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尚未使用“文學制度”這一概念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之前，將當代文學制度的一些實質性問題納入文學史研究的是香港學者林曼叔等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本書的第一章《文藝政策與作家組織》，概述了“毛澤東的文藝路線”“作家協會的組織”“出版情況”和“青年作家的培養”等幾個方面，其價值判斷我們未必認同，但這樣的編寫較早涉及到了當代文學制度的一些問題。

洪子誠先生1980年代末開始將當代文學制度問題納入當代文學課的內容之中，1990年代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講授中國當代文學專題課時，比較全面的展開了當代文學制度問題。在講稿基礎上整理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以兩章篇幅集中討論了當代文學制度問題，涉及作家組織和文學團體、文學批評和文學運動、讀者反應和書報檢查、作家收入和社會地位等四個方面。洪子誠先生對當代制度的理解，也基本上成為本學科的共識：“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基于道德、宗教、社會秩序等的考慮，國家政權和社會組織往往通過各種方式，對文學的寫作、出版、流通、閱讀加以調節、控制。這種調節、控制，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會采用不完全相同的辦法。”關于這種“外部”的調節、控制與文學從業者的關系，他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這種調節、控制有其特殊性。這首先表現為，從50年代初開始，逐步建立了嚴密而有效的文學管理干預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作家的文學活動，包括作家的存在方式、寫作方式，作品的出版、流通、評價等被高度組織化。這種‘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調節、控制，在實施過程中，又逐漸轉化為大多數文學從業者（作家、文學活動的組織者、編輯和出版人）和讀者的心理意識，而轉化為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1]一段時間關于文學制度的研究，突出了“外部力量”和“自我調節”的關系，“高度組織化”對文學的負面影響成為考察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條線索。

確實，“文學”的“制度”與“文學從業者”（特別是作家）的“思想”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因此，洪子誠先生很贊成羅崗教授的觀點：“思想的落實必定需要依賴制度性的保護；而制度的沿革變化，若不從思想上加以說明，則往往流于史實的鋪陳，無法呈現內在的理路”；“這種依賴關系下兩者尖銳矛盾：一方面思想在制度化的過程中逐漸被體制收編；另一方面思想又在反抗體制的過程中顯示出自身的活力”。我想，這種尖銳矛盾也只是“制度”“體制”與“思想”復雜關系的一個方面，在“文學制度”作為“負面影響”存在時，這種矛盾有時是主要的、尖銳的。“文革”時期主流之外的寫作、地下文學的一部分，就顯示出思想“反抗”文學體制的活力[2]。可能出現的另一種情形是，“制度”、“體制”在建設過程中為文學生產創造了積極的條件，或者重建過程中打破了禁區、激活了作家的創作或者與作家的思想相吻合。

在討論文學制度與文學的復雜關系時，或許首先要認識文學制度、體制本身的某種復雜性。文學制度是一個復雜的構成，其內部的各種要素之間也處于矛盾運動中，矛盾運動的結果會呈現一段時期文學制度的主要特征。從第一次文代會到1956年文學制度的諸要素基本形成，有幾條線索貫穿著：文藝的方向、方針、政策；加強思想領導，調整與健全文化行政組織；堅持“雙百方針”。我們可以從一些歷史文獻來解讀這些線索的脈絡及關系，探尋歷史形成過程中的復雜現象。

在1951年4月20日政務院第八十一次會議上，周揚代表文化部作《一九五〇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一九五一年計劃要點》的報告，總結1950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情況，提出加強對全國文化藝術工作的思想領導、調整與健全政府文化行政組織，布置1951年工作計劃要點[3]。周恩來總理在討論報告時說，在文化藝術工作中，政治標準應放在第一位，但同時要與藝術標準相結合。1951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文藝干部整風學習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報告評價了建國后近兩年來文藝工作的成績和缺點，指出“在文藝工作的領導方面，存在有一種忽視思想、脫離政治、脫離群眾、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使文藝戰線發生混亂，在黨的文藝干部中也發展著某些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極需加以糾正和整頓。”[4]為此，中宣部決定在文藝干部中進行一次整風學習。1951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轉發此報告。從這兩份報告我們就可以明白在總結新中國文學十年時，邵荃麟對文學經驗的總結，他將“沒有思想斗爭，文學不能前進”作為第一條經驗。邵荃麟說：“十年來，我國文學經歷過一系列的尖銳思想斗爭，這些思想斗爭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十年來我國文學上的一系列的斗爭，概括起來說，就是文學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它像一條紅線貫穿著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這些斗爭的性質，有屬于人民外部的敵我矛盾，也有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但都是階級斗爭在文學上的反映。”[5]我們知道，這里關于“階級斗爭”的論述和黨的八大關于國內基本矛盾的判斷有些差別。但我們同時注意到，邵荃麟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基本途徑”作為十年的基本經驗加以總結。他列舉了十年來貫徹“雙百方針”的成績，認為：“十年文學中，這尤其是一個新的極其寶貴的經驗，是促進今后文學發展的中心關鍵。”[6]在1960年7月22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中，周揚談了五個方面，他同樣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實踐經驗加以總結和重申：一、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三、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四、駁資產階級人性論;五、遺產的批判和繼承[7]。

通過這樣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如何處理“思想斗爭”與“雙百方針”之間的關系，看似是一對矛盾。文學制度的組織者之一邵荃麟做了這樣的解釋：“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指出，文學事業，必須絕對保證個人創造性，保證個人愛好的廣大空間，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大的空間，而同時它又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必須服從于黨的領導。這在資產階級看來是相互矛盾的，而在我們看來則正是矛盾的統一。這也是前面說過的統一與多樣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文學的風格是多樣的、自由的，這樣就規定它必須保證作家之間的自由競賽和自由地發揮其獨創性，而這一切又必須以服務于社會主義的根本利益為前提。這是很自然的。”[8]當代文學制度建設和重建過程中的得失，其實都與能否辯證地處理好這一關系有關。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對科學文化工作的方針，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鄭重地宣布了這個方針。1956年5月26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的陸定一代表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向科學界和文藝界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9]。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制度形成的重要文獻《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便是“1956年”的產物。中國作家協會于1956年2月25日至3月6日召開了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會議以討論發展文學創作問題為中心，同時，并就目前文學工作中的兩個重要問題，即培養青年作家和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且通過了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工作綱要》。中共中央在中國作協黨組《關于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和全國青年創作者會議的報告》的批示中說：“中央認為作家協會黨組關于作協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和全國青年創作者會議的報告中所提出的有關發展文學創作的各項意見是正確的，特將此報告發給各地參考。”[10]

1956年之后，文學制度的建設出現了一些循環，1960年代初又著手調整，這也是文學制度的一次重建。1962年2月至4月，中宣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了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的理論會議，會議的議題之一是起草紀念《講話》的社論。林默涵根據多次討論的意見，提出了“社論”內容的初步想法。周揚審閱“社論”初稿后，召集林默涵、何其芳、張光年和袁水拍，否定了“社論”初稿，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依據周揚談話的中心思想，張光年等重新起草并經林默涵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 》。社論提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包括民族資產階級）都應當是我們服務的對象”[11]。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分別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檢查總結幾年來的文藝工作，研究調整文藝的方針政策。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深入到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調查，根據大家反映的情況，為兩個會議的代表作了重要講話。《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了建國以來文藝戰線經驗教訓，對于排除“左”的干擾，貫徹“雙百方針”，鼓勵文藝界解放思想、沖破禁區，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出臺。這一條例由周揚主持、林默涵負責起草，后由陸定一主持修改，將“文藝十條”改為“文藝八條”。主要內容包括進一步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努力提高創作質量，批判地繼承民族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等八個方面。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由文化部黨組、全國文聯黨組提出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由文化部黨組、文聯黨組下令全國有關單位貫徹執行。中央在通知上規定“各級宣傳和文化部門、各文學藝術團體、各文學藝術院校科系和研究機構、各有關的報紙和出版社，以及黨內外全體文學藝術工作者加以討論和執行。在討論個執行中有什么問題和意見，請匯報中央宣傳部，以便繼續修改，使這個文件更加完善。”[12]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制度的建構過程本身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它的屬性、特征、體制等都與文學的領導者、組織者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有關。陳晉在《文人毛澤東》一書中，曾仔細梳理從1940年代到195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對“外國文化”認識的變化。1945年4月，毛澤東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第八部分“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的論述是：“對于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范例。對于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如陳晉所分析的那樣：“不久，內戰爆發，‘七大’這個《論聯合政府》的政治構想，自然不可能實施。建國后，中國在外交上不得不采取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方針，在文化上正應了毛澤東說的‘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為我們的‘范例’。不唯如此，如果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講，對蘇聯以外的國家，不僅談不上‘吸收’，甚至更多的是批判和抵制。”他得出的結論是：“就整個中國來說，這種選擇甚至也不是文化界自己的選擇，而是建國后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選擇過程的一部分。”[13]

1954年12月，周揚等出席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周揚《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祝詞》中，除了以中國作家的名義致敬外，高度評價蘇聯文學不但是蘇聯人民的驕傲，也是全體進步人類的驕傲。關于俄蘇文學與現代中國文學的關系，周揚認為：“現代中國文學在它整個發展過程中所受于俄國和蘇聯文學的益處是無法估量的”；“俄國和蘇聯文學所給予中國人民的影響是遠遠超出了文學范圍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誕生的早期的蘇聯文學被介紹到中國來，是正當中國人民處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最黑暗的時代”；“中國讀者從蘇聯作家所創造的一系列英雄人物的形象中，看到了偉大蘇聯人民——全體進步人類的戰斗先鋒隊——從締造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上走過的光榮的道路，而這正是我們所將要走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中蘇兩國人民之間早已存在的深刻的精神聯系得到了廣大的充分的發展”；“蘇聯文學在它三十多年的歷史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巨大的藝術創造的經驗。這些經歷提供了我們學習的范例”。

在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召開期間，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給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發了賀電：“三十多年來，蘇聯文學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照耀下沿著從社會主義勝利地走向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道路，創造了無比輝煌的成績，豐富了人類的文化寶庫。蘇聯文學成為人類最先進，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學，成為向全世界廣大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成為保衛世界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的重大力量。特別對于中國人民來說，蘇聯文學所產生的深厚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它不僅是中國作家們最珍貴的學習榜樣,而且也是中國人民的良師益友,是鼓舞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過程中的偉大力量!”[14]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蘇聯《文學報》1954年第152期至第161期及1955年第二期所發表的縮短的速記記錄，1955年5月很快翻譯出版了《蘇聯人民的文學：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報告、發言集》。我們現在閱讀那個時期的《文藝報》《人民文學》及其他報刊，就能強烈感受到文藝上向蘇聯一邊倒的傾向。

根據陳晉的敘述，毛澤東對文藝上照搬蘇聯一向有看法：“50年代初拍過一部電影《榮譽屬于誰》，主人公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獲得了榮譽。毛澤東看了不高興地說：難道榮譽就屬于他？1953年籌備全國文代會的時候，準備取消全國文聯，理由之一是蘇聯沒有文聯，毛澤東聽說后隨即反問一句：難道他們沒有我們就不能有？”[15]毛澤東關于文化建設的思路，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完成以后發生了變化。在1953年2月7日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的講話中說：“在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時候，特別是從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時間里，全國有一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他們的科學的高潮。那一個學習對于我們的進步是有很大幫助的。”[16]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之“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中進一步明確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一年8月，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更是全面闡述了他對中西方文化藝術關系的思想。談話提出，“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17]。這個談話在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就像陳晉分析的那樣，這些很好的觀點并沒有在文化藝術創作實踐中充分體現出來，在加上東西方的冷戰背景，也缺少對話的可能性[18]。

新時期文學可以說是以重建文學制度開始的，這個不斷微調、修復、否定、部分重建的過程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展開的。我們今天充分肯定八十年代文學，其實應該意識到這不僅因為八十年代文學完成了歷史的轉折，創造了一系列重要文學文本，而且這是一個文學制度與文學相互激發和解放的年代。這種相互激發和解放不乏碰撞、沖突，無論是文學制度還是作家其實都在一些既有的問題中循環。周揚《文藝界黨員領導骨干學習討論會小結》未收入《周揚文集》，作為“附錄”收在顧驤《晚年周揚》一書中。我讀這篇講話稿，深刻體會到文學制度重建過程中，制度與作家兩方面的復雜性。周揚說：“應該看到我們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急劇變化的歷史轉折時期”“而我們現在面臨的轉變，比之黨的歷史上任何一次轉變內容都更加深刻與廣泛，因此我們黨的同志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認識上存在差異，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應該看到，有些問題經過討論可以取得一致意見，有些問題則一時還不能取得一致意見。那么就不要勉強求得一致。”經過歷史沉浮的周揚顯然在努力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他提出了解決思想問題需要商討和等待：“可以求同存異，可以暫時擱置起來，不急于作結論，等待進一步的商討，等待實踐來檢驗。商討和等待是解決思想問題所必需的，我們決不可以急躁行事。”周揚特別提到了不斷會有“新的分歧”：“歷史是在矛盾中不斷發展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舊矛盾的不斷交替和暴露，人們認識將會不斷有新的分歧，經驗總結將按歷史階段反復進行。我們希望每一次總結都將比前一次更深刻、更完全、更準確。”[19]周揚的這段表述，從思想方法上講并無新意，但作為文藝的領導者、組織者確認“分歧”的不可避免，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它影響著處理“矛盾”的方式和結果。

文學制度的“求同存異”也許可以表述為，對文藝的方針、政策需要統一認識，具體問題上的分歧則進一步商討以達到縮小和消除分歧。1982年前后，周揚《關于新“文藝十條”的談話》顯示這位參與文學制度創建和重建的組織者之一，試圖通過新的政策將文學制度的建設更為吻合文藝的方針政策和藝術規律。周揚談了十個方面的問題：一、思想文化建設要和經濟建設相適應；二、文學藝術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正確估計當前的文藝形勢；三、正確總結歷史經驗，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四、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五、發揚藝術民主，保障兩個自由；六、繼承和革新民族傳統；七、向外國學習，加強文化交流；八、理論建設，學習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思想；九、團結問題；十、領導問題[20]。根據顧驤回憶，1981年7月9日，周揚召集林默涵、張光年、陳荒煤、賀敬之等開會，商談起草制定問題八條問題。為何要制定新的文藝條例，顧驤這樣分析：“近因是文藝界領導骨干會議期間的爭論、批《苦戀》事件；更基于‘文革’的教訓。他覺得文藝上的問題，不應由領導者個人的主觀認識任意而為，對于幾十年‘左’的教訓應形成政策條文確定下來。顯然他已具有文藝問題不能‘人治’而應‘法治’的認識萌芽。”[21]

這種協調的狀態在八十年代相對穩定過很長時間。九十年代以后，市場因素介入“制度”“體制”后，特別是“制度”“體制”整體穩定運行之后，作家與“制度”“體制”的關系相對寬松，即便在某些方面處于矛盾甚至尖銳的矛盾狀態，兩者沖突的表現形式也發生著重大變化，而不單純以對抗的方式出現，妥協、退讓、回避、求同存異也是一種狀態。作家處理文學創作與體制的關系表現出更多的世俗智慧，文學編輯、出版人、書商甚至批評家都在作為權力結構的文學制度和市場之間摸索到生存方式。——這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清理的另一個問題。

注釋

[1][2]洪子誠：《當代的文學制度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2期。

[3]原載《新華月報》1951年6月號第4卷第2期（總第20期），收錄《周揚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4]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5][6][8]邵荃麟：《文學十年歷程》，《文藝報》1959年第18期。

[7]初刊于《文藝報》1960年第13、14期，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集》，1960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

[9]原載《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公開發表前，1956年6月6日陸定一又對報告作了修正。

[10]參見《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6月第1版。

[11]《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人民日報》1962年5月23日。

[12]參見《文藝研究》1979年第1期。

[13][15][16][18]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70-372頁、379頁、372頁、380頁。

[14]參見《人民文學》1955年第1期。

[17]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9日。

[19]周揚：《文藝界黨員領導骨干學習討論會小結》，《晚年周揚》，文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第148頁。接著這段講話，周揚誠懇地說到自己：“我長期在宣傳部門擔任領導職務，錯誤缺點很多，欠債很多。我對過去自己所犯過的、在一些問題上也是我們當所犯的‘左’傾錯誤以及其他一些錯誤，還沒有完全清理；現在，是否又偏到另一方面，偏到右的自由主義方面去了呢？這都是希望大家來幫助檢查的。”參見顧驤《晚年周揚》，第149頁。

[20]周揚：《關于新“文藝十條”的談話》，《晚年周揚》，文匯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第171-181頁。

[21]顧驤：《晚年周揚》，文匯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