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作家年譜是當代文學另一種形式的編年史，為當代文學史料體系的建設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基礎。

本期《光明悅讀》推薦的《柳青年譜》《路遙年譜》《陳忠實年譜》，是對柳青、路遙、陳忠實人生和創作真相的揭示。從三部作家年譜中，讓我們感受到，他們都熱切關注現實，追求從生活實感出發，刻畫能夠“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形象。從寫作手法到內在精神，真正把“以人民為中心”，落到了文學創作的實處。從三部作家年譜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他們以“精益求精、勇于創新，努力創作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這種文學精神的內在延續。

柳青在寫作。（1963年）圖片由邢小利提供

陳忠實晚年在白鹿原。圖片由邢小利提供

路遙在鴨口煤礦深入生活。（王清林攝影）圖片由邢小利提供

再現文學內外的路遙

◎王璐

近年來，在文學社會學的新研究視域下，路遙及其作品的經驗價值正以越來越復雜多樣的面貌呈現在歷史的行進過程中，其間，史料整理工作的進展為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良好的根基。《路遙年譜》即是推動深入打開路遙經驗的又一力作，為讀者呈現了文學內外路遙更立體、更真實的形象。

一

自1970年代開始正式發表作品，到1992年辭世，路遙的文學創作持續了近二十年。二十年間，中國文壇的風云變化在《路遙年譜》中以譜前內容的方式清晰地展現出來。各種文學風潮潮起潮落、文壇體制與時代形勢不斷變化，而路遙最終以“現實主義堅守者”的形象為文學史所銘記。如果說，“年譜整理要將圍繞作家作品形成的經典認識，轉換成問題，而非梳理脈絡的依據”（楊曉帆《當代作家年譜研究與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那么《路遙年譜》通過翔實的史料與巧妙的編排所呈現的，正是路遙如何在徘徊與漸進、取舍與更新中最終確立自己“現實主義”取向的創作歷程。可以說，守正創新、不斷豐富和更新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是作為“現實主義堅守者”的路遙文學創作的價值所在。

《路遙年譜》對路遙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創作、修改和發表時間都有完備的記錄。在清晰的時間鏈條中，路遙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漸進式歷程得以全盤顯現。可以看出，路遙一直把反映時代氣象、描繪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作為自己自覺的追求。在1983年寫作的《柳青的遺產》中，路遙稱柳青“絕不是一個僅僅迷戀生活小故事的人”未嘗不是一種夫子自道，他的創作即以一種總體性的眼光密切關注時代的變化和發展。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路遙創作了多篇小說，比如《在新生活面前》正面描繪新時期的工人，表現現代化建設的熱烈反響。這些寫作反映了路遙對社會現實和時代氣象的充分關注，但彼時他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尚停留在原有的慣性思維中。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里》鍛煉了路遙為“現實主義”賦予新的活力的能力。正是從這兩部小說開始，路遙深化了對“現實主義”的認識，逐漸以富有挑戰性的創作意識深入把握現實的本質。在大量閱讀以往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和持續思考的基礎上，路遙逐步克服了以往僵化的文學教條對自己寫作思維的束縛，在《人生》中表現出卓越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他曾說“關于作品的時代感，實質上是對時代生活的本質反映……我們時代的特點，最突出的是社會面臨著巨大的轉折”。路遙既看到了當時不合理的城鄉二元機制對農村青年人生發展的束縛，又對轉折期的國家變化報以充分的信任。于是，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形象成為反映當時農村發展的時代問題的文學典型，而《人生》發表之后不到兩年，國家即逐漸放開了對農村人口進城發展的限制，高加林式的問題得到了歷史性的解決。這不能不說是路遙站在某種歷史的高度，以文學家的敏銳對歷史潮流做出的一次深刻的現實主義描繪。

二

作家年譜在客觀勾勒作家創作史和作品反響的同時，也隱伏著譜主的精神生命史。《路遙年譜》記載，在路遙追悼會的悼詞中，陳忠實寫道：“路遙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勞動者構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這個平凡世界里的人們對中國意味著什么。他本身就是這個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別經意而產生的一個，卻成了這個世界人們精神上的執言者。”這是對路遙及其作品精神十分準確有力的概括。

《路遙年譜》以不小的篇幅展現了路遙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的生活。借由親友同事的回憶錄和路遙文章中透露的細節，《路遙年譜》還原了在成為正式作家之前路遙的苦難人生。童年時期的極端貧窮，青年時期“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誤”，成家以后家事與工作的困擾以及艱難探索寫作的種種，都顯示出路遙成長的曲折性。而這一切都成為路遙后來創作的源泉，支撐起他極富現實感和大眾關懷的創作。當路遙憑借出色的文學成就告別了自己原先的生活土壤，他把自己的情感依然投注于普通勞動者群體，并“要求自己，在任何時候都不喪失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感覺”。“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這句話在《路遙年譜》中出現了三次。由年譜所顯示的材料看，它并非空洞的言辭，而是被路遙的作品和作家的行動注入了堅實的內涵。路遙始終把寫作本身視作勞作，“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強調自身對這種勞動持正確的態度”。

《路遙年譜》詳細展現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創作、修改過程。《人生》經歷了三年的準備期，路遙先后三次動筆，最終在王維玲的約稿鼓勵下真正成篇。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修改《人生》時，路遙一星期未離開過書桌，累了伏案而歇，困了伏案而眠。而《平凡的世界》更是路遙以驚人的毅力完成的作品。寫作該書時，路遙脫離了家庭和社會，堅持近于機械的每日計劃，錯過了與對他有知遇之情的秦兆陽的相見，忍受身體的不適，最終實現了40歲之前完成大作品的自我期許。

路遙始終對普通勞動者和他們生活的土地懷抱深情，他的創作始終面向讀者大眾，回應普通勞動者的精神訴求。從開始創作，路遙即確定了他的作品“主要是寫給廣大讀者看的，只要大家看，這就是一種最大的安慰”。路遙所說的“廣大讀者”實際上也是構成一個國家絕大部分成員的普通勞動者。《平凡的世界》即是路遙獻給千千萬萬孫少平、孫少安式的普通勞動者的贊歌。路遙看重的，是普通勞動者“在困難的時候獲得珍貴東西的心情”，是他們“負重的耐力和殉難的品格”，他從中發掘了精神和情感的價值，更發現了普通人精神高貴的方式和表現。正是因為路遙堅持從普通勞動者的心靈期待出發，書寫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他的作品才有可能獲得長久的歷史回聲，為廣大讀者所喜歡。

《路遙年譜》所呈現的文學內外的路遙，是對路遙個人創作史和生命史豐富細節的具象展現，為普通讀者提供了親近作家精神生命與人生經驗的絕佳文本，也為后續研究的展開埋藏了不少研究提示，其豐富的延展空間有待于在別文中進一步呈現。

（作者：王璐，系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講師）

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張艷茜

近年來，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工作的日趨興起，為當代文學史料體系的建設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基礎，極大地推進了作家作品乃至文學史的深入研究。其中，邢小利、邢之美著《柳青年譜》和《陳忠實年譜》，以開闊的視野、豐富的史實、嚴謹的考辨真偽的學術精神，提供了準確、清晰，便于稽查，具有資料性工具書功能的作家創作史讀本。既是相對理性、客觀、有著生命溫度的個人文學史，也是當代文學另一種形式的編年史。

文學史料體系建設的貢獻

文學史研究的深入推進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新的史料發現。無論是1916年出生的柳青，還是1942年出生的陳忠實，其實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創作經歷，都是一段并不遙遠的歷史，但真正要考察清楚和呈現出切近真實的兩位作家的人生面貌卻并非易事。年譜作者之一的邢小利，關注、研究柳青和陳忠實多年，為兩位堪稱偉大的作家編著年譜，是邢小利蘊蓄內心已久的愿望。盡管前期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積累，還有很大程度的資料掌握，但是邢小利并沒有走捷徑，他通過反復翻閱大量的原始資料，走訪兩位作家的親朋舊友，還想方設法查閱了作家個人檔案。

在《柳青年譜》中，一些特殊的歷史語境，與曾被文壇遺忘或遮蔽的柳青的特殊經歷，很具體地呈現出來。1934年，柳青在榆林省立中學讀書時，就閱讀了左翼書刊和中外文學名著，由于英文閱讀水平提高很快，閱讀了大量英文文學作品，從而對文學發生興趣。1943年在陜北米脂縣掛職印斗鄉政府文書，近三年艱苦的農村生活和日夜奔波的工作，使得柳青“舊疾復發，又得了傷寒”，當時縣委書記要調他回縣委，病好以后再做安排，但是柳青堅持留了下來。完成《銅墻鐵壁》后，1952年為了深入生活，他毅然辭別北京的都市生活，回到陜西，1953年舉家遷到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他將神禾塬崖畔的一座破寺略做修葺，作為住宅。為了和農民打成一片，便于工作和生活，他穿起農民的服裝，全家過著農民的清貧生活。剛落戶皇甫村時，柳青寫了一部反映老干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小說，面對新的形勢，他決然放棄已寫好二十萬字的“干預生活”小說，重新調整創作計劃，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小說《創業史》的寫作中。從互助組到合作社，柳青參與了我國農村革命性變革的全過程，他計劃寫作的《創業史》四部，其構想就是“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1954年完成第一部初稿后，他又根據新的現實發展和生活感受反復地修改，直到1959年底才完成改稿，先在《延河》連載，后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書。

編著《陳忠實年譜》比起《柳青年譜》，于邢小利來說資料掌握相對便利。因為從1988年起，邢小利就與陳忠實同在陜西省作家協會工作，曾出版《陳忠實畫傳》（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和《陳忠實傳》（陜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邢小利深知，傳記有著較強的主觀性，作者會在傳記中投注自我。而作為資料性工具書的年譜，則強調史料的呈現和歷史事件的還原，所需資料要比傳記詳盡，要求也比傳記嚴謹。而那些資料，就在歷史的夾縫中，就在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事糾葛里，或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或是一個剎那間的細節，陰錯陽差地決定或改變著一個人的命運。

《陳忠實年譜》通過譜主的著述、家庭背景、生平活動、言論、親友關系的書信，以及文學場域深刻影響譜主創作的關鍵環節、歷史細節、重大事件等，按時間先后，逐條記事。面對繁雜的資料，作者緊扣陳忠實文學和人生的關系命題，看似流水賬似的記錄，卻揭示了陳忠實在人生面臨巨大困擾和文學信念的堅守之間，那種復雜又單純的精神內質。1956年因家庭貧困，陳忠實不得不休學一年，導致他后來高考落榜。1957年上初二的第一學期，中學語文教改，分為文學和漢語兩種課程，因為趙樹理的一篇短篇小說，引起了14歲的陳忠實對小說創作的興趣和沖動，由此產生文學愛好。1959年17歲的陳忠實，在報紙上得知柳青描寫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創業史》將在《延河》4月號開始連載，心里竟按捺不住的興奮和期待，為了買《延河》他將父親給他的2角買咸菜的錢，早早地省下來，購買了一本《延河》。當陳忠實一口氣讀完《創業史》題敘，“心里感到很安慰，覺得把那2角錢的咸菜錢省下來買這本雜志是大大地賺了”。這次閱讀，讓陳忠實深深地迷上了柳青，并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陳忠實視柳青為認識生活和藝術地反映生活的榜樣。

年譜打撈出許多看似瑣碎，卻能體現出譜主的思想、性情、精神狀態及其變化，或能折射出時代與文學風貌的事件和細節，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現有的一些考證和研究成果，補充、完善和深化了我們對柳青、陳忠實及其創作的認識。對于文學史料體系建設，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作家作品研究視角的拓展

柳青、陳忠實年譜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極為重視譜主與時代的關系互動。通過鉤沉譜主與重要會議、文學活動、文學事件等大量可信的資料，充分展現譜主與同時代、同地域作家的關系，使我們獲得了許多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信息。兩部年譜文學史料的呈現存在諸多交集之處，可以互為參考、補充、辨析。作者將譜主放置于譜主所經歷的時代語境中，放置于文學史的發展變化中，以文學史的眼光，去完成對作家、作品地位的考量。不僅管窺到時代的流變，也為作家的創作與“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的關系研究，提供了珍貴而有力的史料支撐。

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每一位作家都不是孤立于時代重大事件的局外人，重要的社會時事變遷，都或多或少地在他們的文學人生與創作中打下一定的烙印。《柳青年譜》中，對其人生和創作真相做了可能程度上的揭示。柳青原本打算在皇甫村終老，用畢生的心血完成四部《創業史》的創作。然而，天有不測之風云，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柳青的人生安排。一些學生抄了柳青的家，書籍、資料、手稿洗劫一空，《創業史》第二部的手稿也被抄走。1970年，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命運折磨，柳青從“牛棚”一出來，就開始大量閱讀中外歷史書籍，特別是中外現代史。對生活的感知、反思以及求真求實的文學追求，使得晚年的柳青，思想得以提升到一個空前的高度。這些史實細節的發掘，矯正了曾被我們誤解、固化了的柳青形象，一定程度上復原了一個時期的社會歷史進程，拓展了對柳青及其作品研究的視角。

在《陳忠實年譜》中，我們看到陳忠實創作《白鹿原》之前，在生活的積累，人物的塑造，思想的“剝離”，藝術創作探索方面的種種準備，都只為了一個志向——寫出“真正讓自己滿意的作品”“為自己寫一本死時可以墊棺作枕的書”“讓這雙從十四五歲就凝望著文學的眼睛閉得踏實”。1986年，37歲的路遙在這一年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陳忠實與路遙同是省作協的專業作家，路遙的創作情況，如果說對陳忠實一點觸動沒有似乎不大可能。但已經44歲的陳忠實，對于文學創作，有自己的體會和見解，他認為，創作是作家的生命體驗和藝術體驗的展示，別的作家的創作寫的是別的作家的生命體驗。羨慕也好，妒忌也好，對自己的創作都毫無用處。關鍵是要“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對自己來說，也不能視文友們的輝煌成果而感覺壓力在頂，心理要平衡，心態要放松。陳忠實按照自己的計劃，從走訪家鄉周邊的大戶人家，查閱縣志和黨史、文史資料開始，悉心研讀家族史、村莊史、地域史，并著力挖掘“一方地域的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不斷深化“已經意識到的歷史內涵與現實內涵”。在經過了1986年、1987年兩年的準備與醞釀之后，陳忠實于1988年清明期間動筆寫作《白鹿原》，1989年春節期間完成初稿，1992年3月完成修改。從構思到完成，用去了整整六年時間。最終，《白鹿原》讓陳忠實“登上了這個廣闊的一望無際的原頂，看到的是山高水長”。而之前陳忠實多年中短篇小說的創作，可以說是他寫作《白鹿原》的鋪墊與磨煉。年譜中陳忠實一篇篇小說創作發表的記錄，以及不同時期陳忠實對于文學創作的思考，這個艱難的探索過程，相信會給更多的文學寫作者以啟迪——經典作品的形成，是在不斷地“剝離”與“尋找”之后獲得的。

現實主義精神的傳遞與繼承

從兩部作家年譜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傳統和文學精神，即現實主義傳統和精神，在兩位不同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作家之間的傳遞和繼承。他們都強調熱切關注現實，強力介入現實，高度重視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和命運形態。追求從生活實感出發，并充滿熱情地刻畫能夠“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形象。從寫作手法到內在精神，真正把“以人民為中心”，落到了文學創作的實處。

柳青在20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多次向文學工作者提出“三個學校”“六十年一個單元”的主張。強調社會生活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強調矢志不渝、專心致志把文學創作當作終生事業的重要。這正是柳青個人創作行為的規范和創作經驗的總結。共和國成立后，柳青創作了反映保衛延安的長篇小說《銅墻鐵壁》，無論思想或藝術，都沒有達到柳青預期的目的，也未能很好滿足讀者的需要。個中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未親身經歷這場戰爭，主要是依賴采訪記錄創作的。這部長篇的先天不足，使柳青堅信，生活是創作的基礎。為了反映共和國的革命與建設，柳青決定深入生活。他在長安縣皇甫村，以一個社員要求自己，以自己農民化而自豪。他住農家院落，穿農民的衣服，吃農民一樣的伙食，以步當車，挎個小籃上集鎮打醬油、醋，買食鹽，和農民一起排隊購物，不認識的人，總把他當作一個農民老漢。由于他的農民服飾裝束，曾幾次被省、縣機關的門衛視為農民而盤查、不讓進入。往往是碰到認識他的干部，才為他解脫尷尬。

柳青扎根農村生活，不止個人付出了代價，連全家人也為之付出代價。柳青的妻子馬葳曾對《創業史》的責任編輯王維玲說：“我們家有兩個灶。小灶，專門給柳青的；大灶，我和孩子們的。客人們來了，都和柳青吃小灶……”王維玲吃完飯到院中散步，無意間走進廚房，看見馬葳和孩子們“團團圍在一個大鍋旁，滿滿一鍋菜粥，沒有干糧，也沒有炒菜……”王維玲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問柳青：“你生活這樣緊迫，為什么還要將《創業史》的全部稿費，都捐獻給皇甫村人民公社呢？一萬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嗎？你做得太過分了！”

柳青望著王維玲，深沉而嚴肅地說：“我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變動，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層干部和群眾搞好關系；二是寫好《創業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農村，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誰都知道我寫書，今天出書了，拿了巨額稿費，全部揣進自己的腰包，改善個人的生活，農民會怎么看呢？他們會說‘這老漢住在這里寫我們，原來也是為了他個人發家呀！’如果這樣，我還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創業史》還能寫下去嗎？”柳青的中篇小說《狠透鐵》中有句話：“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奮斗的分工，他負責奮斗!”這正是柳青人生的寫照！

柳青的這些文學活動在《陳忠實年譜》中有著呼應性的呈現。柳青認為：“生活在自己要表現的人物的環境中，對從事文學的人是最佳選擇。”這種深入生活的創作經驗，陳忠實也深以為是，并身體力行。

青年時期因為閱讀《創業史》而結識了柳青的陳忠實，早期的創作實踐受柳青創作影響很大。陳忠實稱柳青為“老師”。他雖然沒有像柳青一樣，將戶口遷回老家白鹿原下的西蔣村，但是從1982年11月調入省作協從事專業創作之后，十年間他一直沒有離開過白鹿原下的西蔣村。回眸過往歲月，陳忠實深切感受到，他在農村的歲月，對他的創作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對中國農民、對中國農村的理解和了解，正是那些年完成的：“回想起來，自己雖然生活在農村，但自幼就上學，一直上到成年，對農村和農民的了解，僅僅是一些表象而已。真正對農村，對農民有一點了解，那還是在公社工作的十余年間。這段生活是難忘的。如果沒有這一段生活閱歷，很難想象我能寫出現有這些作品來。”的確，陳忠實50年的農村生活，為《白鹿原》的誕生提供了豐富生動的真實素材，奠定了堅實厚重的文化底蘊。他是在向柳青學習致敬過程中，終于在白鹿原上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句子”。

讀柳青、陳忠實年譜，讓我們感受到兩位在不同時期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以“精益求精、勇于創新，努力創作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這種文學精神的“內在延續”，同時，他們又各自創作出獨立成峰的現實主義文學標志性作品，他們的作品，既征服過藝術，又征服過讀者。他們都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句子”，也成為文藝工作者永遠學習的榜樣。

(作者：張艷茜，系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