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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種子不死,如果故事一講再講 ——讀鄭在歡《今夜通宵殺敵》及近作
      來源:文學報 | 劉欣玥  2022年01月28日09:00
      關鍵詞:鄭在歡

      2017年,年輕的寫作者鄭在歡帶來了《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這本滿溢黑色幽默的自傳之書由“病人列傳”和“Cult家族”上下兩輯組成,鄭在歡用模糊了虛構與非虛構邊界的聲音,讓駐馬店以文學和故鄉之名為人所知。在這個混合了玩笑、魔幻、鄉愁與草根色彩的地方,奇異怪酷的鄉鄰輪番登場,“我”自幼家庭破毀,親戚更是逐一上演生死悲辛。在駐馬店農村里度過的童年是灰色的,險惡得一眼望不到盡頭,想要逃到外面世界闖蕩的“我”,“能做的只是待在家里,等著長大”——既然走不掉,那就盡可能興致勃勃地打量周遭的人事。用作家自己的話說,這本書回望少年時認知的世界,“一個語焉不詳的世界,所以里面很多人物形象是很模糊的,因為少年記憶里的只言片語,又變得充滿活力。”或許是孩童視角里自發的天真,對生存的嚴酷半知半解,所以一心要為奇人、怪人樹碑立傳;也或許是過人的幽默感,讓他自覺到要與認識到的絕望保持距離。總之,在駐馬店系列的寫作里,鄭在歡開口講述的皆是人間喜劇,沉重的現實底色盡數藏在欣快的敘說里,像絕不輕彈的淚藏在無盡的笑聲中。這令人想起威廉·李卜克內所講的,“我們在境況最困苦的時候,笑得最多,沒有別的什么時候是笑得這樣多的。”

      憑借《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嶄露頭角后,緊接著是四年的沉寂。盡管文學無法用尋常時速丈量,但鄭在歡在處女作里展示了充沛的言說欲與講故事的才華以后遲遲沒有新作問世,多少令人生疑。直到2021年尾,他的第二本小說集《今夜通宵殺敵》和第三本小說集《團圓總在離散前》同時出版,又讓人大呼任性,不按常理出牌。后來鄭在歡在采訪中只輕輕提及“熬走了三個編輯,加一個出版商”的坎坷出版歷程,個中心曲與磨礪或許不足為外人道也。

      兩本新小說集中的二十多個篇目,創作時間分散,有的竟相距十年之久,并置在一起,供應一場時差倒錯的閱讀狂歡。本應是乘勝追擊之作的,變成了遲到的少年考古學;涉足復雜社會后漸趨老練的人世觀察,又總帶著尚未斬斷的少年心氣。從駐馬店出逃的年輕人,忽而長出強悍卻疲憊的成人面孔,忽而又脆弱純真,狂妄如初,“如經百劫天真在”。鄭在歡的題敘亦是點睛之筆,在《今夜通宵殺敵》的開篇寫下“喚醒那個少年”,又在《團圓總在離散前》的尾聲設置“‘回來了?’/‘回來了。’/回來就好。’”的自問自答,暗示了文學里十年遠游,歸來一身月色。讀者放下書,從犬牙交錯的時間眩暈感中醒來,可自行動手,慢慢拼湊出駐馬店文學地圖的全貌。

      《今夜通宵殺敵》大多收錄鄭在歡2010-2014年左右的創作,寫離鄉赴外闖蕩前后的鬧猛青春,接續上了《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里那個16歲輟學離家打工的少年背影。名為“李青”的主人公和同伴進入城市,游走于工廠車間、網吧、洗頭房、夜市路邊攤與露天公園,收入低微,生活狀態搖晃難定。他們飽受枯燥流水線的折磨,忍耐窮困對驕傲的傾軋,在通宵網吧的廉價娛樂中暫時忘記生活的混沌,偶爾也得到愛神的短暫眷顧……透過這群城市外來者冷的眼、熱的血,鄭在歡寫出了他所理解的二十出頭的粗糙的詩意與尊嚴。

      《團圓總在離散前》則集中呈現了鄭在歡2019年恢復寫作以后,多樣化的題材涉獵與文體實驗。入冊的篇目,將形式感更強的城市速寫、歷史隱疾、軟科幻、電影元敘事、聊齋故事新編一一嘗試。類型文學的糅雜與自由拼貼,擺脫了現實桎梏的幻想架構,都延續并放大了作者對于荒誕意趣和黑色風格的偏愛。但頗有意味的是,在壓軸的中篇同名作中,駐馬店農村再次強勢返場。鄭在歡用分鏡頭的方式寫下“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是空的,只有春節是旺季”的農村十日談。這篇小說也用憂傷、從容與疏闊的抒情,向最初那個喋喋講述怪人奇談的孩子告別。當年的留守孩童一夜間長成大人模樣,從四面八方的城市返鄉過年——在村口迎接他們歸來的,是開小賣部的高飛,也是《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里患小兒麻痹癥的故人,就連他也年逾三十了。年輕人在團圓筵席上穿戴光艷,各懷心事推杯換盞,但每個人都心知肚明,兒時的年味回不來了,年輕人早就已不屬于頹萎的村莊。就像鄭在歡寫到的那些勉力維持著,卻又日漸荒腔走板的年俗一樣。“村莊很快就會恢復平靜,這些制造喧囂的人們即將沿著來時的路飛散而去,今時此地的喧囂,必將被明日他鄉更大的喧囂吞沒。”

      在同齡人里,再沒有比鄭在歡更強調“說話”之于“講故事”的重要性的寫作者,他也的確擅于此道,其根脈內在于農村口傳文化的浸染。通過作家、敘事者與人物滔滔不絕地說話,說閑話,說狠話,俗話,怪話,彩頭話,鄭在歡將他的“駐馬店熟人世界”打造成了約翰·伯格在《講故事的人》中描繪的那種“活著的村子的自畫像”。故事被耳聞目睹,相處流傳,村莊里的人因為彼此熟稔,每個人在描摹的同時也都在被描摹。“村子的自畫像不是由石頭造成,而是由述說、流傳的詞語造就;由輿論、故事、目擊者的陳述、傳說、評論和道聽途說造就。”鄭在歡并不掩飾自己生長于斯的傷心過往與羈絆,但更關心農村社會里無人能掙脫的生與死的共同命運。也正因如此,講故事的人將聲音借給鄉村,借給他人的生命經驗。村莊里的聲音因而綿延且生生不息,帶著俏皮的辛辣,也帶著寬容和推己及人的不忍。

      至此,始于童年回憶,經由離家數年的青春漫游與進化,到成年后的再返鄉、再離去。讀者能夠從鄭在歡近十年的寫作里,辨認出某種類似“駐馬店成長三部曲”的文學路標。當然,也盡可以從任意一個路口進入。朱文在《今夜通宵殺敵》的序言中的說法很準確,《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像一份簡明卻又辨識度極高的人物檔案與索引工具書,早已為這些人物日后在其他小說中的再次出場做好準備。

      事實上,《今夜通宵殺敵》里,不僅出現了許多《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里的故人,一些篇目直接就是對《駐馬店傷心故事集》情節的同題重寫。以李青為主人公的《漫斜》《撞墻游戲》,就用第三人稱視角提供了第一人稱《沒娘的孩子》里沒有的內斂、細節與結構打磨。《撞墻游戲》再次講述生母去世,李青不堪繼母的暴虐而離家出走的短暫風波。李青在不靠譜的親戚間無處可去,連寄人籬下都顯得十分勉強。在小說里,“撞墻”指向李青從頭到尾鬼打墻般的孤獨無助,舅舅瘸龍挖墻行竊反被貨架壓垮的諷刺場面,也來自玻璃彈珠、貪吃蛇這兩個百無聊賴的游戲比喻。兩個游戲的規則截然相反:“撞墻”是玻璃彈珠游戲的開始,也是貪吃蛇游戲的終結,被夾在其中的李青,則是完全無法掌控人生游戲規則的那一個,只能在無人收留的童年來回碰壁。和“撞墻游戲”相似,“漫斜”也是作家自創的成長隱喻。“漫斜”本是孩子們從蘆葦蕩里踏出來抄近道的上學路,卻因為一樁自殺案,變成了暗藏“一萬只厲鬼蠢蠢欲動”的陰森可怖之地。這像極了李青只身涉險的成長心境,無法抑制住恐懼,卻又沒有捷徑可走。小說集中還有一篇《誰打跟誰斗》,采用第一人稱重新講述《回家之路》的故事。刑滿釋放的軍艦在回家路上失手殺人,再次被抓走時對著兒子大喊“誰打跟誰斗”。如果說《回家之路》更多表達了旁觀者“我”對軍艦父子的同情,那么《誰打跟誰斗》不僅增添了軍艦過失殺人時劇烈的感官與心理活動,更從一位父親的內心出發,揣摩到了臨別時那句看似兇狠的喊話背后的虛空、憂慮和無奈,以及一個缺席兒子成長的父親的悔恨。

      所以,應該如何理解同一個素材被作家從不同視角、人稱反復講述?這里面或許有鄭在歡經年縈繞不去的疑問,一定要把故事一講再將才能邁過的心坎。如果依照本雅明的說法,講故事本來就是一門復述的藝術,故事的生命力來自層層疊疊的復述。又或者說,從來都是那些經得起復述的故事,才是會在鄉村里留下來的故事。小說集中那篇充滿魅力的《還記得那個故事嗎?》展現的正是打撈記憶中的好故事的極致沖動。在這篇難以復述的小說里,李青向童年玩伴拼命追問一個曾經聽過的刻骨銘心的故事,“就當現在是小時候,能不能跟我聊聊那個故事?”通過兩個人剝洋蔥一般的對話,終于把這個古怪、神秘又悲傷的故事還原出來——成年后再次講起,甚至比兒時還要古怪、神秘和悲傷。“還記得那個故事嗎?”是一句邀請,也是一聲嘆息,道盡了年少已逝的無奈。講故事的閑情不再,孩子聽故事的專注,對新世界的輕信也隨閱歷增長一同耗盡。

      相較于生時的負重,死后的鬼故事倒是被鄭在歡寫得溫情脈脈,甚至給人以寬慰。《我只是個鬼,什么也做不了》里,名為“四十二”的鬼重情重義,也因為自己的善舉得到了醉鬼的善報。就連《收莊稼》里祖奶奶講的那個“淹死鬼找替身”的小故事,也是以“他太善良了,所以怎么都找不到替身”告終的。“凡是擁有充分生命力的人,很少會聽任社會的苦難完全支配自己,”盧那察爾斯基曾這樣談及狄更斯的幽默,笑聲能把世界觀中的悲觀因素同溫與親切的戲謔、同對人類弱點一笑置之揉在一起。“笑有時暴露和刺傷人,可是有時也能安撫人,使他對沉重的噩惡夢似的現實加以容忍。”用在鄭在歡的人物身上,或許也是恰切的。《今夜通宵殺敵》寫到了勞動者的耐苦與智慧,但寫得更多的,還是非法經營的小商販、小偷、搶劫者、器官買賣者的鋌而走險。無論是死后的鬼,還是生前的貧弱者,作家沒有在“正混”與“不正混”的人之間置入過多道德評判,甚至會時不時用惡作劇的方式捉弄一下筆下的人物。這惡作劇卻更像是善意的小小調和,用一種“不把世界當回事的積極方式”,讓他們免于陷入更棘手的大麻煩。

      《今夜通宵殺敵》的末篇是《收莊稼》。同鄉青年龍頭在外地偷電纜時意外觸電身亡,李青的父親肩負起偷偷將龍頭尸體運回故鄉下葬的重任。龍頭的墳墓周圍散發出惡臭,祖孫三輩就在近旁一邊收割芝麻,一邊采挖紅薯,一邊聽父親講述外面的故事。這個場景,十分接近本雅明描摹的那種前現代的、手工業時代講故事的狀態。父親說起龍頭的死亡,又總是岔開去,牽絲攀藤地講到別的死亡故事。龍頭熱鬧到荒唐的葬禮、老得說不出年紀的祖奶奶的死、打工回家的少女的死、野地里兔子和螞蚱的死……死亡漾起回憶與語流的漣漪,帶給李青第一次直面死亡的惘惘的威脅。就在尸臭籠罩的莊稼地里,這樣的場景,卻被鄭在歡寫出了一種詭譎至極的親密和溫馨——只因這也是主人公留守鄉間的寂寞童年里,難得與父親團聚的時刻。又或許,無論是父親從外面掙回的錢,還是從外面帶回的故事,都遠不及日頭底下這樣尋常的閑話家常、勞作與陪伴來得珍貴。

      讀畢這兩本新作,我才突然發現,《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寫盡了遠親近鄰,也寫到了缺席和失職的父親,卻沒有一篇直接以父親為主人公的特寫。或許連鄭在歡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除了生與死,笑與悲,“父子關系”同樣是一條隱秘、隱痛的河,從駐馬店世界的地底流過。但就像前面述及的那些故事,父親帶兒子吃包子的故事也好,軍艦向兒子的發狠喊話也好,別家的父子故事也好,這河流總在他人的岸邊激起浪與回響。鄭在歡的小說有時讓我想起詩人戈麥的兩句詩,一句是“如果種子不死,就會在土壤中留下許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東西”,另一句是“沒有人看見草生長”。李青們的折返躍遷,像是注定要被風吹到異鄉的質地堅硬又倔強的種子,兀自長出齊人高的荒草。就像小說里寫到的那樣,無人欣賞,卻能接納同在城市邊緣徹夜流浪的少年。而那些“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又是什么呢?這里面或許有上一輩、上上一輩鄉鄰隨著鄉村飄零的遺愿,或許也有一顆尚未準備好要去直視父親的心。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