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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開始，文學批評家陳福民陸續在《收獲》專欄發表一系列隨筆文章，它們都圍繞以長城為標志的“北緯四十度”地理帶展開，有關趙武靈王、漢高祖劉邦、李廣、衛青、霍去病、王昭君、劉淵、孝文帝拓跋宏、安祿山、王振等歷史人物的故事，最后凝結為他對“民族競爭與融合”的歷史思考與關切。今年8月，這些文章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定名《北緯四十度》結集出版。

10月30日，陳福民與《收獲》主編程永新、復旦大學教授金理做客思南讀書會，就《北緯四十度》展開一場有關“歷史書寫中的文學心思”的對談。

聊到文化散文，大家還不知不覺地提到了余秋雨。陳福民直言，對于中國文化大散文，余秋雨可謂“開山之人”：“我不像余秋雨那樣寫。學界對他的寫作也有不同的聲音。但我想說，他對中國文化大散文傳統的貢獻與地位不容抹殺。”

“同樣處理飲食題材，我們能看到余秋雨和陳福民的文字都很漂亮，但筆調不同。余秋雨的文字有一點南方的濕潤氣息，陳福民的可能更強悍一點。”當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系列散文同樣首發于《收獲》，程永新更感興趣的，是海派與京派作家風格鮮明、各自不同的文學處理。

10月30日，文學批評家陳福民與《收獲》主編程永新、復旦大學教授金理做客思南讀書會，就《北緯四十度》展開一場有關“歷史書寫中的文學心思”的精彩對談。全文現場圖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今年8月，《北緯四十度》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華夏文明是極具包容性的文明

對中國而言，“北緯四十度”是一條神奇的地理帶：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織，安居樂業；在它的北方，飛馬馳騁，自由奔放。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通過那一條地理帶，相互打量著對方，想象著對方，也加入著對方。

“我想圍繞北緯四十度，討論這條地理帶在歷史上發生過什么？有什么意義？它們對今天的華夏民族起到什么積極的作用？”在活動開始，陳福民先闡釋了他的寫作由來。

他發現，因為地理因素，北緯四十度正好和中國的萬里長城基本重疊，“在歷史上，定居于北緯四十度以南的漢民族多次修筑長城，在華北平原與蒙古高原交壤的地方，御敵于國門之外。但也有兩次例外，一次是蒙古人建立元朝，一次是滿清入關。只有在這兩個游牧民族進入中原、一統中國時，長城失去了抵御外敵的意義。在元朝和清朝之外，中國古代任何一個朝代都在修筑長城。”

而他對北緯四十度的濃厚興趣，也與他兒時的一個困惑有關。他是河北承德人，承德地處明長城以北，按照明代的北方邊境線，承德已在中國之外。“于是我就想，我是怎么變成一個中國人的呢？后來我知道了，是滿清入關，才把我變成中國人的。”

“所以，過去我們討論北緯四十度，討論長城，總認為那是一個沖突的，封閉的、對立的存在。從漢匈之爭開始，南方的漢民族一直和北方的匈奴、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打來打去。但通過各種歷史、地理、民族學領域的閱讀，我認為那其實是一條文明交流的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書里，我寫到了一個結論：他們最后都變成了中國人。”

在陳福民看來，華夏文明是極具包容性的文明。“寫這本書，也是希望能拓寬我們今天對中國和世界的理解。說我們自我封閉，妄自尊大，那不可能。說世界是平的，也過于夸張和一廂情愿。但民族交往與相互學習一直是我們華夏民族的拿手好戲。”

近30萬字的《北緯四十度》是陳福民的第一部文化大散文集。

面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文學能做什么？

程永新對《北緯四十度》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北緯四十度》為什么有分量？這其中不僅有陳福民大量的閱讀，還有他真正的行走。書里寫到的很多地方他都去過好幾次，只有這樣，才能寫出那些沉甸甸的感受與思考。”

“書里寫到的地方，我確實都不止跑過一次。”陳福民回應道，書里每一章開頭都配有照片，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在百度上看到的，在書里看到的東西和你實地看到的一定完全不同，也會讓你寫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同。要求自己盡可能去實地看看，也是在寫作上對自己提出一些要求。”

在具體寫作中，程永新尤其喜歡《北緯四十度》里的那些閑筆，它們涉及飲食、服裝、和親、文化、藝術、邊塞詩等方方面面，“他講的那些故事我們之前大概知道一點，但因為他生動的文字呈現，我們更被吸引了。在我看來，借余秋雨的一個書名，陳福民做了一項藝術創造工程，他用文字在紙上建立了一座文明的長城、文化的長城。”

陳福民坦言，那些閑筆確實屬于“歷史書寫中的文學心思”。“無論是地理學、歷史學還是民族學，都有現成的專家。如果你僅僅是想了解這一部分的知識，去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民族學家的著作就夠了，那我們文學還能做什么呢？”他說，“在寫作中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在基本事實層面不出硬傷，不能讓人家覺得文學就會瞎編和虛構，那就是我給文學丟人了。在這個前提下，我要做的，就是比他們寫得好看。”

他進一步說，這里包含了他一個長久的想法：讓高深的知識下沉。“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渠道，在普通讀者與高深的知識之間架設一條橋梁，讓高深的冷門的過去不被注意的知識，變成一個可以觸摸的、可以感受的，同時又因為文學而變得特別好玩的知識。這就是跟人家拼文學，也是這本書主要做的工作。”

寫歷史題材，也是在寫當下

自出版后，《北緯四十度》迅速登上了各大書榜，金理注意到，其中一大類是“非虛構寫作”榜。“近幾年，非虛構寫作越來越形成焦點，這或許還是和十年前《人民文學》的專欄有關系。但是那個專欄剛剛推出時多少有一點類似于‘虛構焦慮’的味道在里面。大家似乎覺得以小說為代表的虛構門類沒有辦法回應急速變動的時代了，沒有辦法跟公眾生活對話了，所以才需要非虛構給文學輸血。”金理提問，“那么，文學又能夠為非虛構帶來些什么？ ”

對這個問題，陳福民首先引用了意大利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古代，我們生活在21世紀。”陳福民說，“文學恰恰是沒有邊界的事業，最自由的事業，但這份事業的自由也帶來了它的難度，比如說人物的心理分析，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呈現的不同的意義，這一段呈現出什么，下一段又跳出哪些閑筆與議論。對不少古代人物，我們已有定論，為什么還需要在今天重新看待與討論？其實都是在說當下。”

在他看來，文學可謂農業文明的產物。因為農業文明時代的價值最穩定，文學在處理價值問題時游刃有余，寫出來的文學作品足以構成了每個人理解世界與自我的知識。但隨著現代文明、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發展，原來穩定的價值與知識變得不那么穩定。“以戀愛為例，現在幾乎所有的批評家、小說家都在抱怨，說我們寫不成一場像模像樣的戀愛。大家去看小說肯定也有這個感受，比如從1980年代過來的人對那些寫戀愛的小說章節印象深刻，但今天的小說基本是‘千萬別談戀愛，全是騙子’，很多小說一上來就是失戀。假設愛情也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知識之一，它的穩定性在今天遭到了完全的侵害。可假如一個時代的文學不能處理愛情，這份文學也是非常可疑的。”

在此基礎上，陳福民認為虛構、非虛構的地位變化與當下世界的價值體系變化有關。“這個變化沒有把虛構的門關死，留了一半，還有一半給了非虛構。在今天，非虛構確實能把那些鮮活的，帶有未來象征意義的，至少打動當下經驗的東西，作為初級的知識呈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讀者的知識需求，但注意，這里我不認為是情感需求。虛構曾經依據的穩定價值體系并沒有崩潰，但發生了位移。虛構如果不能跟上這些位移，找到穩定的表達形態，就會有一定的難度。在這個跟上與尋找的過渡期，可能非虛構就填補進來了，這是我的理解。”

那些打動人心的“失敗者之歌”

在閱讀中，金理很喜歡《北緯四十度》里寫飛將軍李廣的部分。“小時候看了他很多歷史故事，在心里把他當成一個英雄。但陳福民老師的寫作意圖有一點‘去李廣’的意味，他認為‘李廣有點不合時宜’，是那種走在與時代相悖的道路上的人，但他在文章最后又說了一句，如果世界上少了這樣的不合時宜，也是單調的。”

“寫李廣時我很清楚，司馬遷在這個問題上是過度同情而失了分寸的。他在《史記》里不斷地美化李廣，把打敗仗也美化成打勝仗，把全軍覆滅美化成一個人英雄歸來。這里司馬遷確實有一些私心的。”陳福民說，“我們讀歷史，要對歷史抱有一種同情，這是文學的強項。歷史學家會嚴格遵照史實，但是文學家會看到，第一你失準了，第二你為什么失準，第三我知道你同情的對象有可能就是我自身的一部分。”

他將司馬遷對李廣的書寫定義為一首“失敗者之歌”，此人基本沒有打過勝仗，經常丟盔卸甲損兵折將，不是被俘虜就是迷路，最后不得不自殺而死。“但為什么即便是一個失敗者的悲情故事，我也理解司馬遷為他去寫失敗者之歌？這就是文學看待這個世界的尊嚴與方式。我們今天回頭去看，司馬遷對李廣的辯護亦有很深切的對自己身世的悲憤在里面。”

陳福民表示，讀歷史需要很縝密的心思，既需要歷史學家的條分縷析，又需要文學家那般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更廣闊的空間合理想象、推斷這個事情，特別是要給人——無論是歷史典籍中的古代人物，還是身邊的周圍的人，甚至是自己，都通過閱讀拓寬容納的空間，“容納度高，才是一個文明程度高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