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路遙在代表作中篇小說《人生》的開頭引用了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中的一段話作為題記：“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yè)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這是路遙以特殊方式表達的對“文學教父”柳青的熱愛與崇拜，既是向柳青致敬，也是向《創(chuàng)業(yè)史》的經典魅力致敬。

習近平總書記對柳青也有極高的評價，他曾多次談到柳青和他的《創(chuàng)業(yè)史》，并號召廣大作家包括黨政干部都要向柳青學習。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回憶：“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縣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來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愿堅。他對我說，你到農村去，要像柳青那樣，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柳青為了深入農民生活，1952年曾經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并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蹲點14年，集中精力創(chuàng)作《創(chuàng)業(yè)史》。因為他對陜西關中農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筆下的人物才那樣栩栩如生。柳青熟知鄉(xiāng)親們的喜怒哀樂，中央出臺一項涉及農村農民的政策，他腦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農民群眾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2017年10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討論時再次談到柳青：“黨政干部也要學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氣，那么能夠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柳青及其《創(chuàng)業(yè)史》為何具有如此魅力？為何能得到總書記如此高度的肯定？它有哪些值得珍視的經驗與啟示呢？

擁抱時代的文學“百科全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是一部能夠與時代同行并準確而生動地表現(xiàn)時代精神和歷史本質、具有濃郁時代氣息和生活氣息的優(yōu)秀現(xiàn)實主義小說。

小說以20世紀50年代在全國農村開展的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為表現(xiàn)對象，講述西北農村蛤蟆灘以梁生寶一家為代表的幾代農民為改變命運而奮斗的故事。柳青敏銳地看到了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在推進過程中所面臨的復雜性、艱巨性，在《創(chuàng)業(yè)史》中設計了極為開闊的史詩性結構來呈現(xiàn)這一波瀾壯闊的時代進程的方方面面。

時間上，小說以“題敘”的方式將故事的起點上溯到了1929年，通過前后對比講述社會主義革命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也有意識地將西北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生活習俗、思維觀念的頑固性呈現(xiàn)了出來，既寫出了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農民積極進取、改天換地的一面，也寫出了農村內部不同群體之間錯綜復雜的一面。

小說塑造了不同態(tài)度、不同觀念、不同性格、不同階層的眾多農民人物，以群像的方式展示了他們在面對合作化運動時思想情感的復雜性和多元性。比如，以姚士杰和郭世富為代表的富農和富裕中農階層千方百計阻撓合作化運動的開展。以梁大老漢、梁三老漢和王二直杠為代表的帶有傳統(tǒng)守舊思想的老農民也給合作化運動制造了不少障礙。而以郭振山為代表的從傳統(tǒng)農民轉型而來的黨員干部也帶有守舊思想，消極對待合作化運動。他們共同構成了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阻力，成為以梁生寶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村青年黨員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對立面。

小說就在這樣的矛盾沖突中展開故事情節(jié)，著力敘述青年黨員梁生寶帶領互助組，克服重重困難和各種阻力，最終取得豐產豐收的過程。

可以說，《創(chuàng)業(yè)史》對農業(yè)合作化背景下農村生活狀態(tài)和農民思想的精準把握，不僅具有文學史價值，還兼有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百科全書”價值。正如恩格斯評價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時所說，從這部作品中“所學到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與鄉(xiāng)土文化氣息濃郁的抒情語言

文學是人學。柳青細膩而生動地刻劃了栩栩如生的農民形象譜系，不同人物各因其經歷、個性和精神心理而呈現(xiàn)不同的典型性。

比如，帶著舊時代農民思想認知的梁三老漢，在新事物面前的矛盾糾結代表了老一輩農民所承襲的傳統(tǒng)思維和觀念上的重負，他對梁生寶互助組由反對、抵觸到最終支持，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農民思想認知的轉變，是走向新生的老一代中國農民的典型；村主任郭振山既有黨員身份又被舊思想纏繞，是從舊時代轉型而來的黨員干部的典型；帶有階級壓迫和剝削思想的富農姚士杰、富裕中農郭世富是正在被改造、即將走向消亡的那個階級的典型；社會主義新人代表梁生寶、進步女性代表徐改霞、貧苦農民代表高增幅、黨的基層組織干部代表盧支書，則是充滿朝氣和理想的新一代農民創(chuàng)業(yè)者的典型。

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代表，梁生寶無疑是柳青最為喜愛的人物，也是小說用力最多、最為成功和最具典型性的形象。青年梁生寶在舊時代曾因躲避國民黨抓壯丁而躲進終南山，解放后則成為引領農村發(fā)展的黨員帶頭人。他的身份轉變是黨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偉大勝利的證明，其成長也是在生活和時代的淬煉與磨礪中完成的。作為蛤蟆灘僅有的兩名共產黨員之一，梁生寶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但他立場堅定、積極上進、敢于擔當，有著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仰。他響應黨的號召，組織以貧農為主的農業(yè)互助組，依靠貧農之間相互幫助的力量，克服了物質匱乏、自然災害和各種舊勢力的阻撓，帶領互助組實現(xiàn)了大豐收，證明了農業(yè)合作化的巨大優(yōu)越性，樹立起農業(yè)合作化的成功樣本，從根本上改變了廣大農民對于合作化運動的觀望態(tài)度。梁生寶是把黨的政策轉化為成功的現(xiàn)實實踐的典范，是新一代有理想、有激情、充滿時代朝氣的農民黨員和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代表。

《創(chuàng)業(yè)史》的語言成就很高，既有鄉(xiāng)土性，又有抒情性。一方面，柳青特別善于從農民的生活中學習語言，方言土語的運用極為準確生動。另一方面，他的小說語言又有強烈的個體抒情風格，體現(xiàn)了他對語言的審美追求。

景語即情語，柳青擅長景物描寫。比如，小說開頭對于西北平原早春清晨的描寫：“早春的清晨，湯河上的莊稼人還沒睡醒以前，因為終南山里普遍開始解凍，可以聽見湯河漲水的嗚嗚聲。在河的兩岸，在下堡村、黃堡鎮(zhèn)和北原邊上的馬家堡、葛家堡，在蒼蒼茫茫的稻地野灘的草棚院里，雄雞的啼聲互相呼應著。在大平原的道路上聽起來，河水聲和雞啼聲是那么幽雅，更加渲染出這黎明前的寧靜。空氣是這樣的清香，使人胸脯里感到分外涼爽、舒暢。”在柳青筆下，河水、雞鳴、空氣都是有情的、靈動的、有氣味的“風景”。

同時，《創(chuàng)業(yè)史》的心理描寫也極出色。對不同人物的態(tài)度和立場，柳青不是直接直白地講述，而大都是通過精彩細膩的心理描寫來完成。比如，郭振山對于梁生寶互助組的表面贊同與暗中抵制，梁三老漢對于養(yǎng)子梁生寶積極推動互助組而忽略個人利益的不滿，徐改霞與梁生寶令人惋惜的愛情故事，幾乎都是在彼此的內心活動中展開的。這些帶著情感溫度的心理描寫，有效豐富了作品的內涵，賦予小說語言特有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與大地和人民融為一體的“柳青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柳青時，高度肯定柳青的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方式。

早在1943年，接受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洗禮的柳青，就自覺踐行“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理念，主動到陜西米脂下鄉(xiāng)做文書，深入生活，組織大生產運動，了解農村農民。他在這里寫下了反映農村互助合作題材的長篇小說《種谷記》。下鄉(xiāng)的三年生活，改變了他對于農村和農民的認知，原來不愿到農村工作的思想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

1952年，他又主動要求從北京到陜西落戶，扎根皇甫村14年，完全融入農民的生活。他的生活體驗是一種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的體驗，是作為一個老百姓的體驗，而不是旁觀式的、代言人式的體驗。他是一個作家，但他更是一個真正變成了農民的作家，他真切了解農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農民的思想精神狀態(tài)，為《創(chuàng)業(yè)史》的誕生奠定了堅實基礎。

柳青堅信生活是文學的永遠的源泉。“搞文學工作，不要搞空中樓閣。空中樓閣搞得再漂亮，是不扎實的。”“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生活培養(yǎng)作家、鍛煉作家和改造作家。在生活里，學徒可能變成大師，離開了生活，大師也可能變成匠人。”柳青始終視生活為老師、為源泉、為熔爐。他一邊在火熱的社會實踐中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改造自我，一邊又將新的思考融入文學創(chuàng)作中，通過創(chuàng)作影響大眾并介入社會歷史。這就是新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柳青道路”。

“柳青道路”彰顯的是作家主體同時代生活和人民大眾的緊密關系，彰顯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導向。只有植根現(xiàn)實和歷史，與人民融為一體，我們的作家才有可能創(chuàng)作出接地氣、有溫度、有思想、有筋骨、有靈魂的作品。柳青道路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創(chuàng)作方式，還是一種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態(tài)度，它既適用于文藝工作者，也適用于其他領域的黨政干部，具有超越其產生的時代也超越文學的意義。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