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多年的創作中，羅偉章逐漸形成了自己較為恒定的文學風格，他的小說包羅萬象、涵蓋萬千，從微觀生活世界到宏觀精神領域都有所涉及。個人、時代與精神構成其小說的三個層次和維度。從人的描摹，到時代書寫，再到存在的探究，三者之間有一種層層推進的邏輯脈絡。

一、個體敘事：農民書寫、底層關注、現實思考與人性深描

羅偉章的小說十分關注現實，聚焦每位個體面臨的生活現實問題，尤其是關注農民這一群體。作為個體的農民是羅偉章筆下常見的人物，通過個體的書寫來呈現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羅偉章對農村衰敗問題、對農民工問題、對教育問題的關注，都是對農民生存問題的關注。”1《大河之舞》書寫農民羅疤子一家人的生活遭際。女兒羅秀被人們看作“瘋子”，一直沒嫁出去，卻意外懷孕，生下女兒之后就去世了；因為姐姐的突然離世，弟弟羅杰也瘋癲了，羅疤子也漸漸活成了一個“窩囊廢”，與巴人好斗尚武的傳統漸行漸遠。雖然不斷閃回到這個族群的歷史的書寫，小說整體上還是聚焦在普通個體生存史的描摹上面。小說最后寫到，數年之后羅杰回到家鄉，已具備了改變半島面貌的能力，他游說鎮里將半島打造成古巴人遺址和農業觀光旅游區，這也是回到現實回到生活的書寫。《饑餓百年》以一個老農民的一生為縮影，書寫了百年“饑餓史”。《饑餓百年》中的農民形象“父親”很典型，身為農民的父親卑微坎坷、堅韌不屈，為了這片能生長莊稼和讓他生兒育女的土地，為了人之為人的尊嚴，卑微而堅韌地生活著。

《誰在敲門》也是一部聚焦農民個體的作品，對農民眾生相有深入的描摹。作品涉及眾多的人物，既有整個許氏家族的幾代人，也有通過許家人彼此交際引出的具有關聯的其他人。小說的出場人物上百個，每個人物都鮮活而形象，立體而豐滿。核心人物父親是“中國式父親”的縮影。許家父親在中年喪偶之后，一個人將七個子女拉扯大，可無論他怎樣努力，畢竟能力有限，總能被人挑出毛病，在那樣生活較為艱辛的年代，甚至不得已將第七個孩子送人，而他自己也有很多傳統農民固有的特性，比如任勞任怨、節儉的優點，又有絮叨、固執、膽怯的缺點，抑或是關心生存能力較差的“老幺”落得偏心的形象，都十分真實和典型。母親形象雖然沒有直接書寫，但在零星的書寫中也較為清晰地將其呈現了出來。小說還寫到許家的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這些人物依靠父親這一家族的“大家長”串聯起來。

羅偉章是一個深切關注現實、極為注重日常生活書寫的作家。這其實和“底層書寫”接續了起來。羅偉章早期創作與“底層寫作”這一潮流密切相關，他也被歸為底層文學那一流派，“以寫作底層著稱”2，之后他的很多作品大都聚焦日常，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情倫理、社會現實、兒女情長構成小說的基礎，形成個體敘事的肌理，從農民群體，書寫到各種人群。在羅偉章筆下，始終聚焦個人及其家庭面臨的教育、醫療、就業等現實問題，農民、進城務工者、個體戶、小手工業者、小包工頭等群體是他反復書寫的人物。“羅偉章對于社會下層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一支筆枝枝蔓蔓地蔓延著各種社會傳說，人際關系，枝節上套枝節，總是把小說場景呈現得非常廣闊。”3正是這份熟悉，讓他的作品具有很強的及物性和接地性。《奸細》以地方中學“擇優”“掐尖”書寫教育問題；《我們的成長》探討教育與成長的問題；《大嫂謠》書寫農村女性大嫂苦難的生活；《河畔的女人》書寫一群因為丈夫外出務工而獨自在老家撐起家庭重擔的女性，精神與身體的雙重苦難折磨著她們；《不必驚訝》中，貧窮是農村的主色調，經濟、醫療、衛生、文化、教育條件都十分落后，貧瘠的土地生就了斤斤計較的人；《寂靜史》以現實世界中的旅游開發為切入，種種旅游景區的打造模式直指現實；《誰在敲門》涉及教育、醫療、拆遷、掃黑除惡、扶貧、城市化浪潮等很多現實問題。這些都是對底層生活的直接描摹。

羅偉章的很多作品是苦難生活的直接呈現，并且用不同的作品對此主題進行了反復書寫。《河畔的女人》中，女性們即使在例假期間也要下田干力氣活；《不必驚訝》中，生病的人未能進行醫治而被“活埋”；《星星點燈》中農民進城處處碰壁，最終走向絕路；《聲音史》中，貧困的代課教師為了保住津貼不得不忍受屈辱；《誰在敲門》中，人們在疾病面前不得不考慮成本而放棄治療；《鏡城》以一個劇作家的都市漂流的夢境來書寫生活的艱辛；《從第一句開始》中的陳小康在生活中不斷計算，只是為了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從第一句開始》對生活的艱辛進行了全方位的呈現，具有集成性和代表性。雖然主人公的身份較為特別，但是其遭遇的生活卻和普通大眾是一樣的。小說以第二人稱向傾聽者講述一個作家成名前的一段極為困頓的生活經歷。這是日常生活之艱辛的普遍呈現，雖然人物身份的特殊導致呈現的極端化，但仍是一種深切的現實關注。陳小康的成長史，從中學時代的求學，到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再到有了家庭孩子，直到成名成家的經歷過程幾乎是每一位個體相似的人生路徑。工作、離職、應聘、租房、裝修、子女入學……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都是蕓蕓眾生必須面對的日常。

羅偉章的作品在書寫小人物命運的時候，往往以小見大，以《誰在敲門》為例來看，雖然這是一部大部頭的作品，皇皇數十萬字，但由于聚焦個體，其切口較小，整部作品僅圍繞三個核心事件展開，一是為父親慶祝生日，二是父親生病住院，三是父親的葬禮。都是日常生活的常態，正是這三個事件，鋪陳出了60余萬字的篇幅。在描寫每一件事情的時候，除了書寫許氏家族人的動態，牽扯出每一個人物背后的故事，還旁枝斜出引出其他很多的人，有名有姓的人物就上百位，書寫的內容更是涉及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幅鄉土社會的“清明上河圖”。比如在醫院的事件中，以“父親的病”為引子，將子女們的內心世界一一暴露出來，演繹了“久病床前無孝子”的千年古訓，特別是在落后的地區更為凸顯，因為涉及很多共通的問題，與時代掛上了鉤。由生病倒查原因，則是由生日宴會引起，生日宴會也透露出生活的百態，從選擇在誰家過生日，到生日的排場、各個晚輩的登場表現，到最后的“追責”，都是極具生活流的敘事。

新近作品《隱秘史》仍書寫鄉土主題，依舊是對人性的深度拷問。《隱秘史》以一個撲朔迷離的兇殺案作為追溯人物內心世界的窗口，讓主人公桂平昌進入故事敘述的圈套之中，同時開啟了人性自我發現的通道，由此深入到人物“隱事實”的書寫中，讓人性在自我修復和自我確認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生命，以一種更加恢宏的時空概念打開了人的內心世界“隱秘史”4，人性依舊是作品的關鍵詞。這樣的主題在《星星點燈》等作品中已有表達，在《星星點燈》中，人性的喪失有著個體和外界合力的推動。羅偉章是一個反思型作家，一直在探尋寫作的“小徑”，經常將筆觸伸向那些隱秘而陰暗的角落，尤其是擅于剖析人的內心世界，將人性描摹得淋漓盡致。一位位個體的書寫構成了一種群像，也由單個的人指向了人所生存生活的時代，從農民的生活描摹到鄉土社會的轉型裂變，直至上升到現代性等問題，具有一種濃郁的時代感和歷史感。

二、時代描摹：鄉土和城市化、現代性與歷史、大河小說與時代意志

羅偉章強調個體，更強調時代，“我們處在大的變革時代，每次變革都牽涉到許多人的命運，都是作家創作的寶藏，但問題在于，如果作家喪失了文學立場，社會變革出現在作品中，沒有對千差萬別的特定對象的關照，沒有對具體而微的生活細節的關照，沒有對低處的生命和命運的關照，作家下去體驗生活，沒有把體驗到的生活與自己的經驗、感受、思考和個性熔為一爐，就無力構成文學表達的生活。世間的所有事物，如果不能引發疑問，就很難談到生命力，作家的使命，正是對疑問的注目和探尋”。5也正是這種時代感使得作家時時刻刻保持著這種對時代的關注和思考，也就會在作品中直接將時代作為基本主題，形成一種“大河小說”的品格。6

“人是一個個地活著，但人活的不是個體，而是時代。”7時代是羅偉章反復討論的問題。《不必驚訝》書寫普通的鄉村生活，以一起看似微不足道的農村常見的“提前準備棺材”的事件，引發作者對現實和時代諸多的思考。《寂靜史》的故事也和時代有關，除了 “掙工分”“土地下戶”等具有歷史節點意味的事件書寫，還有當下“制造文化”打造旅游景點的時代特色書寫。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時代主題也是以現實關注為首，《涼山敘事》《路上》等作品都是以宏大的主題切入現實和時代的。在《誰在敲門》中，時代的特性更為明顯，“《誰在敲門》以生活的邏輯、復雜的網絡、人性的幽微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豐富性與復雜性”。8“時代”這一關鍵詞從題記開始就已經凸顯出來，并多次回到這一點上。對歷史與時代的不斷回應，讓小說具有“大河小說”的品格，時代因個體的累積而存在，個體也在時代的震蕩中而存在，現實關懷上面，父親在醫院住院的描寫中也指向時代，以父親為中心，涉及多個家庭、多位病人的書寫，從一個家庭的疾病問題，到整個社會醫療問題的思考，雖然兄弟姊妹們都有著較為優越甚至是富足的生活，但是面對重大疾病這樣的堪稱“燒錢”機器的東西時，他們還是選擇了放棄治療，原因仍要歸結為物質層面，還是經濟實力的不允許。鄉土社會的各種特殊倫理、奇特而畸形的風俗，譬如對最后一個孩子（幺兒）的過分寵愛、兄弟之間的不合、女性所遭遇的家庭暴力、老人贍養問題等等，都指向時代本身。

鄉土社會的書寫是羅偉章對時代書寫的主要著力點。《饑餓百年》《大河之舞》《聲音史》《誰在敲門》等作品都書寫到傳統的農民與土地依附關系的解體，外出務工逃離土地成為必然趨勢。有論者提出，“羅偉章的小說如實地反映了后鄉土時代社會的多種樣態9。“后鄉土”的提法，正是一種城市化視域下的鄉土關照。羅偉章書寫鄉村主題的作品始終有一個城市化進程的視角，作家關于時代的書寫，集中在鄉土社會的解體和城市化進程這一方面，農民與土地的依附性發生了裂變，這一主題在羅偉章的很多作品中都已經表達過了。

《空白之頁》書寫一個歷史時段的鄉土社會，作品通過主人公出獄后回到家鄉所看到的種種破敗之象來書寫鄉土社會的裂變。故鄉的衰敗、冰涼與戾氣，使孫康平剛剛走出有形的監獄，又立即踏入無形的監獄。《聲音史》通過鄉村中某些“聲音”的消失來書寫鄉土社會的消逝。對這種消逝，作者并不僅僅是抱著社會進步的形態，而是伴隨著某種懷念。在作品中，楊浪用他的耳朵和嘴唇，把村莊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來。他相信終有一天，那些遠離村莊漸次老去的人們，能循著他的聲音，找到回家的路。這種頗具詩意的寫法，其實是一種挽留和惋惜的表達。羅偉章的作品中幾乎都寫到了這種土地依附關系的解體，隨著外來的影響，先進的機器在鄉村轟鳴，人們習慣出門打工，再也不愿意回來，到了《聲音史》中，村莊最后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男一女，“空心村”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誰在敲門》書寫的也是近幾十年來中國鄉土社會的裂變。透過時代的描摹，營造出對鄉土期望逃離又無法徹底割裂的一種復雜心緒。年輕一代的人們都渴望進入都市，擺脫鄉土的束縛，但是總有親人在故鄉，自己的根始終在那里。由書寫農民到鄉土社會變遷的升華就是從個體到時代的遞進。羅偉章“針對鄉民之于現代性的抵抗和現代性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做出了生動感人的文學敘述”10。

作品的歷史感也是時代關注的體現，歷史的影子在羅偉章的小說中也始終若隱若現，作家對時代有一種歷史化的描摹，用史學家之筆法在創作小說。《大河之舞》從歷史寫到當下，書寫鄉土社會的生存發展史，歷史不會在這里拐彎，械斗場景中砍掉的耳朵和砍掉的腳就是這種記憶和見證。羅疤子等人物是時代的犧牲品，在喧囂的運動后突然歸于沉寂，前后經歷對照的書寫，既是民間倫理中的報應、輪回的宿命論書寫，也是一種時代的潮流。小說開篇先有兩段關于“巴人”的傳奇性與真實性并存的引言，然后才開始了小說正文的書寫，在小說中，也有“破四舊”“批斗”等歷史活動的提及。羅疤子不再以武力的形式和羅建放決斗，而是承認了自己就是“膿包”，這種行為，其實是對巴人尚武的解構書寫，也是歷史不可阻擋的潮流，和他在特殊年代的英雄形象形成了對比。既有時代的關注，也有歷史的意味。《太陽底下》是一部以歷史為主題的小說，小說對“重慶大轟炸”進行了書寫，但作品的重點在于二戰史專家黃曉洋對曾祖母的死因之謎的探究，由此引發黃曉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導致妻子杜蕓秋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壓力，只好另尋解脫和安慰。而黃曉洋走向崩潰，終于自殺。最終，安志薇的一封遺書和李教授在日本出版的一部著作，揭示了安志薇驚人的身份之謎，也揭示了戰爭刻寫在人們心靈上的秘密。當然歷史只是影子，人才是主角。正是這種以歷史寫現實的筆法，更能彰顯個人與時代之關聯，也能凸顯作品的深刻性。

羅偉章延續了巴蜀文學的傳統，注重文學地方書寫，對巴蜀地區的地方性知識多有闡述。羅偉章關于鄉土的書寫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是對地方文化的深度開掘，對四川鄉土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方言、風物、景觀、建筑、民俗、傳統、文明在他的作品中都有體現。《大河之舞》對巴人歷史的追溯，作品中的半島是地方的代名詞，半島是一個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外面的人進入半島心存忌憚。半島人也戴著有色眼鏡觀看外界，巴人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群體，關于巴人的書寫讓作品有了種神性色彩。《大河之舞》關于巴人的討論在作品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巴人的習俗、傳承、流變、同化都被反復探討。《誰在敲門》也是一部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大河小說”。整部作品巴蜀風味濃郁，地方風貌、方言的使用、特色飲食（比如小說中大姐準備的那一大堆食物），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性。除了個人和時代的書寫，羅偉章的小說也涉及一些關于文明、文化、善惡、生死等問題的思索，顯然具有“清談”的意味，而羅偉章對這些問題的思索直接指向精神世界的探詢。

《誰在敲門》

三、精神探詢：元敘述、清談玄學、神秘主義與文學的終極意義

羅偉章的小說在個體與時代的關注之后，便來到了精神世界，探尋生命與存在這些宏大而抽象的命題，他的不少小說具有濃郁的思辨性，充滿著哲學性。羅偉章的精神探詢往往是在現實生活的書寫基礎上進一步思考，這種思考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并非一種抽象的探討，在日常生活事件的描摹之中，對很多形而上的問題進行了具象的思考，深奧博大的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并未割裂。

“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11，這是小說的終極意義。“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指向人的精神領域。羅偉章在作品中關注了個體和時代之外，還有更多關于人的精神的形而上層面的思考。小說中的很多內容其實與小說的故事主線并無多大關系，但是作家用了不少筆墨和心思來進行討論，將作品的高度提升了一個檔次。比如很多時候，作者都要站出來討論文學本身，無論是身份的設置還是故事情節，都有這方面的思索。《寂靜史》借助當下各種旅游景區對文化的制造書寫，借題對文化、傳統進行了諸多思考。《從第一句開始》中敘述者和妻子不斷有關于文學的爭吵，這在現如今，是一種殉道般的舉動，一絲文學還存活著的氣息。爭吵，也是“清談”。清談在《誰在敲門》中也多有體現，在父親去世后，作家在描述葬禮的時候，進行了很多關于生死問題的談論，這種模式就是典型的“清談”。

因作家身份暴露而形成的“元敘述”手段是其精神世界探尋的首要的策略。在敘述方面，羅偉章的小說在視角上習慣使用混搭，將多種視角放在一起使用，《大河之舞》的大部分篇幅是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但在書寫羅杰學校生活的時候，“我”便以同學身份與之相遇。視角上的混搭帶來敘述的豐富性，同時，作家喜歡使用“元小說”的策略，將作家身份引入作品中。羅偉章習慣使用文學家的身份，《從第一句開始》以回憶的方式書寫了一位作家窘迫而真實的半生經歷。作品的絕大部分內容是現實生活的直接復刻，未經也無須太多的加工。小說主要內容是一個成年人面對困頓生活所必需的計算和算計，以及最終的失算。而失算的結果就是沉淪和妥協：自我沉淪，并向社會和命運屈服妥協。作家在書寫個體命運沉浮的同時，也在書寫整個時代的變遷。但這一切似乎很快就被解構了，因為敘述者跳出來說自己的記憶被毀掉了。因此，種種事件的真實性變得存疑了。小說整體上來說是一部圍繞文學和作家展開的作品，敘述者的這種跳出來對作品本身大發議論的元敘述手法既是形式，也是內容。身份以及寫作本身是一種頗具象征的行為，文學和作家的命運暗示并隱喻著回不去的過去以及未來那不可預測的生活和命運。

很多時候，作者都要站出來討論事件本身，無論是身份的設置還是故事情節，都有這方面的思索。《誰在敲門》仍是一部作家型小說，不斷出現作家的觀點表露，采用了夾敘夾議的古老手法，有一種“微言大義”的味道，在不動聲色中將很多問題直陳出來。譬如作品通過人物群像的書寫，來描摹一種蕓蕓眾生相，呈現世間百態。對這些人物幾乎沒有描寫到超出基本生存范疇的東西。而關于這些缺失的東西，作家其實用了很多心思在進行闡發，由此也顯現出一種悖論。羅偉章在小說中深入討論了生與死的辯證，在小說中，不斷有關于死亡的敘述，尤其是在父親去世后的書寫中，大量的筆墨與此有關，以此探尋一種終極的命題：生與死。“生”和“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大的事，正是對一個個生命的書寫，來拷問生與死的辯證。另一方面，作品注重個體心理世界的開掘與深挖，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描摹，對精神世界的關注使得小說堪稱一部精神心靈史。很多內容其實與小說的故事主線并無太大關系，但是作家仍用了不少筆墨和心思來進行討論。比如對故鄉的懷想與個體的尋根之旅，就上升到一種現代性的進程反思上。小說還有大量關于生命與存在的哲性思考。作家關注現實，更關注現實背后深層次的原因，走向人的精神世界，探尋靈魂深處的自我與他者。

在現實關注層面，作家只是一個普通人，到了文學這一元主題上，作家則顯現出其獨特的一面。不少小說都有作家這一身份的出場。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于作家和文學的挽歌。在很多小說里，可以說將作家這一偉岸的形象徹底撕碎，露出真實而普通的一面。這種對作家和寫作本身的反思，具有一定的諷刺性和很強的現實意義。《從第一句開始》中，作家開始將文學奉為自己心中的神，能夠遵循自己的內心，到后來，不再翻書，也無心動筆，與約稿者的關系斷絕，也是與曾經的自己告別。備受煎熬之后選擇離職，卻并未重新燃起曾經的文學之火。作家的經歷經過回憶的濾鏡，有些顯得十分美好，比如狹小空間的閱讀體驗“心曠神怡”，可這些依然無法留住自己的初衷，反而對高檔的酒樓、昂貴的禮品和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樂此不疲。記憶與其說是被動毀掉，不如說是自己主動放棄的，當他決定離開軒城南下的那一刻，一切的結局已經注定。這種時刻糾結著的前行，必定無法讓自己的靈魂得到安寧，而不得不遺忘。作品圍繞一個并不輕易下筆的作家展開敘述，是關于作家，關于文學的“元書寫”。敘述者的妻子賈敏這一形象可以和他進行對比，中文系出身的她，似乎明白一切創作規律，卻從不下筆，只是一味鼓勵丈夫去寫，不斷提醒，“你已經多久沒有動筆了”……敘述者因為記憶被毀掉，對一切充滿著懷疑，不確定一個句子是否涉嫌抄襲，不得不一本一本去翻閱那上千冊的書籍，而讀者去對照文中出現的那些作品名稱，似乎都有跡可循，也都是真實存在的，這些著作既小眾，也經典，這種互文書寫也進一步強化了對寫作本身的思考。從寫作的本身而言，寫作的困境一方面來自外界的干擾，生活瑣屑之事的影響，也來自寫作本身的焦慮。敘述者是值得深究的。對寫作這件事請本身的反思。借作品的開頭與結尾的探討，來論述創作本身。寫作肩負著為時間賦形的使命，甚至是置換生命、延續生命。陳小康和妻子賈敏數次的爭論，都在探討文學的本質，文學經驗的本質。癡迷于一個句子的尋找，就如同朝圣一樣，有了另外的含義。

《誰在敲門》的敘述者也是一位文學工作者。在這部作品中，作家將其所有的創作進行了以此回溯與檢閱，并預示了一種開啟新的寫作方向的可能。作家身份的使用，凸顯一種個體的無力之感，也進一步暗示了文學的“無用性”。作為家族中唯一的“公家人”，給人以無所不能的假象，但他其實是無力的。敘述者許春明無法幫助大姐解決孩子的轉正問題，面對父親的疾病也無力阻止一家人的“放棄治療”，對家族的很多年輕人，他其實充滿著憂慮，但是沒有能力解決，無力與無奈由此凸顯出來。個人的無力指向的也是作家群體和寫作的無力。《鏡城》又是一部有關作家的小說，小說通過一場劇作家的夢境來隱喻作家職業本身的一種虛幻性，通過夢境來再次強調這一主題。

《從第一句開始》涉及大量的與主線關聯不太大的內容，有典型的“清談”意味。作品中有大量的辯證書寫，父親和兒子誰應該諒解誰的思辨、生命與死亡、苦難與幸福、高貴與卑賤、時間與靜止、謊言與真實、紀實與虛構、作家與文人、作品的開頭與結尾、時間里的故事與故事里的時間……乃至于這個人本身不同的生命階段所具有的人格特質等，都有一定的對比度。在作家的筆下，萬物似乎都成對出現，彼此、因果、相生相伴，種種對舉，都沒有絕對的邏輯依據，也就有了轉化的可能。接下來，作家其實更進一步，將一般的哲思上升到更加神秘的階段，不少句子如同讖語箴言，很多時候一語成讖。妻子賈敏的文學思維，一直沒有出場的寫作老師，都加劇了這份神秘感。思考時間、存在這一類形而上的問題，試圖在作品中，尋找自己的同道。具有哲理性的句子不斷閃現，“生活不是此時此地，而是經歷沉淀，是自己過去的一部分”。“很多書只能提供皮膚上的美感”。“蚯蚓是不是昆蟲？”一句童言無忌，反復被作家提及，這種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認知差異仍然回到哲理的思辨性，無所謂對錯，只是一種認識的偏差。這種神秘性的描寫，其實正是文學最為精彩的一面。

小說的神秘性也是精神世界思考的體現。羅偉章小說中的非自然敘事較為常見，文本體現出“神性”的一面。《大河之舞》就是一部“人性”與“神性”交織的作品。12作品中的羅杰在姐姐去世后被姐姐“附體”，對喪歌的迷戀，以及小說關于巴人的不少書寫，都有神性的一面。這樣的書寫幾乎在其所有作品中都能尋覓到，《聲音史》將“聲音”這一最接近神靈的物種進行了深度書寫，以對聲音極為敏感的人物楊浪展開，通過天籟、地籟、人籟的書寫，來進行一種神秘性的書寫，《寂靜史》以現代社會的旅游開發為契機，敘述者接受任務去探尋古老的傳統，對古老的祭司進行了深度采訪，以此探尋隱秘的精神世界，小說中直接陳述，祭司也是醫生，既醫治身體，也醫治靈魂，這是對精神世界的直接關注。作品寫到具有法力的端公、祭司，用“法事”治好果果疾病的書寫、同時，作品還借助對祭司的采訪，進入現代人的內心世界，探尋到當代人的精神世界。收錄在《寂靜史》這本小說集中的篇目，基本都采取了這樣的模式，以現實生活切入，進入隱秘的內心世界，思索精神和靈魂層面的諸多問題。《誰在敲門》中有夢里吃藥治好了頑疾、犯忌諱遭到報應以及大量的民間傳說、稗官野史，凡此種種，都體現出了羅偉章小說神秘性的一面。

羅偉章的很多作品都有這種神秘性的書寫。比如《涼山敘事》中一個貫穿始終的重要現象，即大涼山民間的精神統治者畢摩。畢摩和蘇尼，是彝族獨特的神秘群體。蘇尼相當于巫婆和端公，畢摩是彝人的心靈護佑者，彝族文化傳承，畢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縱觀彝族歷史，畢摩接受的教育最嚴格最系統，這一群體獨占經書，掌握哲學、倫理、天文、醫藥、禮俗、工藝等全部知識，在彝人婚喪、生育、疾病、節慶、出獵、播種等日常生活中，負責溝通天地與鬼神，因而成為彝族民眾的精神統治者。13家支制度和畢摩群體，是彝族獨特的文化現象，對彝族社會和彝民生活有著重要影響。這一神秘文化的引入，讓作品有了別樣的風采。就連早期《星星點燈》這樣的現實題材的作品也有女兒遭遇綁架時和父親心靈相通的情節。凡此種種，都體現出了小說神性書寫的一面，體現了作家宏大而注重細節的一面。

羅偉章的作品對自然景觀也有細致的描摹，這些風物在小說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其實也符合一種清談玄學的文風。自然風景比人類具有永恒性，具有見證和凝視的作用，羅偉章小說中常見的“山”與“河”就是一種重要的設置。山川河流這些地理風貌的書寫，以永恒的東西來書寫一種物是人非的狀態，給人以滄海桑田之感。羅偉章歷來注重小說中的風景，他自陳《饑餓百年》是山的文明，《誰在敲門》是河的文明，這其實是對風景在文本中重要性的一種提醒。作家對此有進一步的區分，山與河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描寫的是傳統文明，后者是現代文明，兩者之間是骨肉聯系。14羅偉章的《誰在敲門》的后記中，也記錄了景物帶給他小說書寫的靈感：“天空蒼黃，如同逝去的時光，人，就這樣穿越時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人是多么堅韌而孤獨，又是多么孤獨而堅韌。回想離開蘆山那天，陽光明麗，路旁的蘆山河，靜靜流淌，河岸的蘆葦和灌木，在風中輕顫，倒影仿佛也有了力量，把河水撥出微細的波紋。四野安靜，安靜得連車輪滾動的聲音也顯得突兀。當時，我心里或許就響起過那種寂寥的歡歌。”15《大河之舞》直接以“河”命名，小說中有關于山與河的詳盡書寫，小說多次寫到風景，并對其有精致的刻畫，被反復渲染，景物作為見證者一直沒有隨著局勢的動蕩而改變。這種景物的刻畫彰顯了一種歷史的恒定和人生變換的悲涼之感。其他文本中，《寂靜史》有對大峽谷風物的生動刻畫、《涼山敘事》有對大涼山風光的精確描摹、《聲音史》有對千河口的細致介紹。風物書寫看似閑筆，卻在閑庭信步中將這種“清談玄學”的飄逸文風傳達出來。

“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就是一座精神家園”16，羅偉章的作品正是在努力搭建一座座精神家園。羅偉章的小說創作從1990年代末起步，那是一個精神較為匱乏甚至被部分人忽視的時代，市場經濟、金錢至上、消費社會、物欲橫流、多元主義等等成為時代的常見詞匯和風尚。在文學領域，新寫實主義、底層寫作、青春文學、商業包裝的女性文學以及其他各類暢銷書的運作，都或多或少反映了這種重物質輕精神的局面，人文精神的失落成為一個反復討論言說的主題。羅偉章則從一開始就注意到“精神”這一層面，從“人”到“時代”再到“精神”的層層推進并最終落腳于“精神”，是他一以貫之的書寫策略和文學堅守。

結 語

在不同的創作階段，羅偉章筆下的側重點有多不同，隨著創作的成熟，作家思考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但其一貫堅守和關注的那些東西并沒有減少和削弱，只是思考的面更廣、點更深。時代的大潮與個體的生存交相輝映，“大河小說”的品格與個體敘述構成了其作品的“經”和“緯”。關于個人的書寫，秉持作家一貫的現實關懷，延續底層寫作的文脈；關于時代的描寫，從鄉土社會出發，關注城市化進程帶給鄉土的裂變與解體，揭露與反思現代化帶來的各種現代性問題；在對人與時代的思考之后，羅偉章進入人的精神領域，通過作家這一“元身份”的設置，用超現實的筆法、元敘述手段等，討論生命和存在這些“形而上”層面的問題。在這種辯證敘事中，將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直觀化和具象化了。羅偉章一直在探尋文學的終極意義，這是一個潮流洶涌的時代，每位個體都被時代裹挾著前進，無所謂情懷、夢想、價值……文學，或許是僅剩的清醒。在時代洶涌向前的潮流中，傳統的消亡、文明的缺失、人性的滑落、理想的破滅、信仰的坍塌，都被作家們一一捕捉到了。文學，成了一個問號，追問著一切，等待著答案的降臨。作為思想型作家，羅偉章的作品中經常具有作家身份的人物形象，這種安排，是希冀文學有更大的力量，而他也一直在為此而努力著。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藝術提出的重要美學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ZD04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 陳琛：《羅偉章鄉土小說創作論》，《小說評論》2020年第2期。

2 趙學勇、梁波：《新世紀：“底層敘事”的流變與省思》，《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

3 陳思和：《尋求巖層地下的精神力量——讀羅偉章的幾部小說有感》，《當代文壇》2010年第1期。

4 首屆“鳳凰文學獎”頒獎詞，見http：／／www.sczjw.net.cn／news／detail／4558.html。

5 劉小波：《 地方路徑與文學中國——“2020中國文藝理論前沿峰會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討會’”會議綜述》，《當代文壇》2021年第1期。

6 劉小波：《大河小說的“經”與個體敘事的“緯”》，《文藝報》2021年10月25日。

7 羅偉章：《誰在敲門·題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8 李云雷：《〈紅樓夢〉傳統、生活史詩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羅偉章〈誰在敲門〉簡論》，《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9 房廣瑩：《傳統與現代的對接及調試——羅偉章小說論》，《當代文壇》2022年第1期。

10 徐兆正：《銘刻歷史的聲音——評羅偉章〈聲音史〉》，《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11 [捷]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12 羅偉章：《大河之舞》封底，四川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13 張艷梅：《羅偉章〈涼山敘事〉：一部恢弘的彝族史詩》，《當代文壇》2021年第2期。

14 15 羅偉章：《每個時代下的人們，骨髓里都敲打著古歌》，《文學報》2021年4月19日。

16 賀紹俊：《當代長篇小說的精神性》，《人民日報》201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