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子善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以后，在學界引起了頗多注意。這是他多年在現代文學史料學和文獻學領域深根細作的發現，也是他金針度人，無保留地向晚輩后學傳遞治學方法與門徑的“武功秘籍”。

近年來，雖然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已有多部屬于史料學性質的著作出現，以致于有人稱之為“史料學轉向”。但與這些著作相比，《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還是體現出它的獨特性。首先就是一種全局性的視野。這本書里涵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多重要大家，從魯迅到張愛玲，從郁達夫到徐志摩，子善先生把他這幾十年來發掘和研究過的一些對象，經過一番挑選，都放到了書中。不同時段、不同立場、不同趣味和不同風格的大家們并置在一起，當然，還包括一些迄今還不太被一般的文學史和大學文學教育關注的邊緣性作家。他們隔空對話，互相照亮，共同構成了現代文學的燦爛星空。著者把他們的作品都當作“文獻”來對待，勾畫了一幅“同時代人”知識、思想與情感互動的地圖，體現了他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性把握。正因為著者有這種全局性的視野，所以他在分析具體文本、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不是孤立割裂，就事論事，而是把具體對象放置在現代文學大地圖中對待。與諸多局限在個別問題，陶醉于零散的知識和線索的做法相異，這本書由于背后有著著者數十年治學經歷和學養的支持，始終注意呈現出對象和問題之間的關聯，個別和整體之間的關聯。盡管很多局部是在介紹具體的邊邊角角的材料，但在“深描”和闡釋中，已經透露了他對整個現代文學性質和特征的探測與理解。版本的變遷體現了接受的狀況與文學市場的動向；書信與日記中的私人話語，展現了文學經典“發生學”中的公私對話與勢力角力；而簽名本的鉤沉、手稿的校勘，更使得我們得以接近動態化文本的生成過程，觸摸時代風云，如與作者當面晤談，如偵探進入歷史現場破解迷案。

并且，著者面對這些問題每每是舉重若輕的。書里自然展現了很多新的發現，但是著者顯然并不自得于那些發現，更不像一些學者會自矜于小的發現而故意將之夸張得特別厲害。著者是恰恰相反，不是舉輕若重，而是舉重若輕，你甚至看不到他使用那些大詞。比如，對胡適早年日記的討論其實涉及文學革命的“前史”與經典的建構，而一些佚文佚簡的發現更會牽涉到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定位與判斷。這些顯然都是大問題，換別的學者，可能都要幾萬字的論文大書特書。但是子善老師往往四兩撥千斤，用不長篇幅的文字，洞穿幽邃，不僅把事情解釋得清清楚楚，更把核心的理論思考也指點了出來。

這本書以“文獻學”為名，其實也有發凡起例的作用。一般來講，提起文獻學，常讓人想到的是有著漫長學術傳統的古典文獻學，它有一整套體例、框架，在輯佚、校勘、考訂等方面也都形成了一定的規范。然而，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文獻，其文本存在形態、出版和傳播方式，都與古典文獻有所不同；即使是文字的脫落、訛誤或增刪改動，往往與印刷技術、傳播環境甚至意識形態有密切關系。所以，不能只是簡單照搬古典文獻的一套規則來處理近代和現代的文獻。更重要的是，近代和現代文學文獻數量極為龐大，除了精英文學這一塊，還有巨量的通俗文學出版物。年輕的學人往往輕易地就拜服在數字人文技術之下，用“數據庫”“e考據”的辦法對待文獻，這個取向自然有其正當性和生產力。但如此也輕易地取消了與實際文本長期零距離接觸的階段。沒有經過沉浸翻閱、沉潛把玩、辨析考證的艱苦過程，就會對文獻的原初狀態陌然無知或無感，對文獻所置身的報紙、雜志、書籍、文學場域的完整性認識和理解不足，甚至會經常因輕易相信搜索而造成錯誤。子善老師的工作顯然不是那種批量生產的“數據庫學術”，書中的案例是根據多年來他親手搜集、整理、查考文獻的經歷和所得，這些案例都是滲透了他的“發現的愉悅”的“手工活”，論必有據，法從己出，精彩地示范了如何爬梳材料，如何從局部出發建立勾聯，圖繪出更完整的地形圖。雖然書中只選擇了版本、集外文、手稿、筆名、廣告等十個側面，但是，不僅他的論斷已經得到學界的認可，更重要的，他解決這些問題時的視野和方法已經成為了一種體例，一種范式，為后學們所遵循和仿效。

子善老師雖然以文獻立身，但從這本書中，也可以看出他廣博的學術興趣，特別是他對學術前沿和新知的開放性態度。書中所提出的手稿與形象，筆名與認同，簇擁在文本周圍的各種“副文本”，以及文本的“發生學”，等等，都是當代文學和文化理論中很關鍵或者很前沿的問題。我們可能很難想象，著者已經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學者了，他與這些當代重要的文化問題和理論思考在不斷對話。子善老師這樣做，并不是要追趕什么時髦的理論，更不是為了裝點，而是切切實實與他從文獻出發的研究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比如，在討論魯迅和胡適的那些經典文本的生成的時候，他是很自然地從版本、手稿等的考辨出發，揭示了文本生產的真實而實際的狀況。你幾乎看不到他引用什么西方理論，但的確清楚地解釋和論證了現代文學中經典文本的生產的問題。而且，他有時甚至有意回避那些過于時髦的理論。比如，書中談到的書籍裝幀、設計和印刷等，其實也可以引入流行的諸如“作為物質文化的現代文學”這樣的論域，但子善老師并不一般地迎合物質文化研究，還是緊扣文獻的物質形態，為我所用地化用一些概念或說法。這種做法的背后暗藏著一個真正成熟的學者的主體性，即用什么概念，不用什么概念，用什么理論，不用什么理論，跟不跟它對話，都是學者主體從學術本身出發的選擇。既不隨風搖擺，但又始終保持開放心態，這是非常難得的。

在行文上，這本書體現了子善老師一貫的文風，即采用一種連貫、通達的論述方式，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點到為止，又留有余味。這種述學文體簡直是陳氏所獨有的“之善體”，我想，也是子善老師文章的讀者跨越各界，遠遠超出學院內部的重要原因之一。著者對世事人情的洞察、關切，特別突出，躍然紙上。有人曾戲言，這些都是“認真的八卦”。其實在破解秘密的背后，更是對過去的人事的“同情之了解”，以及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所以讀起來會不自覺被帶入進去，興發感動。書中有幾篇雖然寫得很長，但讀來絲毫不覺得冗長。著者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但是寫作時他并不是全部堆砌，而只用一些關鍵的材料，說明清楚問題就停筆。不是要把簡單的問題說復雜，而是要將復雜的問題說簡單，這是子善老師做學問、寫文章一貫的態度，對今天文學論文越來越難看、越來越不講究“文章”，也是一種反撥。

還想指出的，是書中論述的分寸感。子善老師對于史料發現的意義，其實是很謙虛的。不像有一些學者，在論述時會不自覺地流露出發現獨得之秘的自得，或者聲稱問題已經有了定論。子善老師常常一邊澄清了一些問題，解決了一些困惑，但同時他也在文章中提出，某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缺少一些材料，或者，某個判斷可能還要存疑。在這個方面，他是非常審慎的，非常講究分寸。比如，書里有一篇談聞一多的集外情詩，文章最后著者加了一個附記，介紹了有位學者針對此問題提出了另一種看法，而著者認為也有一定道理，雖然這個看法有可能會推翻前文他自己的觀點，但是著者仍然列在后面，供讀者參考。這種審慎既是學術態度，又是一種倫理態度。作為一個大家，子善老師真正在意的是問題本身，而不是文章本身的立場，更不是自己的位置。在這些方面，更能顯示出他孩童般的好奇和赤子之心。

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大體而言，有史的傳統，也有批評的傳統。從王瑤先生《中國新文學史稿》開始，現代文學研究慢慢形成了史的傳統。這個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被北京大學的一些學者繼承了。而批評的傳統，從現代文學發生開始，從魯迅、茅盾、朱自清等人那里，也慢慢積淀深化。在20世紀80年代，這個批評的傳統，由于與當代文學的密切互動，一度曾經壓過史的傳統。

現在，似乎可以說，經過陳子善及其他多位先生和后學的努力，現代文學研究中還形成了第三個傳統，即“文獻的傳統”。對于這個傳統，子善老師一方面貢獻卓越，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一種內省力。他在給他的學生宮立的一本文獻學著作（《中國現代作家佚文佚簡考釋》）所做的序言中，除了表示鼓勵和支持外，同時也提出，因為數據庫的出現，找資料比以往容易多了，“即便是重要作家，新發現其一篇小說、一首詩或一通書簡，是否就會影響到對其總的文學成就的評價”，這是必須重新思考的。提出要區分現代文學文獻學中真問題和偽問題，把文獻學與“更敏銳的文學史視野”“更扎實的文本分析能力”融合起來，從這些表述中不難看出，子善老師參與建立的文獻學的傳統本身又是充滿反思性的。

古人以考文知音為學術基礎，《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就是這樣一本考文知音的著作，相信它會獲得越來越多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