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對文學的內涵構成了重大的挑戰。這種挑戰主要體現在對藝術主體性的解構上。對傳統文藝理論而言，藝術參與必須具備自由與創造雙重屬性。因為它是自由的，所以它就不能受到現實功利性的束縛；因為它具有創造性，它就擁有一種超越現實局限性的可能。因此，藝術不僅給人以愉悅，更是人類主體性得以實現的重要保證。

從亞里士多德到海德格爾，藝術一直被視為人類精神的伊甸園。它不僅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更是機器所無法深入的最后堡壘。但是，這種觀點在現實審美實踐中遭到了巨大的沖擊，人工智能已經闖入了藝術伊甸園的圍墻。如果說“大作家寫作軟件”用編程攻克了敘事文學的城墻，小冰寫詩則是進一步摘取了詩歌藝術的桂冠。

事實上，“技術問題是后人類困境的核心問題”[1]。“人類和技術他者之間的關系在當代語境下發生了改變，朝著前所未有的親密和侵擾發展。”[2]例如，有部分學者認為，小冰寫詩依舊需要人類輸入圖片作為它的誘發源，它依舊是在某種特定語言規則下的詩歌創作，因此，機器寫出的詞句游戲，并不會取代人類，它依舊是“人向人打招呼”的一種表現。但更多學者則對機器寫詩所帶來的挑戰憂心忡忡，其表現具體如下：

一種聲音認為，人工智能創作是沒有創造性的，因此，它只是“詩歌創作的反面教材”[3]。事實上，從人工智能之父圖靈到研發微軟小冰的首席科學家宋睿華，人工智能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沒有創造性的機器，他們在設計程序時雖然“添加了一些隨機性，以及深度計算的技術”[4]，但它的自我驅動性只是一種錯覺，這仍然不能改變機器沒有創造力的事實。“從詩歌呈現出來的感覺來看，它（微軟小冰）更多整合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白話新詩……的習慣用語。但正是這種過于明顯的直接挪用暴露了它模擬的本質”[5]。換而言之，微軟小冰未能自籌偉詞，因此它所寫的詩是一種沒有創造性的詩，如果對其放任自流必然帶來藝術的解體。另一種聲音認為人工智能雖然有利于藝術民主化的實現，但仍是一種有著使人類經驗陷入同一性陷阱的可能。一方面，它在肯定了人工智能創作實現了本雅明“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的承諾，有利于藝術民主化的實現；另一方面，這種機器編程視域下的創作也可能使我們陷入同一性的危機：它不僅使我們失去了藝術經驗的原真性，也更容易使我們在沾沾自喜中淪為技術的傀儡而喪失了抗爭意識——從表面上看，人工智能的隨機搭配似乎給予了人類體驗無限的可能性，但人類經驗始終局限于某些固定模板與算法呈現的套話之中。久而久之，我們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而失去了感知豐富、多樣世界的能力，而被異化為自身的他者。

如果說前一種觀點多流行于詩人、藝術家等創作群體，那么后一種觀點則流行于理論研究者之中。相對于前一種觀點的激進與峻切，第二種觀點則顯得更為辯證與理性，因此，它似乎也更為人們所接受。但實際上二者并無本質的不同，他們都將人工智能視為一種同質化的、沒有創造性的“大他者”[6]，因此，要維護人類的主體性就要捍衛藝術的創造性，就要反對機器寫作的異化行為。

然而，何為藝術的創造性本身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命題。主流觀點認為，創造性是一種不可復制性的個性化創造，它不僅是一種手工勞動，更與一種可復制的機器生產大相徑庭，本雅明將之稱為原真性。然而，這種論斷與現實審美實踐不盡相符。如果說當年的情書系統還只能編輯那些老生常談的愛情套話，微軟小冰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統已經可以生成一首首令人耳目一新的現代詩句。相較于所謂那些名噪一時的“梨花詩”“老干部詩”“賈淺淺詩”，“微軟小冰”這個對20世紀20年代以來519位中國現代詩人的作品進行超萬次迭代學習的人工智能程序所創作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在遣詞造句、個人風格與整體意境都頗有可觀之處。以微軟小冰的名作《船的照片》為例，其風格之清新、意境之雋永，我們完全可以說它比賈淺淺的《我的娘》《朗朗》《日記獨白》更具創造性。

因此，判斷一首詩歌是否具有原真性不能拘泥于某種美學的教條，而應回歸到詩歌賴以存在的審美情境之中。卡爾維諾認為，多數的作家只是特定情境下某種語言規則的組織者，“作家所謂的‘個性’存在于創作行為的內部，是寫作的產品和方式。即使是一臺已經輸入了適用于這種情況的指令的文學機器，也能夠在紙上創造出作者所具有的一個突出而不可混淆的‘個性’；或者這種個性能夠成為一種規則，在他所創作的每部作品中得到發展或改變……小說術語中所謂的天賦、才華、靈感、直覺，會憑借經驗、嗅覺、走捷徑，找到一條道路”，因此，“在將文學創作的過程分解和重新組裝之后，文學生命決定性的時刻便是閱讀。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將創作委托給機器進行，文學仍舊是人類意識中最受關注的場所，是每個社會和每個時期符號體現中所包含的潛力的表現”[7]。換而言之，對卡爾維諾而言，所謂的原真性首先是一種闡釋學意義上的效果歷史，我們不能離開具體的審美情境來坐而論道；我們不能只強調文學的創作維度，而應該去關注文學創作與閱讀得以實現的具體情境。

事實上，在21世紀的文學理論界，對情境的關注早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對情境理論而言，真正的文學欣賞必須綜合考慮讀者、藝術家（作者）、藝術對象（作品）以及傳播過程本身等多重維度。換而言之，情境理論可以綜合上述多種理論的諸多優勢：它在保證理論架構的簡潔明了之時，又能博采眾長、積極吸收諸多理論的合理性因素。它并不依賴于某個孤立的觀點，而是以整體情境的視野來審視一切審美現象與藝術問題。這一種兼容性給予我們更為廣闊的胸懷，它不僅打破了各個替代性理論各自為政、將目光局限一隅的僵局，更為我們建立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審美模式奠定了基礎。因此，在這種理論架構下，我們不僅可以立足于作品的形式結構，去欣賞T.S.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中的精美結構；也可以從藝術家出發，去欣賞奈保爾在《大河灣》中所流露出的那種午夜之子的憂郁；也可以從接受者的角度，去探究不同時代讀者對于閣樓上的瘋女人的期待視野；也可以訴諸媒介，去觀察同一題材在不同媒介中的表現形式。因此，我們評價某部文學作品的成敗得失不能單純從作者的才氣、情感等維度出發，而應還原到具體情境中，從情境的角度來闡釋它的價值。

在這一種視域下，從小冰之詩《時代廣場》與T.S.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獲得的審美特質并無本質的差異。正如實用主義美學所強調，真正的原真性與創造性并不來自某種先驗的結構，它表現為人是否可以在與環境的彼此交互中發展出一種更為豐富與敏銳、可持續的審美感知力。這不僅可以確保人們獲得更多、更豐富的審美愉悅，更可以保證這種愉悅的可持續性。換言之，當人工智能創作同樣可以給予人們一種可持續快感的時候，它的美學價值也理所當然得到人們的承認。

在現實審美實踐，這種審美快感的無區分性早已為人們所證明。例如，“作家韓少功曾將北宋詞人秦觀的‘西窗樓角聽潮聲，水上征帆一點輕。清秋暮時煙雨遠，只身醉夢白云生’和IBM公司的作詩小軟件‘創作’的‘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混在一起，拿去某大學做測試，30多位文學研究生大多猶疑不決分辨不出”[8]。從這個層面上說，我們與其去譴責人工智能剝奪了藝術的主體性，不如說我們正徒勞地捍衛著某種我們從未擁有過的權力。

這種權力訴求的背后蘊含著這樣一個邏輯前提——藝術創作就是藝術家的創作。也就是說，除卻文學史上那些名重一時的經典著作，那些普通的作品幾乎毫無價值可言。但是，這種言論明顯是違背現實審美實踐的。一方面，它否認了文學作為一種話語組織形式的一般屬性。無論是普羅普對童話的研究，還是托托洛夫等結構主義者就小說深層結構的分析，無不印證了文學作為一種話語組織形式的一般屬性。沈從文在《抽象的抒情》中固然肯定了生命創造力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但他也特別指出“文學藝術創造的工藝過程，有它的一般性，能用社會強大力量控制，甚至于到另一時能用電子計算機產生（音樂可能最先出現）”[9]，因此，文學來自日常生活語言，日常生活語言中隱藏著某種審美的潛質，二者并無本質的差異。另一方面，它與藝術民主化的時代卻是背道而馳的。在這種權力訴求背后隱藏著一種專斷的精英主義視角。在這種視域下，文學只能是藝術家施展與表現自我的舞臺，一般人只能在對它們的頂禮膜拜中得到審美救贖。這種觀點在“作者已死”的后現代有些不合時宜，更與大眾文化日益興起的社會趨勢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從這個層面上說，所謂人類主體性不過是一種虛擬的權威，其本質上不過是精英階層擔心失去文化主導權的自憐自艾。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權力話語的角度來審視這一種對人工智能的擔憂。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我們不再拘泥于創作論的角度，我們或許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到人工智能在文學建構過程中所展現的作用。在諸多視角中，現象論無疑是一個頗有價值的選擇。

從現象論的角度看，文學或許可以被還原為一場語言的游戲。游戲的主體性并不來自游戲中某個游戲的單向度的參與者，而來自諸多元素彼此博弈、共生共存的具體情境。從這個層面上說，無論我們是創作者還是接受者，抑或某個借助于技術中介的表演者，我們都只是這個情境游戲的參與者。我們在這個共同的游戲中共存共生，就像人與他所棲息的星球其他生物一般的共生關系。從這個層面上看，人工智能未必就是文學發展中的攔路虎，它不僅可以降低參與游戲的門檻，使更多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人得以參與到這場語言游戲中來，更可以使文學參與者擺脫“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沉重負擔，在這場自由無功利的游戲中獲取更多的快樂。

當然，肯定了文學的游戲本色并不意味著就要走向后人類的解構，但我們有必要擺脫人與機器二元對立的教條，我們從一個更具反思性的角度來審視藝術主體性本質，畢竟“文學藝術的形成，本身也可說即充滿了一種生命延長擴大的愿望。至少人類數千年來，這種掙扎方式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得到認可”[10]。換句話說，文學有足夠的寬容來容納包括人與人工智能在內的參與者，也有足夠的大度接納各種水平參差不齊的文學作品。

總之，無論你愿意與否，一個人工智能的時代已經到來，與之共生已是大勢所趨，文學理論也應改變既有的觀念，以一種更為開放的姿態去迎接它的挑戰。

注釋：

[1][意]伊洛塔·卡爾維諾：《文學機器》，魏怡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130頁。

[2][意]伊洛塔·卡爾維諾：《文學機器》，第130頁。

[3]謝君蘭：《小冰寫詩：詩歌創作的反面教材》，《中國文化報》2017年6月30日。

[4]九州連線：《CNCC 2018丨微軟小冰首席科學家宋睿華：小冰是如何寫詩的？》，搜狐網，2018年10年31日。

[5]謝君蘭：《小冰寫詩：詩歌創作的反面教材》，《中國文化報》2017年6月30日。

[6]王峰：《人工智能形象與成為“我們”的他者》，《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7][意]伊洛塔·卡爾維諾：《文學機器》，第268—269頁。

[8]饒翔、劉璐：《人工智能會取代詩人嗎》，《光明日報》2018年5月14日。

[9]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頁。

[10]沈從文：《抽象的抒情》，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