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文學期刊的工作信函中，最常見的有約稿信、退稿信，約稿信和退稿信往往有清晰的時代印痕，現在已經很難看到紙質的約稿信和退稿信了。從80年代到90年代，很多期刊都登出啟事或告示，不再退稿，退稿信也就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在的約稿信，不再像50年代或80年代，會很正式地蓋上編輯部的公章，其載體大都是電子郵件、手機短信或微信短信，表述形式也比較隨意，沒有那么正式了。在私人函件中，編者與作者、批評家、記者、編輯同行的信件中，常會有跟期刊發展直接相關的信息。一些作家之間的通信，也有相互通報某一家期刊動態的內容，還有對某一家刊物或某一個編輯“吐槽”的文字，這些信息特別鮮活，讀起來時常令人捧腹或扼腕。盡管這些信件都是通過合法的、正當渠道獲得的，但因牽涉到個人隱私，不便公開。最近十余年，筆者廣泛搜羅，購得各種奇奇怪怪的字紙，譬如舊書刊、舊書信、稿酬單、審稿單、油印資料等，零零碎碎加起來有幾千件了。其中有20多封和文學期刊密切相關，這些信件留下了一些已經被大多數人遺忘的文學期刊蹤跡，有些問題在當代文學期刊史上還是重要的事件或線索。現以筆者收藏的舊年書信為線索，一封信引出一個話題，以一種比較自由而隨性的方式，追尋當代文學期刊的歷史蹤跡。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由點到面，從典型個案入手，討論文學期刊發展中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采取這種面面觀的方式，不同部分各有側重，結構有點像屏風，各個板塊之間關聯比較松散，趣味性強一些，但邏輯性偏弱一些。正所謂有得有失。

一、省級文學期刊的變遷

期刊組：

我們于一九五〇年創刊，刊名《黑龍江文藝》，一九五四年改為《北方文學》（一九五六年10-12改為《北方》），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一九七三年復刊，刊名《黑龍江文藝》（雙月刊），一九七四年改為月刊，一九七八年七月改為《北方文學》至今。

《黑龍江文藝》和《北方文學》是一個刊物，在不同時期，名稱不一。和《哈爾濱文藝》沒有聯系。

此致

敬禮

北方文學編輯部（1）

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

上面的這封公函是北方文學雜志社寄給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期刊組的，落款處蓋有雜志社的公章，寄出郵戳的日期是1980年8月7日，也就是信件所署日期的第二天。

《黑龍江文藝》1950年2月8日創刊，創刊時為周刊，附于《黑龍江日報》出版，當時出版地點為原黑龍江省的省會齊齊哈爾。從1950年10月第36期開始，改刊為《黑龍江文藝報》旬刊，獨立出版。1953年7月，黑龍江省文聯調整內部機構，將《黑龍江畫報》與《黑龍江文藝報》合并，改刊為《黑龍江文藝》半月刊，為綜合性文藝刊物，增加了連環畫等美術作品。1954年8月，黑龍江省和松江省合省后遷入哈爾濱出版，當時發表的主要是各種群眾文藝的演出材料，也有工農兵文藝作品和文藝評論。1956年10月改名為《北方》月刊，主要刊登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文藝評論。1958年9月更名為《北方文學》。1966年5月停刊。1973年2月，黑龍江省革委會創作評論辦公室主辦的《黑龍江文藝》（試刊第一期）出版，當年共出版6期試刊，1974年改為月刊。1978年黑龍江省文聯恢復活動后，黑龍江省文化局將刊物移交給文聯，當年第七期再度更名為《北方文學》。

《北方文學》的主辦單位曾經為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現在已經易主為黑龍江省委奮斗雜志社。不同時期擔任過主編的有關沫南、嚴辰、魯琪、黃益庸、陳碧芳、吳寶三、齊光瑞、佟堃等。目前《北方文學》為旬刊，上旬刊發表原創文學作品，中旬刊和下旬刊發表現當代文學、古典文學、外國文學、文學翻譯、影視文學、語言學的論文，中旬刊和下旬刊收取版面費。

《北方文學》曾有廣泛影響，在其首發作品中，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年第8期）、冰心的《空巢》（1980年第3期）、孫少山的《八百米深處》（1982年第2期）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十七年”時期的工農作家郭先紅、高鳳閣、韓統良、陳桂珍、劉柏生等，70年代的知青作家梁曉聲、張抗抗、陸星兒、肖復興、劉敬元等，新時期作家阿成、鮑十、孫少山、常新港、王左泓、王立純等，都是在這片園地里萌芽并成長。遲子建1985年在該刊發表處女作《那丟失的……》（第1期）和成名作《沉睡的大固其固》（第3期），后來調入該刊擔任編輯。《北方文學》在培養本土年輕作家方面，確實做出了重要貢獻。《北方文學》有一個名為“書話閑話”的特色欄目，發表過很多不拘一格的思想隨筆，南帆就將發在這個欄目的文章結集為《文明七巧板》。我讀博士期間也在這個欄目發過多篇隨筆，記得責任編輯都是白荔荔，其中的一篇《“另一面”和“另一個”》還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在中國當代省級文學期刊發展史上，有三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即創刊時間、不同階段的改名或改刊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期刊轉型問題。當代文學期刊的創刊呈現出潮涌的形式，即某一個階段一大批期刊集中創辦，這種特征和當代文學的制度化運作密切相關。1949年創刊的重要文學期刊有《文藝報》《人民文學》《長江文藝》《河北文藝》等，1950年創辦的有《東北文藝》《西北文藝》《北京文藝》《說說唱唱》《山西文藝》《內蒙古文藝》《福建文藝》《江西文藝》《山東文藝》《甘肅文學》等。1950年是當代省級文學期刊集中涌現的年份，作為各級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文學工作者協會（作家協會的前身）的機關刊物，這些刊物基本上和其主辦機構同步創建。《文藝報》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機關刊物，《人民文學》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的機關刊物，《長江文藝》《東北文藝》《西北文藝》分別是中南區文聯、東北區文聯、西北區文聯的機關刊物，除了《說說唱唱》由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主辦，前面提到的其他省市級文學刊物都由相應省市的文聯主辦。機關刊物在當代文學刊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們是其主辦機構面向作家、文學愛好者的一扇窗口，是發布文藝政策、指導文學活動、展示最新創作成果、組織動員作家、培養新人的重要平臺。正如茅盾在《人民文學》的《創刊詞》中所言：“作為全國文協的機關刊物，本刊編輯方針當然要遵循全國文協章程中所規定的我們的集團的任務。”（2）

“百花時代”是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期刊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百花文學”為當代文學史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文學遺產，其代表性作品至今余響不息，閃耀著一種無法被埋沒的光芒。就當代文學期刊而言，這段時間有一批期刊創刊，譬如1956年的《延河》《萌芽》《邊疆文藝》《新港》等，1957年創刊的有《詩刊》《收獲》《星星》《紅旗飄飄》《橋》《文學研究》《兒童文學研究》《戲曲研究》《戲劇論叢》《文藝理論譯叢》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一大批文學期刊改名，從清一色的《××文藝》改為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刊名，譬如1956年改名的有《草地》《新苗》《長春》《紅巖》《江淮文學》《東海》等；1957年改名的有《雨花》《奔流》《芒種》《蜜蜂》《漓江》《星火》《海燕》《處女地》《熱風》等。《黑龍江文藝》1956年10月改名為《北方》，也是趕上了這波潮流。而且，盡管主辦機構和編輯團隊都維持原狀，但這些刊物都宣稱是創辦新刊。不妨來看看《奔流》（原名《河南文藝》）編者的表述：“《奔流》將堅決地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我們打算大膽放手地發表具有不同意見的文章，具有不同風格、題材、樣式的作品，以及尖銳地批評生活中的缺點的作品。當然，這不是說刊物沒有立場。我們的刊物是有立場的，那就是人民的立場、黨的立場。刊物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支持先進的事物、先進的思想和先進的藝術，而反對落后的事物、落后的思想和落后的藝術。”（3）《蜜蜂》（原名《河北文藝》）的編者說：“生活本身就是豐富多彩的，作為生活反映的文學，難道還不自然而然地是多種多樣的嗎？”編者強調《蜜蜂》要充分利用河北的文化與文學資源，“具有自己的特色”。（4）《紅巖》的原名為《西南文藝》，編者說：“更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謂‘一名之立，旬月躊躇’，但是，更名的目的還在于想做到對本刊內容與形式都來一番改進，有所興，有所革，進一步貫徹文藝為工農兵的路線，真正體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5）文學期刊的更名潮是“百花文學”潮流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轉變并不是簡單的更換包裝，正因為文學期刊更加突出辦刊特色，追求文學創作的多樣化，激發了作家的創造激情，為文學發展帶來活力。

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以后，出版機構的恢復和重建工作啟動，一大批文學期刊在1972年或1973年正式復刊或出版試刊，這些刊物又改回了《××文藝》的刊名，譬如1972年復刊的《山東文藝》《天津文藝》《吉林文藝》《遼寧文藝》等，1973年復刊的《北京文藝》《陜西文藝》《湖北文藝》《甘肅文藝》等。《黑龍江文藝》的復刊也和兄弟刊物步調一致。《人民文學》1976年復刊，《文藝報》1978年復刊，《收獲》遲至1979年才復刊。

新時期初期出現了新的創刊潮，從1978年至1982年，《十月》《鐘山》《當代》《花城》《清明》《江南》《小說界》等大型文學雙月刊創刊，推動了中長篇小說的創作，形成“中篇小說熱”。與此同時，一大批省級文學期刊的刊名又陸續改回“百花時代”的刊名。《北方文學》的關鍵步伐都踩在了時代轉折的節點上。新時期初期是文學期刊的黃金時代，《北方文學》抓住了時代機遇，盡管地處偏僻的北大荒，但因地制宜，集結起一批知青作家，形成鮮明的辦刊特色，刊發了一批具有地域特征和時代內涵的優秀作品。

進入90年代以后，文學和期刊都逐漸邊緣化。文學期刊在培養作家方面的作用，近年也呈現出弱化的趨勢。在期刊企業化的轉型過程中，一大批省級文學期刊陷入困境，并有一批文學期刊停刊，譬如《湖南文學》《東海》《漓江》《小說》《昆侖》《峨眉》《海峽》《江門文藝》《萬象》《中華散文》《散文天地》等，還有2011年改版之后像流星一樣轉瞬即逝的《天南》。90年代末期以來，不少省級文學期刊選擇了以刊養刊的路線，通過擴版，下半月刊或中下旬刊變身為理論版，收取版面費，主要刊發中小學教師或在讀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文學論文。2012年，云南省新聞出版局責令《大家》雜志從6月26日起停刊整頓，達到要求才能重新出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大家》創刊于1994年，這是一家逆勢而生的大型文學雙月刊，創刊初期聲譽鵲起，1998年自負盈虧后舉步維艱，2009年、2011年兩度擴版，先后改為半月刊、旬刊。在整頓之后，《大家》重回純文學期刊路線，保持了較高的藝術質量。不少文學期刊曾嘗試刊發商業廣告，或者通過聯合舉辦活動的形式獲取商業贊助，但往往憑借私人關系才能得到支持，不是具有可持續性的市場行為。

進入新世紀以后，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省市的文學刊物大都被劃入公益二類事業單位，人員工資和辦刊經費都有保障或部分保障，刊物的面貌和質量都比較穩定。但是，還有不少地區的文學期刊總在等米下鍋。文學期刊讀者量和訂閱數的急劇下降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以《北方文學》為例，發行量最高的1982年達到每期18萬冊，要再造這種輝煌，已無可能。但是，面對網絡日益強大的沖擊，省級文學期刊如何生存？如何有效辦刊？如何發展？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編輯們。

90年代以來有不少期刊嘗試改制，但多數不成功。《山花》的改版是一個成功的范例，但很難復制，因為當時的主編何銳是一個所有心思都放在刊物上的“瘋子”，他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打動了很多人，包括一大批作家、評論家、廠長和經理。何銳去世后，很多作家自發寫文章紀念他，向他的敬業精神致敬。他以近乎偏執而瘋狂的激情摯愛文學，像他那樣心里只惦記著刊物的編輯如今越來越稀罕了。作為一個地處邊緣的省級刊物，《山花》之所以獲得那么多重要作家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被何銳的那顆赤子之心所打動。他在主持《山花》期間，不僅要半夜打電話四處拉稿子，像地下工作者對接頭暗號一樣，直奔主題，來去無蹤，還要放下身段四處化緣，到企業去拉贊助。為了給《山花》尋找協作伙伴，何銳馬不停蹄地拜訪他所熟悉的廠長和經理。到遵義的湄潭酒廠尋求支持時，廠長的豪爽和熱情讓他誤以為大功告成，居然連續灌下三四十杯“湄窖”，以表示感激之情。在文學期刊處境艱難的90年代，《山花》從貴陽卷煙廠（后改制為貴州黃果樹集團）、茅臺酒廠等當地企業獲得了高額贊助，這為其崛起提供了堅強后盾。為了避免斷炊之虞，何銳牽頭成立了旨在為貴州經濟發展提供決策咨詢的“貴州企業決策者研究會”，他自己出任秘書長，編輯供企業家參考的《企業決策研究》和《信息快遞》，獲得了政界和商界的廣泛響應和大力支持。《山花》此前一直是貴州作家的自留地，何銳面向全國的編輯思路使得本土作家的作品很難進入《山花》的視野，因而招來了一些非議，還有人吹毛求疵，向有關部門反映《山花》的問題。巧合的是，我發表于《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的《〈山花〉：邊緣的力量》來得正是時候，《山花》馬上在2003年第2期轉載，作為匯報材料的附件，救了《山花》的急。為此，何銳對我有一種特殊的信任。2010年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讓當時在南京大學跟我讀博士的王秀濤專門去拜訪到南京出差的何銳，本來也安排他們做一次訪談，但他行色匆匆，沒時間坐下來細談，后來王秀濤專門寫了一篇研究文章。（6）從《山花》主編崗位上退下來后，何銳對文學編輯工作依然念念不忘，投入地主編“新世紀文學突圍叢書”。他每次到南京找江蘇文藝出版社商量叢書的編輯出版事宜時，總會約我見面。我總是勸他叢書可以不編了，應該抓緊整理大量的作家來信等第一手材料，總結一下自己的編輯經驗。2017年初，我居間聯系，邢麗鳳跟何銳做了一個長篇筆談，初稿有兩萬五千字的篇幅，壓縮版刊發于《當代文壇》2017年第5期，這應該是他談得最深入的一次。后來他在電話里跟我說，“你說的有道理”，準備整理一下手頭的原始材料，“好好搞一搞”，遺憾的是最終沒有搞出來。在何銳之后，期待有情懷有智慧的期刊人以特色化實踐闖出一條新路。

二、與文學新人共同成長

仁山同志：

您好！

前些時我出差在外半個月，您的五月中旬來信，我直到月底才看到，復信稍晚，乞諒。

回編輯部后忙于處理積稿，加上三期雜志上的一篇關于陳布雷及其女兒的傳記文學被卡著不讓發行，搞得整個編輯部（其實只有6個人）終日不安，以致我的那篇關于趙本夫的小文章也未及仔細推敲，只好稍事修改，寄給您斧正了!不知是否耽誤了時間？

我刊去年發了些青年作者的作品，除趙本夫的《賣驢》得獎外，顏海平的處女作《秦王李世民》也得了全國劇本獎。此外，海翔的中篇《啊，生活的浪花》也被選入81年全國中篇選，并翻譯成英法文轉刊于《中國文學》。今后我刊還準備繼續扶持文學新人。我省有一批年輕的業余作者，發過十多個短篇的可數上幾十人，其中潛力較大的我以為是：短篇趙本夫，中篇姜滇（江廣玉）。姜過去寫過幾年散文（也在貴報上發過幾篇散文），近年來致力于中短篇，去年已發過五個中篇，今年已在《十月》3期發一中篇，還有三部中篇待發。估計兩三年內能沖出全國水平。不知你注意到此人否？我同趙本夫和江廣玉私交甚好，下次你來寧，倘有興趣與他見面，我可介紹一二。

我之所以向你介紹這些青年作者，實在也想請你們報紙也能經常地注意對年青作者的評價，不要老介紹那么幾個名作家。

拙文限于時間和水平，寫得很不像樣，如蒙刊用，請你刪削即可。如實在不行，亦請擲還，不必為難。此文在寫法上我的想法是：一、《賣驢》定評較多，故未多言；《狐仙》有爭論，所以多說了幾句；二、我不是一篇篇地評，而是把三篇揉在一起，提出幾點看法，然后再分別舉例說明。

在京的中青年作家不知你熟悉哪些人？倘能為我刊約到小說稿，則你隨時均可為此新作寫些短評文字。倘讀到我刊上的好作品，有感而發，寫些評論，也甚歡迎。我刊第四期發了孟偉哉的一篇中篇，涉及新的倫理道德和家庭結構等問題，不知貴報可有興趣組織討論？小樣出來，要不要先寄你一份？

話說多了，就此打住！

歡迎你來社指導！

即頌

編安！

徐兆淮（7）

六月五日

上面這封信是從網上淘來的，沒有信封，寫在三頁印有“江蘇人民出版社”字樣的信箋上，紙張已經變脆變暗。經與徐兆淮先生確認，此信寫于1982年6月5日，收信人是《光明日報》的副刊編輯文仁山。經過文獻檢索確認，徐兆淮在信中提到的評論趙本夫小說的文章刊發于《光明日報》1982年7月1日，題為《努力探索農民的心靈變化——簡評趙本夫的三篇小說》。

《鐘山》初創時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主辦，1978年出版了三期以書代刊的《鐘山》文藝叢刊。往前追溯的話，1974年出版了兩期“鐘山文藝叢刊”，一本叫《風華正茂》，另一本叫《激流勇進》。1979年《鐘山》改為季刊，首任主編海笑，副主編劉坪。從1985年第1期開始，《鐘山》改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徐兆淮做過《鐘山》的編輯、副主編和執行主編，與《鐘山》一道成長，將《鐘山》視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項值得奮斗終生的文學事業”。（8）從徐兆淮給文仁山的信中可以看出，《鐘山》一直扶持青年作家，編輯不僅做分內的事情，還親自上陣寫評論，為青年作家的成長爭取各種機會。

大多數當代文學期刊為了求新求異，習慣追捧名家和當時走紅的年輕作家，尤其是新主編上任時往往會拋棄刊物原來的作者群，使得作者群不斷更迭，缺乏穩定性。而《鐘山》保持了持續性，始終關注刊物的重點作者，和作家結下長期的友誼。以王安憶為例，從發表于《鐘山》1981年第4期的短篇小說《墻基》開始，包括創作談在內，一共在《鐘山》發表20篇作品，其中有《長恨歌》《遍地梟雄》《崗上的世紀》《烏托邦詩篇》《錦繡谷之戀》《流逝》等代表性作品，還有一篇王安憶與劉金冬的訪談錄。《鐘山》還發表了吳調公、曾鎮南、包忠文和裴顯生、蔣原倫、汪政和曉華、何言宏、劉慶邦撰寫的7篇王安憶的作品評論。以遲子建為例，她首次在《鐘山》發表的作品是1988年第4期的《沒有夏天了》，到2019年第1期的《燉馬靴》為止，一共發表了14篇（部）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有《滿洲國》和《逆行精靈》《越過云層的晴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其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獲得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

此外還有吳義勤的《遲子建論》和方守金、遲子建的《以自然與樸素孕育文學的精靈——遲子建訪談錄》。

再以葉兆言為例，他首次發表在《鐘山》的作品為1985年第5期的《懸掛的綠蘋果》，到2019年先后發表21篇（部），其中包括《花煞》《刻骨銘心》《別人的愛情》《狀元境》《追月樓》。一家刊物能和多位核心作者保持二三十年的穩定合作關系，這種情形并不多見。這也說明《鐘山》的幾代編輯能夠很好地繼承和發揚刊物的傳統，充分利用期刊的優質資源，不像一些變來變去的期刊，新主編總想另起爐灶，結果把刊物折騰得半死不活。還有個別刊物的老主編退下來之后，因為心里不舒服，或明或暗不讓老作者支持自己的刊物，這樣的刊物都很難持續發展，也無法形成穩定的特色。

和《人民文學》《當代》《收獲》《十月》相比，《鐘山》在爭取優質稿源時缺乏優勢，但編者采取與作家交朋友的方式，以心換心，跟蹤作家創作的最新進展，贏得了作家的支持與信任。在徐兆淮的倡議下，《鐘山》從1982年第3期開始設立“作家之窗”欄目，同時推出一個作家的作品、評論和創作談，這種集束方式吸引了一批重量級作家的加盟，開發了更多優質稿源，也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鐘山》1994年與《文藝爭鳴》聯手，開設“新狀態文學專輯”欄目，從1994年第4期開始，到1995年第5期截止，集中推出韓東、朱文、述平、陳染、邱華棟、夏商、魯羊等年輕作家的作品，成為新生代小說家的重要推手。從1995年第6期開始，到1999年第6期截止，《鐘山》與《作家》《山花》《大家》雜志和山東的《作家報》攜手合作，聯合推出“聯網四重奏”欄目，集中刊發朱文、徐坤、東西、刁斗、張梅、邱華棟、魯羊、文浪、李馮、夏商、丁天、陳家橋、李洱、王海玲、李大衛、吳晨駿、劉慶、衛慧、金仁順、葉彌、胡性能、謝挺共22位青年作家的新作。從“新狀態文學專輯”到“聯網四重奏”，《鐘山》搭建了重要的平臺，推動了新生代作家的成長，發表了一批在審美觀念、藝術形式上都包含新元素的作品。新世紀以來，《鐘山》通過專欄的形式穩定了一批重點作者，保持了欄目結構的持續性。而且，《鐘山》沒有片面倚重老作者，而是不斷引入新作者，借此提升期刊的活力。對有潛力的新人的發掘與培養，這是《鐘山》長期形成的優秀傳統。1981年第1期《鐘山》發表了當時還在復旦大學讀本科的顏海平的《秦王李世民》，好評如潮。趙本夫在1981年第2期發表的處女作《賣驢》更是一鳴驚人，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王兆軍的中篇處女作《拂曉前的葬禮》（1984年第5期）和朱曉平的中篇處女作《桑樹坪紀事》（1985年第3期）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桑樹坪紀事》曾“屢投不中”，卻幸運地登上了《鐘山》的頭條，編者還專門為之配了6幅插圖。葉彌的處女作《成長如蛻》發表于《鐘山》1997年第4期，《美哉少年》《明月寺》《云追月》等代表性作品也首發于《鐘山》，迄今為止已經在該刊發表了12篇（部）作品。

在《鐘山》亮相的名家，大多數都是刊物當年扶持的新人，加上源源不斷的新人，使得《鐘山》既有成熟的厚重，又有創新的鋒芒。《鐘山》走的是一種“有情的”路線，推舉的也是“有情的文學”。正因如此，她的作者對刊物都有較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鐘山》對于自己認定的作家，不離不棄，把作者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就像徐兆淮在信中對趙本夫和姜滇的力薦。1962年出生的山東作家夏立君曾在中學當了十余年的語文教師，隨后在地方媒體工作了將近20年，50歲開始寫作古代文人系列散文。《鐘山》雜志社2013年收到了夏立君的首次來稿，長篇散文的語言功力、歷史內涵和思想力度打動了責任編輯和主編賈夢瑋。《鐘山》隨后在2016年第３期、2017年第5期連續刊發《時間的壓力》系列散文，而且兩次都推上頭條位置，還加上編者按，向讀者重點推薦。賈夢瑋還將作品推薦給譯林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了同名散文集。2018年《時間的壓力》榮登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的榜單。這一案例充分顯示出《鐘山》雜志和賈夢瑋擅長發掘好作家的膽識與眼光。同時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還有朱輝的《七層寶塔》（2017年第4期）和黃詠梅的《父親的后視鏡》（2014年第1期），這兩位作家也是《鐘山》長期跟蹤、重點關注的對象。截止到2019年，朱輝在《鐘山》發表了9篇中短篇小說和3部長篇小說，黃詠梅發表了8篇（部）小說。

徐兆淮的這封信很好地詮釋了《鐘山》“立足江蘇，放眼全國”的辦刊原則，一方面不遺余力地向外界推介江蘇的作家，尤其是年輕人；另一方面廣開稿源，希望文仁山幫忙約請北京中青年作家的小說稿。《鐘山》對江蘇文學資源的深入開掘，成為其辦刊過程中的重要特點。《鐘山》是江蘇文學向外界展示其最新動態的一扇窗口。截止到2019年底，在《鐘山》發文量高居前列的作家中，江蘇作家是其核心主體：丁帆（22篇）、王彬彬（76篇）、葉兆言（21篇或部）、葉彌（12篇或部）、畢飛宇（21篇或部）、蘇童（19篇或部）、趙本夫（8篇）、黃蓓佳（11篇）、韓東（小說詩歌11篇或組）、魯敏（10篇）。另一方面，江蘇作家和全國作家在《鐘山》同臺競技，相互激蕩。《鐘山》沒有像一些省級文學期刊那樣，辦成了本省作者封閉的自留地。《鐘山》既熱心扶持本省作者，也密切跟蹤處于文學前沿的各地作者。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不管是本省作家還是外地作家，《鐘山》都是一個長情的同道，陪伴一代代作家從年輕走向成熟。

三、文學期刊的評獎實踐

《文藝界通訊》編輯部：

現將《1981年〈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獲獎揭曉》簡訊兩則，及《獲獎篇目名單》一份寄上，請收!歡迎能予刊登，以進一步促進軍事題材文學創作的繁榮。

謝謝！

此致

敬禮

解放軍文藝社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

上面這封公函的正文為油印稿，抬頭手寫，用紙為印有“解放軍文藝社”紅色字樣的信箋，蓋有“總政治部解放軍文藝社”的朱紅印章。兩則簡訊的內容大致相同，一則重點介紹獲獎名單，另一則詳細一些，均用復寫紙復寫于“解放軍文藝社”的方格稿紙上。現將內容更簡略的一則照錄如下，并引用另一則簡訊中介紹評獎目的、評獎規則和評獎過程的內容。

1981年《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獲獎揭曉

1981年《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評選于5月1日揭曉，共有16篇作品獲獎。

其中短篇小說8篇是：王海鸰（女）的《她們的路》（3月號）、齊平的《白云島》（1月號）、海波的《啊！兵》（1月號）、韋建勇的《“書迷”立功》（11月號）、劉增新的《同根生》（7月號）、張波的《共鳴》（7月號）、賈國榮的《故鄉等著你的愛》（9月號）、任喜民的《小草》（10月號）；報告文學4篇是：朱秀海、袁厚春的《河那邊升起一顆星》（12月號）、江永紅、錢鋼的《“藍軍司令”》（8月號）、李大明、肖允康、嚴立群、邢昆明的《五月的鮮花》（8月號）、毛文戎的《這是我們的將軍》（2月號）；散文4篇是：王樹增、張嵩山的《通往發射場的路》（7月號）、婁仲毓（女）的《她們正年輕》（11月號）、高耀峰的《出操》（5月號）、馮復加的《在那遙遠的地方》（3月號）。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是部隊的，也有地方的。

該刊的優秀作品評選明年將繼續進行，評選范圍除今年在該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散文外，還將增加詩歌。

另一則簡訊中這樣介紹評獎的目的：“繁榮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團結、培養軍內外作家、作者，不斷提高刊物質量。”《解放軍文藝》1980年首次舉辦優秀作品評獎活動，“1981年該刊優秀作品的評選，是經讀者、部隊各大單位文化部門推薦，采取群眾、有關領導部門、專家和編輯部同志相結合的方法，共同研究評定的。評選活動從一月初開始，至三月末結束，于五月一日揭曉”。

從1978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開評以后，各種文學獎項逐漸多了起來，文學期刊的文學獎項種類繁多，這是文學期刊確立自己特色的重要舉措，有力地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發展。事實上，1978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由《人民文學》雜志具體操辦。1997年啟動的首屆魯迅文學獎，也由中國作家協會下屬刊物負責具體事務，譬如《小說選刊》《人民文學》《中國作家》《詩刊》分別負責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等文體的評選工作。也就是說，中國當代文學評獎與文學期刊的關系非常密切。遺憾的是，目前很少有人關注文學期刊的評獎活動，較為系統的研究文章更為少見。《解放軍文藝》是最早一批設立獎項的文學期刊之一，評獎活動持續了多年，一度從年度獎調整為雙年獎。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文學期刊設立的獎項都沒有堅持下來，停停辦辦，缺乏連續性。1984年《青年文學》設立的“青年文學創作獎”和大多數的期刊獎項一樣，評選幾次后沒有了下文。

文學期刊評獎實踐的發展歷程是折射文學期刊自身處境的一面鏡子。操辦評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發展處于良性狀態的期刊才有心思去評獎。不少文學期刊獎項諸如“茅臺杯人民文學獎”“《大家》·紅河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李莊杯十月文學獎”等，都獲得了企業或機構的資助。在紙媒生存壓力日漸增大的環境中，文學期刊很難憑借自身的財力設立獎項。值得注意的是，可以依靠影響力獲取贊助的文學期刊畢竟是少數大刊名刊。在90年代，有一些文學期刊以獎金額度造勢，譬如1995年趙銳勇擔任《東海》社長兼主編后，為了擺脫經營虧損、影響衰退的困境，1996年在得到商業贊助后，設立了“東海文學獎”，第一屆總獎金30萬元，第二屆總獎金50萬元，第一屆金獎得主是史鐵生，第二屆金獎得主是莫言。當時，“三十萬文學巨獎”“五十萬文學巨獎”的廣告詞在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遺憾的是，《東海》2000年改刊為《品位》，這家創刊于1957年的老牌文學刊物黯然謝幕。1994年創刊的《大家》于次年設立10萬元大獎，第二、三屆大獎連續空缺，為此引來外界的議論，批評期刊以高額獎金炒作，實際操作時又開出空頭支票。文學評獎不應是短期行為，否則，不僅對期刊發展無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還會動搖期刊的根基。

在文學期刊設立的獎項中，《小說月報》1984年設立的“百花獎”一直堅持至今，已經評選了18屆，而且始終采取讀者投票的形式。“百花獎”已經成為國內文壇別具一格的獎項，它和《小說月報》的辦刊實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百花獎”的評獎理念和《小說月報》的辦刊理念都高度穩定，其清晰的讀者路線和明確的現實主義風格不斷強化刊物的品牌辨識度，使得《小說月報》在期刊邊緣化的語境中依然保持較高的影響力。“十月文學獎”首屆評選的是1978—1981年發表于《十月》的作品，從第二屆開始三年一屆，第八屆評選的是2001—2007年間的作品，2013年后改為三年一屆。歷屆獲獎作品中有張承志的《黑駿馬》、張賢亮的《綠化樹》、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鐵凝的《永遠有多遠》、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多數獲獎作品都是同時期作品中的精品。盡管一度難以為繼，但《十月》克服困難，讓“十月文學獎”在接續傳承中煥發新的生機。正如邢麗鳳所言：“文學期刊主辦的成功的文學評獎，通過獎勵那些真正具有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的創作，向社會和讀者推薦好作品，可以擴大獲獎作品和期刊的知名度與社會影響力，鞏固自己的作者隊伍，強化辦刊特色。如果一項評獎能夠做到公開、公平、公正，而且持之以恒，就像《小說月報》百花獎一樣，它一定會成一種文學品牌。出色的文學獎項會生發出一種內在的凝聚力，源源不斷地吸引那些有才華的作家加盟，使文學期刊擁有一支可以自我更新的、充滿活力的作者隊伍。文學評獎也是文學期刊的試金石，在文學評獎中可以堅持藝術標準的文學期刊，在選擇稿件時也往往能夠擇優汰劣，獲得廣大作者的信任，同時也贏得讀者的支持。”（9）

從2010年以來，部分中斷了的文學期刊獎項再續前緣，不少文學期刊新設文學獎，這已經成為文學期刊領域的新現象。1984年《花城》設立的《花城》文學獎在評選了五屆之后，中斷了25年，到了2017年再次啟動。南京的《青春》雜志從1980年到1984年，連續評選了五屆的“青春文學獎”，賈平凹、王安憶、蘇童、梁曉聲等人都是當年的獲獎者。在中斷了35年之后，第六屆“青春文學獎”于2019年重啟，以發現文學之星、培養未來大家為目標。2020年第4期的《鴨綠江》雜志刊登《恢復“鴨綠江文學獎”暨舉辦“第八屆鴨綠江文學獎”評獎啟事》，首屆鴨綠江文學獎于1979年啟動，在連續評選了七屆之后停辦。編者重啟獎項的目的是“為了承續傳統，繁榮文學事業”。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新設的文學期刊獎項令人目不暇接。江蘇省作家協會2013年設立“紫金·江蘇文學期刊優秀作品獎”，集中推出下屬4家文學期刊的獎項——“《鐘山》文學獎”“《雨花》文學獎”“《揚子江》詩刊獎”“《揚子江》評論獎”，評獎周期為兩年一次，獎勵范圍為4家文學期刊刊發的優秀作品。寧波的《文學港》2013年設立了“儲吉旺文學獎”，陜西的《延安文學》2013年設立“延安文學獎”，《山東文學》2017年啟動“首屆山東文學獎”，《中國校園文學》2018年開評“首屆中國校園文學獎”，山東的《青島文學》2019年設立了海鷗文學獎，文學期刊設獎成為一種常態。多種文學期刊重啟或新設文學獎項，這表明編者意識到了文學評獎對于凝練期刊品牌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吸引優質稿件和優質作者。另一方面，近年各地文化宣傳部門加大了對文學期刊的支持力度，甚至為文學期刊辦獎撥付專項資金。

應當注意的是，不管期刊辦刊或期刊設獎都要避免跟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文學期刊界刮起“評獎風”，如果算上各種征文評獎或競賽活動，大小獎項真是多如牛毛，遺憾的是很快就風平浪靜，大多數獎項沒有挺過三屆。文學期刊設獎要和期刊自身定位相輔相成，而且要有長遠規劃，保證評獎程序的公平、公開、公正，切忌隨風擺動的變臉游戲，避免看米下鍋、看人下碟的隨意性。文學期刊的評獎要辦得長遠，而且真正有益于文學發展，至關重要的還是要獎掖好作品和好作家，這樣才能提升獎項的含金量。期刊獎項應該是文學期刊的自我約束，努力造就出精品出人才的局面。孫犁寫過一篇《我觀文學獎》的短文，他說：“以本國獎金而論，在每屆發獎的當年，文藝界熱鬧一陣，過不了多久，群眾不只對獲獎的書名，即獲獎的作者，也就淡忘了。文學作品，以時代和讀者，為篩選之具。如果連書名都不能印在讀者心中，這種文學獎還有什么意義?”有個別文學期刊的評獎程序不透明，獲獎作品藝術質量不高，好作品反而名落孫山，缺乏公信力，這無疑會透支刊物的聲譽，引發惡性循環，得不償失。文學期刊獎項辦好了，還有另一個重要功能——發掘并培養新人。對于年輕的寫作者而言，在起步階段不太可能獲得省市級或全國級的文學獎項，如果他們具有探索性但尚不成熟的作品能夠獲得期刊文學獎，這對他們不僅是巨大的鼓勵，還有利于增強他們的自信心，加速其成長進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揚子江文學評論》持續至今的年度優秀論文獎，對促進青年批評家的成長就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家文學刊物如果不愿意花力氣培養新人，只愿意坐享其成，伸手摘別人的樹上結的桃子，我認為這樣的刊物不是有情懷、有境界的好刊物。那些深度介入文學史進程的文學期刊，大都能夠持續地推出新人，這些新人中有不少成為大作家，這樣不僅塑造了刊物自己的作者群體，還影響了文學思潮的演進與文學流派的成長。

注釋：

（1）原信中正文第一段的“北方”和第二段的“黑龍江文藝”沒加書名號。

（2）茅盾：《發刊詞》，《人民文學》1949年創刊號。

（3）《編者的話》，《奔流》1957年第1期。

（4）本刊編輯部：《我們的希望》，《蜜蜂》1957年第1期。

（5）《編校雜記》，《紅巖》1956年第1期。

（6）王秀濤：《文學的守夜人——編輯家何銳素描》，《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5期。

（7）此信的公開得到徐兆淮先生的授權。

（8）徐兆淮：《編余瑣憶》，第221頁，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

（9）邢麗鳳：《文學期刊與文學評獎》，《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