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2年9月9日商金林教授訪葉圣陶先生和葉至誠先生

一

說起商金林老師，最為“顯赫”的聲名莫過“葉圣陶研究專家”。的確，從197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開始，特別是次年進入現代文學教研室以后，他便“選擇圣陶先生作為研究的一個‘點’”。[1]在此后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葉圣陶研究始終是商老師用心最深與用力最勤的部分。他的第一本著作是《葉圣陶年譜》（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而迄今為止的最新一部著作也是《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葉圣陶》（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在商老師出版的12部著作中，與葉圣陶有關的就有7種。此外，他還參與了25卷本的《葉圣陶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1994年版）的編輯工作，并且獨力編纂了10余種專題性的葉圣陶選集與研究資料。葉圣陶生平中的諸多空白與疑點，經由商老師持之以恒的考辨而清晰；葉圣陶大量散落各處的佚文，通過商老師上下求索的蒐集而“重見天日”；葉圣陶的文學世界、出版實踐、教育思想與人格魅力，也在商老師有序而有力的論述中，更加生動與鮮活起來。葉圣陶的長子葉至善曾以“長長的一生”形容父親的世紀人生。[2]就健在時間之長、涉及領域之多、成果之豐碩與影響之廣泛，以及介入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之深而言，同時代的文化人物中能與葉圣陶相提并論者，實在不多。這是葉圣陶研究的絕大價值，也是其難度所在。商老師近半個世紀的葉圣陶研究，正是這樣一個迎難而上又樂在其中的過程。最終，他以其著作特出的堅實、體貼與系統，成為了對于葉圣陶研究貢獻最大的當代學人。葉圣陶在文學史、出版史、教育史與文化史上的“長長”的身影，因了商老師的工作而更加綿長。吳福輝老師在評述120萬言的《葉圣陶全傳》（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時，稱贊商老師的貢獻堪比“立一棵大樹于人間”。[3]此語不但道出了商老師的葉圣陶研究的規模與品質，也點明了其學術意義與當代啟示。

商老師自述，他的現代文學研究選擇從葉圣陶入手，乃是因為葉“寫作年頭長”，在文壇與學界“聯系面很廣”，所以“研究圣陶先生可以縱觀現代文學、教育和出版事業發展的歷程，追尋現代知識分子前進的足跡”。就方法層面來說，“把圣陶先生研究得差不多了，再研究現代文學就有了基礎”。[4]事實證明，商老師目光如炬。其實，以葉圣陶研究為整個現代文學研究作“基礎”的說法，是商老師過分自謙。葉圣陶絕不僅是認識與把握現代文學史的入口與基石，其交游的人物、參與的事件與關涉的議題，更是足以覆蓋大半部現代文學史。借用梁啟超的話說，歷史研究的理想對象應當是“偉大人物”，而“所謂偉大者，不單指人格的偉大，連關系的偉大也包在里頭”。[5]葉圣陶便是此等“偉大人物”。商老師的葉圣陶研究之所以格外令人欣賞，在很大程度上即源自他由“人”及“史”，又由“史”見“人”的學術道路與風格。從近處看，這是北大現代文學研究向來講求“抱住一棵大樹”的學術傳統與經驗在他身上的具體彰顯；[6]往遠處說，則是他對于梁啟超開創的“新史學”的自覺繼承與實踐。[7]

二

梁啟超主張，“思想及行為的關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時代或學問中心的”歷史人物，“我們應該為他們作專傳”。而研究“人之專史”，專傳與年譜是最為有效的方式。[8]商老師的葉圣陶研究，正是圍繞年譜的編纂與專傳的寫作展開的。他的處女作是《葉圣陶年譜》，后來又完成了四卷本的《葉圣陶年譜長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005年版）。后者是除去《魯迅年譜》（李何林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1984年版）與《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之外最成系統與最具規模的現代作家年譜。但《魯迅年譜》成于眾家之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編者更是譜主的機要秘書，商老師編纂葉圣陶年譜，并沒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他硬是以一己之力攻堅克難，成為了葉至善眼中“比我對我父親還要熟識”的那個人。[9]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熱情、雄心與韌性使然。而他先后五次書寫葉圣陶傳記，則可謂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獨一無二的“壯舉”與“奇觀”。1995年，《葉圣陶傳論》（安徽教育出版社）問世。該書歷時五年完成，是首部完整呈現葉圣陶的文學成就的傳記，大量一手文獻的發現與使用，是這本葉傳的一大亮點。2014年，在葉圣陶誕辰120周年紀念之際，三巨冊的《葉圣陶全傳》出版。此傳以《葉圣陶年譜長編》打底，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全傳”——以最大的努力全面記錄葉圣陶一生的思想、活動與遭遇，并且通過專題的形式深入探討了其在文學、出版與教育等方面的貢獻，是一部將宏觀視野與微觀研究出色結合的力作。次年，商老師又有一本圖文并茂的《葉圣陶畫傳》（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問世。該書由商老師撰文，葉家第三代后人配圖，是繼商老師與葉圣陶、葉至善等人之后，與葉家的“君子之交”的又一見證。大量珍貴的圖像資料與清新質樸的文字，極大地增加了此書“賞心悅目”的程度。2017年，《中國出版家·葉圣陶》（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葉傳專注于他作為“出版家”的一面，巨細靡遺地考訂了其畢生的出版活動，并且總結了其出版思想。2020年問世的《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葉圣陶》是商老師的“葉圣陶傳記系列”中的最新一本。在該書后記中，商老師寫道：“在1976年到1988年的十二年里，圣陶先生給了我很多關愛和指教。”時至今日，“他老人家仿佛就在我們身邊，從未走遠”。而“他老人家輝煌的一生，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可以學習的樣板，無論何時何地，總要把工作做到最好，做到極致”。[10]商老師四十年間五寫葉傳，大概可以算是對于“把工作做到最好，做到極致”的葉圣陶精神的最佳詮釋與最為忠實的落實了。

商金林《葉圣陶傳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有研究者以“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傳記”定義商老師的葉圣陶研究，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種方法上的自覺。[11]這種自覺不但體現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以及從一位歷史人物“看到一個時代”的學術策略上，更蘊藉了對于傳記研究的可能性的理解。商老師認為，“在我國現代作家中，就做學問而言，魯迅、朱自清、聞一多都能將欣賞和考據融合得恰到好處，哲學的思辨與睿智、文學的靈氣與優美、史學的真實與廣博，共同成就了他們的學術輝煌”。[12]而這無疑也是商老師追求的學術境界。商老師的史料功夫十分了得，在近年的現代文學研究“史料熱”與“史料學轉向”中，他更是每每被推為代表人物。但倘若留意，其實不難發現商老師很少以“史料學家”自居，他的主張是“以‘獻’定‘文’”。[13]也就是說，史料工作當然重要，“求真”也是文學研究的基本精神，但史料研究本身不是目的，只有“將欣賞和考據融合得恰到好處”，達成文、史、哲的交融，才是文學研究的根本取向。從《葉圣陶傳論》開始，商老師便在傳記寫作中給予了文學文本分析以相當的篇幅。在研究者看來，《葉圣陶全傳》更是“文學批評與歷史研究的結合”。[14]而可以更進一步佐證的是，商老師的現代文學研究始終堅持一手寫“考據”之作，一手寫“欣賞”之文，后者在他的筆下同樣占據了很大比重。通過“以‘獻’定‘文’”，他對于許多現代文學作品都做出了自己中正而精微的闡發。與此同時，商老師編纂的著作大部分也都是小說或者散文選本，他對于文學的執著熱愛，就像其求真品格一樣溢于言表。

三

或許商老師更為看重的，還有那些置身歷史長河中的“偉大人物”所承載的精神氣象與生命力量。試想，一個能夠讓研究者幾乎投入畢生精力與之偕行的研究對象，除去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還必定得充滿人格魅力。當然，“偉大人物”的“偉大”絕非千人一面，而是各有各的個性與特點。并非選擇魯迅、胡適，而是選擇葉圣陶長期進行精神對話，甚至將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對于對方生命的認識與理解中，自然可以說明商老師在內心深處與葉圣陶的親近，以及對于葉圣陶立身行事的高度認同。葉圣陶去世周年與兩周年時，商老師分別撰文追懷。一談“老人慈眉善目的神態，還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但“最使我感念的是老人在最后幾年中的寂寞心境”；[15]一述葉圣陶“一生懷著一種可貴的情操”，也就是其所謂“未厭”——“在任何情況下，對人世總抱著希望，決不‘厭世’，而對自己的工作總感到不滿意——永不‘厭足’”。[16]前者交代了商老師從事葉圣陶研究的情感動力，在某種程度上，說商老師是葉圣陶的“隔代知己”并不為過；后者則揭出了葉圣陶吸引商老師不斷叩問的原因所在，即貫穿其一生的那“一種可貴的情操”。換句話說，商老師研究葉圣陶是在治學，但也是在品讀、欣賞甚至追摹葉圣陶平易、純粹與高尚的靈魂，是一種修身。

商老師說：“圣陶先生長長的一生奮進的歷程，以及他的嘉言懿行，使我漸漸懂得了做人和學習的一些道理，終身受用；圣陶先生在現代文學、教育、編輯出版和社會活動諸多領域做出的業績，為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17]在我看來，這句平實的表白道盡了商老師的葉圣陶研究的特色與底色。他認為，對于葉圣陶的精神“完全可以‘照著學’‘照著做’”。[18]可以說，他是在以葉圣陶的精神研究葉圣陶，與葉圣陶對話；也是在以葉圣陶的眼光衡人論世，察勢觀風；更是在以葉圣陶的標準要求自己，做一個有所為又有所不為的“真正的理想主義者”。[19]

與王瑤先生、伊藤虎丸先生、王師母、孫玉石老師、嚴家炎老師、樂黛云老師、溫儒敏老師和山田敬三教授

梁啟超指出，“我們心里總有一二古人值得崇拜或模范的”。但如果只是“從他的遺文或記他的史籍，在凌亂浩瀚中”，想要“得親切的了解、系統的認識”，是不太容易的。在這種情況下，年譜編纂與傳記寫作的意義就凸顯出來。惟其如此，“對于他一生的環境、背景、事跡、著作、性情等”，方才“可以整個的看出”。而更為重要的是，“從這上又可以得深微的感動，不知不覺的發揚志氣，向上努力”。[20]商老師的葉圣陶研究，就是這樣做的。為何做出了《葉圣陶年譜》，還要再編《葉圣陶年譜長編》；為何完成了《葉圣陶傳論》，還要再寫《葉圣陶全傳》：為的便是盡可能地趨近對于葉圣陶的“親切的了解”、“系統的認識”，以及“整個的看出”他的生平與精神。說白了，就是要認識與理解葉圣陶這個“人”，而且是以“顧及全人”的方式去認識與理解。

熟悉現代文學的人都知道，“顧及全人”是魯迅的主張。在《“題未定”草（七）》中，他寫道：“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21]從梁啟超的“整個的看出”，到魯迅的“顧及全人”，說的都是治學與為人的態度與方法問題。無論學術潮流如何變遷，研究范式怎樣流轉，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原則并不應當動搖。只不過現實往往并非如是罷了。所以，樊駿先生才會特別欣賞商老師，肯定“他以前輩學者的勤奮嚴謹勉勵自己，從中獲得力量和啟示”，并且認為“這個例子，很有代表性地表明曾經中斷過的良好傳統，開始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得到繼承和發揚”。[22]

四

說商老師是“葉圣陶研究專家”，是因為他在葉圣陶研究中成就最為卓著，而且他的葉圣陶研究也最能表現其學術立場、方法與追求。但如果以為他的興趣只在葉圣陶研究方面，那就有失公允了。事實上，他在學術生涯伊始還同時涉足了聞一多研究與朱光潛研究兩個領域。1990年，《聞一多研究述評》（天津教育出版社）作為他的第二部著作出版；1995年，與《葉圣陶傳論》同年問世的，還有一部《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關于聞一多，在《聞一多研究述評》以外，商老師還發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而作為和晚年的朱光潛多有交往，并且深得其信任的研究者，商老師不僅參與了20卷本的《朱光潛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2年版）的編輯工作，還在《朱光潛與中國現代文學》之后，編選了《朱光潛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朱光潛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與《朱光潛作品新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校訂出版了《詩論講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將朱光潛這一最為重要的詩學著作的五個版本及其詩學思想跨越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23]實為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的重大貢獻。

與聞家駟先生（中）和劉烜老師

不僅是對于葉圣陶、聞一多與朱光潛素有關注，商老師在朱自清、夏丏尊、沈從文、許地山、臺靜農，以及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風等人的研究方面，也都有可圈可點的成果。商老師的現代文學研究，大略以人物為中心。而在涉及的人物中，又以三大群體最為突出：一是“文學研究會”諸君子，二是從春暉中學到開明書店的知識分子群體，三是“京派”同人。前兩者都是從葉圣陶輻散開來的關系網絡，后者則與前兩者在文學觀、人生觀與世界觀上有頗多相近之處。由此不難看出商老師的學術興趣與價值取向。而這三大群體都有兩大共性：一是兼及文學、出版與教育，二是貫通創作、批評與編輯。

無論是“文學研究會”，還是“春暉—開明”群體，抑或“京派”，都與出版活動和教育實踐直接聯系在一起。所以商老師在研究具體作家其人其文之外，還對于相關的書店、雜志、副刊、教材、選本，以及有關作家的教育活動進行了系統考察。一如其葉圣陶研究，商老師在整個現代文學研究中都貫徹了兩項原則：一是“求真”，即以竭澤而漁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弄清楚、搞明白一個文本、一件事情與一種觀念的“本來面目”究竟是什么，又緣何會是這樣；二是在“求真”的基礎上努力“求善”與“求美”，也就是把研究的旨歸確立在人格魅力與道德文章的闡揚上，以期匡正學風、世風。

于是，一些在商老師的學術生涯中看似矛盾的面向也就可以獲得解釋了。譬如，商老師的研究對象多為溫柔敦厚的長者，為人為文皆有古風，對于他們，商老師也時刻充盈著滿滿的溫情與敬意。而凡與商老師打過交道者，大概也無不對于其謙遜、樸實、沒有架子與為人著想印象深刻。但另一方面，商老師的學術生涯中卻不乏與人論爭的記錄，并且論爭還多由他主動發起。坦白說，商老師的論爭文字是十分嚴厲的，幾乎不給對方留任何情面，也不給自己留任何余地，即便論爭的對象是自己的友人或者同事。按說，以商老師本人的寬厚以及與他“朝夕相處”的葉圣陶等人的熏習，他似乎不應當寫下如此數量的論爭文章。可倘若知道商老師為學的一大宗旨便是對于堅守與捍衛理想的人格魅力的話，這一切又好像并不難于想見。

僅是60歲以后，商老師就寫了多篇論爭文章。因為不滿有學者從“愛欲”角度闡釋沈從文的小說創作，拿私生活的材料作文章，他寫出《對于〈摘星錄〉考釋的若干商榷》；[24]又因為不同意從性心理學著眼解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與《背影》，他寫了《名作自有尊嚴——有關〈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與評析》與《漸行漸遠的背影——對于〈背影〉的解讀與感想》；[25]還因為看不慣有的歷史人物被過分拔高，或者分明存在性格缺陷卻被當作“完人”推崇，他寫出《〈宋云彬日記〉的心態辨析——兼論史料研究必須“顧及全篇”與“顧及全人”》與《有關胡風及胡風研究的若干史料》等文章。[26]商老師為何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作論爭文章，卷入是非之中？在很多時候無他，恐怕就是一種“忍不住的關懷”使然。

作為資深的現代文學專家，商老師不會不知道精神分析等方法的運用在研究中司空見慣，也自有價值，但他警惕的是“研究者的暴力”，即可能會把“考史”發展成“窺私”，以及用“愛欲”等框架包打一切的傾向。他不是“為尊者諱”（其葉圣陶研究把葉一生言行都明白如初地展現出來的做法，就完全是一種求實的精神與態度），而是希望提醒研究者不要忘記研究對象也有“尊嚴”。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同樣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名作自有尊嚴”、“前人自有尊嚴”，尤其是當“我們再怎么說他們，他們也不可能從地下爬出來與我們爭執”的時候，[27]研究者更應該抱有一份自覺、自知與自省。

商老師的論爭文章大都被“反批評”過，有的則無人回應，他的一些努力看起來更像是在“自說自話”。也許以現代的標準看來，商老師的立場和觀念太過“傳統”，而且以其北大教授、資深學者的身份更無必要摻和是非。但只要記得他做學問、寫文章在“求真”之上還追求著“善”與“美”，對于他的這份有點固執但絕不偏執的執著，還是應當多幾分敬畏。

五

60歲以后的商老師，繼續在葉圣陶研究等他長期深耕的課題上做出成績的同時，還有一大“新變”，即對于“五四”與魯迅展開了大量研究。其實每位現代文學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在“五四”與魯迅的話題上下過功夫，畢竟這是現代文學學科立科的根基。但商老師對于“五四”與魯迅的研究并非是從這一層面上來說的，而是指其確有新發現、新見解，對于既有研究也有新推進、新突破。

2009年，“五四”九十周年紀念。當年，商老師發表了長文《幾代人的“五四”（1919—1949）》，對于民國年間的“五四”言說史進行了系統論述，在“五四運動”與“五四精神”的命名考證方面一改前說，更新了學界的認識；[28]同年，他還根據在北大檔案館中發現的材料完成了《一位日本學者眼中的五四運動》，為“五四”研究帶入了新的視野。[29]2019年，“五四”一百周年。該年，他圍繞劉半農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勛績弘多 貢獻無量——紀念文學革命家劉半農》，整理了劉半農參與“文學革命”的多重貢獻；[30]二是《胡適與劉半農往來書信的梳理和解讀》，該文立足細讀劉、胡二人通信，還原了“五四”前后與兩人相關的諸多文學、文化事件，在涉及《新青年》同人的內部關系的史實上，糾正了史家通行的誤讀。[31]商老師寫出這批與“五四”有關的文章，固然有紀念機緣的觸發，但非厚實積累與扎實思考，亦不能為。

與東京大學代田智明教授

關于魯迅，商老師的近作有《扶桑藝道潤華年——魯迅精神原鄉問題探究》與《日本〈中國文學〉月報中的“周氏兄弟”》等文章，也都是力作。[32]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商老師從2020年開始寫作總題為“認識在北大中文系執教過的老師們”的系列長文，分別記述了葉圣陶、朱光潛、聞一多與魯迅四位曾經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前輩。[33]這既是商老師對于當年北大中文系建系110周年的一份心意，同時也不啻為對于自家思想與精神資源的一次深情地回顧與總結。商老師稱呼葉圣陶等人為“老師”，當然是因為他們一度在北大中文系授課，而若干年后，自己也在那里讀書。可更為重要的原由，想必還是這四位先輩的著作與風范都在商老師的學術與人生道路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葉圣陶、朱光潛與聞一多在商老師的生命中扮演了如此關鍵的角色，已經為人所知。而這回他把魯迅也請入了自己的“萬神殿”中，則不能不引人矚目與遐思。

在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譜系中，商老師屬于“第三代學人”，即在“文革”結束以后登上學術舞臺，在學科重建的浪潮中開疆拓土的一代學者。這一代學人的成就大都集中在走出前一個時代的歷史與理論束縛，不斷打開新的學術視野，拓展新的研究領域，更為多元地認識與理解現代文學上。商老師對于葉圣陶等人的研究，就可以作如是觀。但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是，非獨商老師一人，不少“第三代學人”中年過后都在各自極具特色的研究對象以外，增強了對于“五四”與魯迅的關注，寫出了力透紙背的文章。古人云“人書俱老”，西哲曰“晚期風格”，這一代兼備歷史感與現實感的學者在古稀之年上下匯聚形成的“共識”，自然不能等閑視之。

如今的商老師，還在過著他簡樸的生活，寫著他自得其樂的文章。我有時想，他與葉圣陶、朱光潛、沈從文等人交往時，已是對方晚年。這些文化老人的形象與風神永遠地定格在了商老師的心中，成為了他一生前行的路標與明燈。那么，當商老師自己走過中年，他的才情與風度又應該如何描述呢？想到這里，杜甫的兩句詩跳入我的腦海：“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

2021年7月30日，京西芙蓉里

注釋：

[1]商金林：《自序》，《葉圣陶全傳》，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一卷第2頁。

[2]參見葉至善：《父親長長的一生》，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此書后來作為第26卷，收入重印的《葉圣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

[3]吳福輝：《立一棵大樹于人間——讀商金林新著〈葉圣陶全傳〉》，《文匯讀書周報》2015年5月11日。

[4]商金林：《自序》，《葉圣陶全傳》，第一卷第2頁。

[5]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頁。

[6]關于“抱住一棵大樹”，參見吳福輝：《立一棵大樹于人間——讀商金林新著〈葉圣陶全傳〉》，《文匯讀書周報》2015年5月11日。

[7]在《葉圣陶年譜長編》的后記中，商金林老師援引了梁啟超關于“年譜”的論述，寫道：“梁啟超曾撰寫過幾種年譜，方說得出這樣深刻的話。”商金林：《后記》，《葉圣陶年譜長編（第四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頁。可見對于梁啟超的學術方法，商老師自有體認。

[8]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186、181—183頁。

[9]商金林：《自序》，《葉圣陶全傳》，第一卷第7頁。

[10]商金林：《后記》，《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葉圣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6頁。

[11]參見張潔宇：《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傳記——評商金林著〈葉圣陶全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7期。

[12]商金林：《自序》，《求真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13]參見商金林：《現代文學文本精讀重在以“獻”定“文”》，《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14]張潔宇：《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傳記——評商金林著〈葉圣陶全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7期。

[15]商金林：《沉重的寂寞——懷念葉圣陶先生》，《葉圣陶全傳》，第三卷第551頁。

[16]商金林：《“不厭世”和“不厭足”——寫在葉圣陶先生逝世兩周年之際》，《葉圣陶全傳》，第三卷第561頁。

[17]商金林：《為了紀念——〈葉圣陶年譜長編〉自序》，《葉圣陶年譜長編（第四卷）》，第2頁。

[18]商金林：《后記》，《江蘇歷代文化名人傳·葉圣陶》，第476頁。

[19]關于葉圣陶作為“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意涵，參見商金林：《一個教育理想主義者的理念和尊嚴——在葉圣陶先生從教10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葉圣陶全傳》，第三卷第566—569頁。

[20]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233頁。

[21]魯迅：《“題未定”曹（七）》，《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卷第444頁。

[22]樊駿：《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上卷第326頁。

[23]參見商金林：《校訂后記》，朱光潛：《詩論講義》，商金林校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271頁。這一長篇后記經過壓縮，以《朱光潛〈詩論〉的五個版本及其寫作的背景和歷程》為題，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5期上。

[24]參見商金林：《對于〈摘星錄〉考釋的若干商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2期。

[25]參見商金林：《名作自有尊嚴——有關〈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與評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2期；《漸行漸遠的背影——對于〈背影〉的解讀與感想》，《理論學刊》2011年第1期。

[26]參見商金林：《〈宋云彬日記〉的心態辨析——兼論史料研究必須“顧及全篇”與“顧及全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6期；《有關胡風及胡風研究的若干史料》，《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與后者相關的還有《〈胡風全集〉中的空缺及修改》（《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4期）與《關注同時代人對胡風的評論》（《魯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等文章。

[27]商金林：《對于〈摘星錄〉考釋的若干商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2期。

[28]參見商金林：《幾代人的“五四”（1919—1949）》，《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3期。

[29]參見商金林：《一位日本學者眼中的五四運動》，《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3期。

[30]參見商金林：《勛績弘多 貢獻無量——紀念文學革命家劉半農》，《名作欣賞》2019年第5期。

[31]參見商金林：《胡適與劉半農往來書信的梳理和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7期。

[32]參見商金林：《扶桑藝道潤華年——魯迅精神原鄉問題探究》，《理論學刊》2013年第3期；《日本〈中國文學〉月報中的“周氏兄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1期。后者系與小林基起合作。

[33]商老師的“認識在北大中文系執教過的老師們”系列長文，《名作欣賞》從2021年第2期開始連載。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圖片除書影外均為商金林教授提供。）

（轉載自“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