了人物形象的雷同化和模型化的問題,這是需要批判和指出的地方。藝術真實是一種主觀和詩意的真實,作者可以適當地進行虛構,只要符合故事的發展邏輯和情感線索,即能達到宏觀敘事和個體情感的真實,實現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有機統一。

      二是受政治因素影響,未能擺脫階級斗爭的寫作模式。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受國內的文學為政治服務方針和政治視角的制約,文學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作者在創作紅色經典小說的時候,突出革命斗爭的思想主題,有時候還會穿插一些愛情故事,體現出“革命加愛情”的創作模式。這種創作模式能夠吸引和打動引不少的讀者,但總體上忽略了藝術真實的創作原則和要求,導致表現手法上的相對單一,時代的局限性明顯。例如陸地的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由于受到題材本身和時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小說未能擺脫“階級斗爭”的寫作模式。小說成功塑造了韋廷忠、傅全昭、馮辛伯等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形象,并穿插描寫了他們生動曲折的愛情故事;但對農民群眾的描寫則有些單薄,未能很好地揭示他們如何支持知識分子的工作并參加土地運動,描寫他們如何成長為社會變革和爭取自由民主的戰士的內容少了,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若小說以背景化的方式來處理這些重大的歷史革命和土地改革題材,則會在藝術真實上收到更好的效果,也更能反映出歷史的真實性并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紅色經典小說,在內容上包括革命歷史和土地改革題材的小說,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和進步。它完成了時代賦予文學的重要功能和使命,具有劃時代的價值和意義。這種紅色文化基因和優良傳統需要我們不斷地去傳承和發揚光大,同時客觀理性地看待其存在的問題和局限性。新時代的文學創作要善于挖掘紅色文化題材和資源,加大對紅色文化題材作品的電影電視劇改變工作,擴大這些作品的傳播范圍、受眾群體和社會滲透力,自覺弘揚時代的主旋律思想,同時藝術上大膽創新和不斷超越,才能綻放出永恒的光芒和色彩。

       

      注釋:

      [1]李建平等:《廣西文學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

      [2]溫存超等:《廣西當代文學》,吉林大學出版社,2014年。

      [3]陸地:《美麗的南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4]劉玉峰:《山村復仇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

      [5]武劍青:《失去權力的將軍》,花城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