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文學批評史是當代文學史的獨立分支,也是當代文學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入這一領域的研究者多了起來,有分量的學術成果陸續問世,整體的學術質量迅速提升。洪子誠、陳思和、王德威、陳曉明、孟繁華、吳俊、李建軍、殷國明、林崗、洪治綱、牛學智、楊光祖等學人在這方面都有比較集中的成果,從不同角度審視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發展、方法探索與個體實踐。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開始出版張江主編的“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叢書,包括《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發展史》《當代中國文學批評觀念史》《當代中國詩歌批評史》《當代中國小說批評史》《當代中國散文批評史》《當代中國外國文論接受史》《當代中國戲劇批評史》《當代中國外國文學批評史》《當代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和《當代中國電影批評史》,總共10卷。吳俊在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重大攻關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過程中,陸續推出《文學批評的向度》《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叢書、《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叢刊》等著述,在史料建設、理論探討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推動了這一學術領域的深化和系統化。程光煒、吳秀明、張均等在搜集與研究當代文學史料的工作中,當代文學批評史料也一直是他們重點關注的領域,為學術界帶來不少新發現。跟當代文學創作研究相比,對當代文學批評的研究起步較晚,近年才取得較大突破,這一學術領域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和學術后勁。本文結合筆者近年的學術工作,就當代文學批評史料工作容易忽略的邊邊角角,針對電子媒介時代人文學科史料碎片化與窄化的傾向,談談如何進一步挖掘史料,通過擴充視野來促進學術研究。

一、不同媒介形態的史料拓展

就目前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現狀而言,和當代文學研究的整體狀況基本一致,在史料來源方面較為重視圖書史料和期刊史料,對報紙史料的重視還遠遠不夠。21世紀以來,隨著讀秀、超星、中國知網、維普、萬方等大型數據庫的建立,不少圖書資料和重要的學術期刊都已經數字化,查找和引用較為便捷。在報紙當中,《人民日報》《參考消息》都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數據庫,大多數報紙最近20年的資料也有電子版本,但是“十七年”和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報紙往往只有紙質版本。相對于期刊、圖書而言,報紙的出版頻率最高,數量龐大,其散頁形式最容易散佚,不容易保存。而且,除了1985年7月改版為報紙的《文藝報》、上海的《文學報》和已經停刊的山東的《作家報》、河北的《文論報》,其他報紙的信息包羅萬象,與文學創作、文學評論相關的信息極為分散,查找和搜集都較為困難,不少圖書館的館藏資料也殘缺不全。像已經停刊的《作家報》《文論報》,目前很少有圖書館收藏,要查找已經極為不易。大多數圖書館的報紙庫都設于地下庫房,為了節省空間,一摞摞報紙“頂天立地”地堆放,工作人員要調出讀者需要的資料也頗為艱難。為此,不少圖書館不提供舊報查閱的服務。還有一個客觀原因,用新聞紙印刷的報紙紙張很容易受潮、脆裂,占用大量的庫存空間,保存成本極高,美國有多家圖書館就以這條理由,在將舊報紙轉換成縮微膠片之后,銷毀了一大批年代久遠的報紙。21世紀以來,與當代文學相關的編年史、作家年譜日漸增多,如果留意觀察,會發現報紙史料的出現頻率偏低。確實,隨著網絡媒體的迅速崛起,報紙的影響力被削弱,越來越多的報紙停止出刊。對于年青一代而言,報紙是一個陌生的舊媒體,他們也很少從報紙中獲取信息。文學史研究要還原歷史,就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不管是“十七年”還是20世紀80年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面對文學的發聲,其社會影響力通常要超過大量專業期刊。因此,在研究“十七年”和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現象時,忽略報紙史料很容易導致視野的缺損,某些方面成為盲區,在判斷上甚至產生偏差。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翻閱20世紀90年代之前公開出版或自印的當代文學史料著述時,發現報紙史料在目錄索引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此外,一些年長的學者在著述中也較為重視報紙史料的引用。

在當代文學批評和批評史研究中,文學期刊是最為重要的史料來源。值得注意的是,在期刊史料搜集和使用過程中,普遍存在兩種趨向。首先是忽略原刊,從數據庫獲取史料。確實,依靠中國知網等大型數據庫可以節省時間,電子檢索可以直奔主題,省卻了漫無邊際的閱讀與查找。但是,這也會帶來不少問題。問題之一是數據庫資料不全。不少重要期刊缺席,尤其是在數據庫建立之前已經停刊的刊物基本沒有被收錄。增刊、特刊、子刊的信息大都缺失,期刊的廣告、啟事、插圖也無從查找。問題之二是一些反復改名的刊物,數據庫在收錄時要么只收錄新刊信息,要么將刊物的前身統一納入新刊名的條目之下,譬如很多學院升格為大學,原來的學院學報和后來的大學學報就被混為一談,不少學者在引用原來的學院學報時把刊名都寫錯了。現在不少研究生嚴重依賴數據庫,基本不看原刊,他們對刊物的源流完全搞不清楚,這在研究批評史時就很難有清晰的歷史線索。其次是集中關注所謂的核心期刊,漠視邊緣刊物。置身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的文論期刊,當時還沒有被核心期刊的指揮棒所牽引,“大狗叫小狗也叫”,一些邊地文論期刊辦得有聲有色。已經停刊的甘肅的《當代文藝思潮》和福建的《當代文藝探索》在文學批評場域中曾經產生了重要影響,北京的《文學評論叢刊》《新文學論叢》、上海的《文藝論叢》《文學角》(其前身為《上海文學》雜志社編輯的內部讀物《寫作參考》)、山西的《批評家》、安徽的《藝譚》、北京的《方法》、內蒙古的《民族文藝報》存續的時間都不長,也各有特色。新銳研究者對這些消失了的刊物較為陌生,基本沒有將這些刊物納入他們的史料庫。《當代文藝思潮》在朦朧詩論爭、人道主義大討論、文藝研究方法論探索、女性文學和西部文學研討等方面都卓有成效,“第五代批評家專號”“青年理論探索專號”和“大學生論當代文學”專欄大力扶植新銳力量,給文藝批評注入生機和活力。《當代文藝探索》兼重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傳播當代文藝思潮的前沿信息,關注臺港文學動態,是閩派批評集結的重要陣地。《上海文化》的前身《上海文論》因為其“重寫文學史”專欄而經常被提及,但其他欄目和文章卻少有人提及。目前我忝為主編的《百家評論》經歷過多次改版改刊,從《文學評論家》《文學世界》《新世紀文學選刊》到《百家評論》,其學術影響也被割裂,缺少持續性。湖南省文聯主辦的《理論與創作》也多次易名,改為《創作與評論》后又改為《文藝論壇》。至于《作家通訊》《文藝情況》《文藝通報》《中南作家通訊》《文藝界通訊》《部隊文藝通訊》《當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其前身為《當代文學研究參考資料》)、《中外文學研究參考》(其前身為《文學研究動態》)等內部刊物或學術叢刊,因為資料殘缺或稀見,就更少有人關注。這些刊物刊發的會議發言、創作計劃和內部資料,不少是獨家資訊,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內部文學刊物在當代文學期刊中數量最大,以培養基層作者為要務,不少作家都從此出發。汪政對江蘇的文學內刊進行了專門的調研,發現只有九份正式文學期刊的江蘇居然有150種左右的文學內刊,“在這150種左右的文學期刊中,大部分是縣區級和鄉鎮級的,還有遍布在學校和不同行業里的文學內刊”;他以《補天戲苑》《黃土橋》為例,認為“在長期的辦刊實踐中,許多文學內刊辦出了特色,辦出了水平,辦出了經驗,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與個性,不管是內容,還是裝幀,不少期刊比起一些公開出版物毫不遜色”。莫言的處女作《春夜雨霏霏》就發表于河北保定的內刊《蓮池》1981年第5期。陜西延川的《山花》作為內刊,其前身是創刊于1972年9月的同名文學小報,創辦者曹谷溪時任延川縣革委會通訊干事,路遙、陶正、聞頻、白軍民、梅紹靜、史鐵生等年輕人在此集結,開始其文學探索。貴州銅仁的內刊《梵凈山》由鄭一帆、張子原、王治權創辦,1984年10月創刊后一直堅持至今,在全國都有一定的影響。就文學批評而言,也有一些內刊,譬如貴州省文聯主辦的《今日文壇》、吉林省文聯和作協主辦的《文采》以及各地高校主辦的以書代刊的文學研究輯刊。

在圖書史料方面,當代文學史的研究也有一些視野盲點。首先,內部資料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十七年”時期,受到當時出版條件的限制,有不少資料都是學術機構自行印刷的,比如1959年北京師范學院印行的《新中國文學史》(上下冊)、南開大學中文系1956級編著的《新中國十年文學史》(1960年10月印行,上中下三冊),具有更高史料價值的則是各地文聯、作協自行編輯出版的歷次文代會資料或文集。新時期初期,23所高校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和上海圖書館協作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歷時10余年,出版近百種,作家專集大多正式出版,也有部分資料集由編寫院校自行印刷,這些內部印行的資料由于不易獲取,其學術影響受到很大限制。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有不少學術著作采用內部發行的形式,比如“供內部參考”的《人道主義與現代文學》(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和“內部發行”的何望賢編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問題論爭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這類采取特別的發行和傳播方式的圖書屬于不宜公開之列,當時一般限定在特定的讀者群體之內。其次,成套的全集、文集或叢書是重點關注的對象,批評家的單書和多作者的主題合集容易被忽略。像1983—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1989年出版的“新人文論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1993年陸續出版的“牛犢叢書”、學林出版社1994—1996年出版的“火鳳凰新批評文叢”(陳思和主編)、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叢書”(謝冕主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嚴家炎主編)、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2005年出版的“e批評叢書”(吳義勤主編)都產生過較大影響。文學批評是寂寞的事業,獨立發聲是其本色,但集群亮相更容易受到關注。事實上,能夠出版全集、文集的作家、批評家往往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全集、文集也給資料查找帶來極大便利,因此全集、文集是批評史研究的基礎性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全集、文集的作家、批評家大都功成名就,已經步入文學事業的晚期。動態研究、共時觀察是當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有別于古代史研究的突出特點。如果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偏重考察已有定評的成果,忽略邊緣的批評家和活躍在現場的批評力量,難免失去自身的活力。再次,缺乏對文學批評的版本問題的考察。與文學創作相比,評論文章或評論著作的版本變化往往更為突出,因為創作的價值觀可以隱藏在形象、意象的背后,而評論的觀點明確,也更容易受到思潮的影響。另外,當代批評的對象沒有時間下限,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狀態的作家、思潮、文學媒體都會不斷更新,這也逼迫批評者持續跟進。與文學史研究相比,跟蹤性的文學批評難免有錯位和偏差,這就像射擊比賽一樣,文學史研究打的是“固定靶”,文學批評史研究打的是“移動靶”,很容易打偏或“脫靶”,批評主體的調整差不多是一種常態。對一些評論家的文章進行細致對比,不難發現收入文集、全集的版本和其初版本相比已有明顯的補充或修改。恰恰因為變化的頻繁,版本的比對就有更高的價值,從中可以判斷一個批評家的個性、風格和思想發展的軌跡。遺憾的是,這種工作目前還很少有人重視。

二、不同評論體裁的史料挖掘

21世紀以來,文學評論的學院化趨勢日益明顯,文學評論的文體也變得日漸單一化,學報體成為主調。評論文體的翻譯腔也是一個突出現象。評論者故作高深,不僅套用外來理論,而且在行文上一味地模仿佶屈聱牙的洋腔洋調。而且,文學評論越寫越長,由于在報紙上發表的短章在高校不計工分,學院派批評家對此興趣寡淡,偶爾為之,也常常是從長文中截取一段,改頭換面,或者把短文作為長文的組裝配件,寫作時就在“部分”的框架中進行構思和撰述。這樣寫出來的短文,在結構上顯得破碎,缺乏整體感,在文氣上難免不連貫。中國古典文學評點和現代文學批評靈活多樣,序跋、筆記、書信、批語、日記、題跋形態各異,有聲有色,言簡意賅,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寥寥數句盡得風流。當代文學批評應該接續傳統文脈,自覺地向傳統文論學習,形成獨特的批評個性與文體風格。文學批評文體窄化的這種發展趨勢,難免影響文學批評的研究,使得書信、日記、序跋等史料淡出學術視野。而且,在電子媒體全方位滲入日常生活的情境下,紙面形式的書信、日記已經變得日漸稀奇,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它們從來就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此,它們在批評史研究中受到冷落似乎順理成章。

文學批評是一種精神對話,就形式而言,書信體或書信中的文學批評在對話語境中展開,具有很強的互動性。現在的多數文學批評自說自話,缺乏對話意識。基于此,我個人以為書信中的文學批評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事實上,書信中的文學批評因為其私密性,很少引起關注,其研究有極大的施展空間。程永新的《一個人的文學史》收錄了不少編輯和作家的往來書信,但當代文學史上大多數編輯家和作家之間的書信要么散佚,要么沒有公開。在手機、電子郵件、QQ和微信短信成為主要通訊方式后,這些資料更難保存,結集出版的可能性大為下降了。基于此,對作家、批評家關于文學話題的書信的發掘與研究,具有搶救史料的意義。2019年9月28日,楊光祖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了一封作家張弦致雷達的信的照片,其中第二段是這樣寫的:“我很喜歡你的評論文章,你常能將作品中許多連作者自己也沒有弄得很清楚的問題,一語道破。啟發了讀者,也啟發了作者。文筆也質樸可視,沒有居高臨下的味道。當然,如果再活潑、輕松一點,就更好了。”此真乃通人之論!寥寥數言,既道出了雷達的文學評論的妙處,也以點穴之句指出了文學評論的通病。鐵凝在回憶自己與編輯家張守仁、章仲鍔的交往經歷時,談到了他們的共同特點,那就是把作家的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在《笨花》出版之后,章仲鍔專門給作家寫了長達六頁的信件,其中既有充分的肯定,也“找點小疵”,指出了一些錯字。我一直對編輯與作家的書信懷有特殊的興趣,譬如王仰晨與巴金的書信數量較多,討論也很深入,其中有豐富的信息。

在文學書信中,讀者來信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受到接受美學與讀者反應批評理論的影響,近年研究當代文學讀者的成果多了起來。這類成果有一個普遍存在的瓶頸,那就是原始史料的匱乏,大多依據報刊公開選發的讀者來信內容來推斷讀者的真實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李定中事件”的存在提醒我們這些史料并不完全可靠,公開發表的讀者來信跟其原貌很可能有出入。我收藏了一份《萌芽》雜志社整理、油印的《讀者來信情況匯報》,順德的羅丹鈴來信說:“《萌芽》很好,我們都很愛看它,但紙的質量不高,一本內容豐富的書,經不起幾個人接觸就爛了,畫頁模糊了,《萌芽》的售價不算低,紙質問題是否可以考慮。”上海市陸行中學陸紀周來信說:“《萌芽》上反映學生的生活文章少得可憐,對學生的作品又是這樣冷淡。”南京水利學校發行站來信說:“本來《萌芽》銷路很好,近來(8月13日來信)發生賣不掉,據反映說是因為《萌芽》內容質量太低。”四川雅安鄔安鴻、山東孫東舟、解放軍史剛來信說:“近來《萌芽》有新的特色,表現在作品的精煉上,如《雨》、《雪》、《小會計》、《小巷深處》等,還有海洋斗爭和革命三十年小品文等我們都很喜歡。關于愛情小說這類的作品,揀一些生動、短小精悍、有教育意義、富于崇高感情的可適當采用;應該多刊短小精悍又能表達中心全意的‘詩’,但《萌芽》的詩卻長而不好。”這份油印材料是內部材料,僅供雜志社內部或管理部門參閱,其中的內容跟我們從公開發表的讀者來信中得到的信息就有明顯的差別。因此,如果研究者能夠獲取更為豐富的史料,打開的將是一個長期被遮蔽的另一種真實。

日記的私密性更強,這是記錄者的備忘錄或自言自語,其中常有一些不想公開的內容。公開發表的文學批評往往是作者深思熟慮的文字,因顧及外部環境和人際關系,難免有一些言不由衷的內容。因此,日記更能反映作者的真實想法。當然,那些作者在記日記時就計劃公開的內容另當別論,譬如《胡適日記》。下面以沙汀的日記為例,說明從作家日記中打撈批評史料的趣味性與可行性。從沙汀1963年1月8日的日記中摘錄一段:“《燕燕》的反響不錯。王朝聞他們提的一些修改意見,跟我的基本一致。但叫我感覺奇怪的是,包括艾蕪在內,不少人對《秀才外傳》大為稱贊!甚至于說經過加工,可能比《拉郎配》《喬老爺上轎》還好。這真叫作莫名其妙!我立刻向宗林同志說:‘我還是要堅持我的看法! ’”同年4月29日有這樣一段:“上午,巴公同仰晨來談。仰晨認為洪鐘寫的《大波》后記不得體,而且太長,要求我重寫,我同意了。同時我提到一般作家對劼人的生平知道得太少了,他們以為應作介紹。”同年9月9日有這樣一段:“上期《延河》突出地發表了一篇柳青的文章,提綱似的,要求大家參加討論前年《文學評論》上評介《創業史》的文章,這篇評論作為附錄也發表了。這種做法使人感覺惋惜!記得前年在廣州時,柳青讓我看過一篇有關批評《創業史》的反批評文章。當時看了,曾經勸他不要發表,因為我素不同意作家纏到與自己作品有關的爭論中去,而且他的論點也有些含混、空洞,不見得全都正確。當然,現在發表的未見得就是那篇文章,但他做得太小氣了。”同年11月30日記錄了沙汀在北京見到韋君宜的情況:“我們主要是談創作上一些問題,我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創作上一些簡單化的傾向,以及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對黨的號召不結合生活實際認真鉆研。在談到《播火記》時,她告訴我,她們曾建議作者考慮修改一個結尾,但是被拒絕了,很為惋惜!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建議是值得考慮的,而且應該考慮,否則至少對人物會有損害。” 1964年10月22日有這樣一段:“寫不下去,因為神使鬼差,我又想起翔鶴的《廣陵散》來了。我曾經稱贊過它,認為是一篇什么‘正規’歷史小說,只是調子有些低沉。現在看來,什么‘正規’歷史小說,這是資產階級的文學觀點。而客觀事實是,凡有歷史小說,無不是‘以古喻今’的,何況既就歷史而論,這篇小說的觀點也有問題。”同年12月19日,沙汀在北京與何其芳深談,“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他評價夏公的文藝思想。有些東西,我過去并不覺得怎樣,現在經他評價起來感覺的確存在問題。我們還談到翔鶴的歷史小說,而這些作品,我是一直贊揚過的,怎么也成為當前批評的對象!”我之所以集中地引用沙汀日記,目的是說明代表性的作家、批評家的日記中確實包含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像《延河》發表柳青文章的背景以及作家對于批評的態度,沙汀對于陳翔鶴的短篇歷史小說的評價的轉變,沙汀在與著名作家交游過程中獲悉的文壇新動向,這些鮮活的史料能夠為文學批評研究帶來別樣的視野與氣象。

網絡文學的出現為文學批評史研究帶來新的挑戰。從1997年12月25日創立“榕樹下”個人主頁開始,中國內地的網絡文學已經走過了20余年的歷程。迄今為止,重點關注網絡文學的職業批評家依然寥寥可數,但在文學網站、BBS、博客、微博、微信、QQ空間等各類網絡平臺評說文學尤其是網絡文學的言論汗牛充棟。與專業文學評論相比,網友的點評沒有多余的修飾,不穿靴戴帽,直奔主題。在多次文學聚會中聽到一些網絡作家坦誠的討論,他們說專業性的文學評論太高深,繞來繞去繞得頭暈,有話總是不愿直說,看了累心,相對而言,更喜歡瀏覽與文學有關的網絡跟帖和微信、微博等自媒體留言,這些跟帖和留言三言兩語,毫不掩飾,往往是言說者的真情流露,盡管其中也時常有一些偏激之詞,但能夠真實反映說話者內心的真實想法。這些迅速、機智、活潑的反應,恰恰反襯出了職業化、專業性的文學評論的遲鈍、呆板、擺譜。因此,評論不妨寫得短一些,少一些虛與委蛇的客套,少一些無關痛癢的敷衍,多一些不吐不快的直言,多一些精準點穴的真話。當然,商業性文學網站的點評也會受到商業利益的干擾,譬如刷點擊、刷好評、刷推薦票的現象。正因如此,一些年輕的網絡文學研究者越來越重視“野生評”的意義,沒有功利目的的“野生評”是發布者真實態度的自然流露。2000—2005年天涯社區文學版塊的網友留言大都具有“野生評”的特征,網友參與社區運營,正式員工主要負責站務管理。為了度過“互聯網寒冬”,當時的天涯社區沒有商業目標,以生存為第一要義,在內容上給網友提供了自由發揮的空間。總體而言,關于針對網絡文學的網友自發評論,目前既沒有做好起碼的史料準備,也缺乏能夠自圓其說的研究成果。對于即時更新的網絡文學創作而言,專業性的網絡文學評論的影響微乎其微,而網友評論的跟進,有時能夠改變網絡類型小說的情節設置和細節安排。如果能對在線的網友評論進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媒體格局變化帶來的批評機制的轉型。

具有自述性的訪談錄和相關文體,在當代文學批評與批評史研究中一直受到重點關注。總體而言,當代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史研究都有過分看重作家、批評家自述史料的傾向。譬如一些作家論、批評家論往往以研究對象的自我評價作為基本線索,研究者耗費心思的勞作僅僅是印證研究對象的自我定位。以口述史料為例,其價值在于講述者的親歷性,彌補現有史料的不足,可以還原一些斷裂的環節,提供豐富的細節,使得歷史解釋有多元參照。另一方面,口述歷史的局限性也很明顯:“主觀性、零散性,記憶的不確定性(選擇性記憶),故意隱瞞,扭曲事實,修改經歷,忽略與忘卻。”當代文學領域的口述史料大都以口述者自己作為焦點,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這難免成為一種自我塑造乃至自我表演,因此這類史料并不可靠,不能作為核心史料,只能作為一種參照。一個作家對同時代另一個作家的評判,如果沒有旁證史料,基本不可采信。《小說月報》有一個欄目叫“作家現在時”,其中有一個規定動作,要求入選的作家推薦幾本心目中的理想小說,仔細閱讀后發現進入他們視野的絕大多數是西方現當代小說,國內同輩作家的作品基本不可能進入他們的“法眼”。而且,一個作家對圈子內作家、圈子外作家的評判標準很難一致,一個作家對一個同輩作家的公開評價和私下評價也時常會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打上了特殊時代印記的交代文字容易被忽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馮雪峰全集》搜集的是馮雪峰接受外調的陳述材料,其中有非常豐富的關于文學發展、作家交游、文學批評的信息和資料,時間跨度大,涉及的范圍較廣,內容龐雜,有助于研究者掌握不同時期復雜的文學背景。《郭小川全集》史料形態多樣,同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克服史料碎片化的困擾

21世紀以來,從各類學術會議的發言和人文學科的著述中,我們經常會聽到對一種學術傾向充滿憂慮的聲音——那就是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趨勢。其實,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其源頭正是史料的碎片化。正如傅斯年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是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如果學術研究主要依靠二手史料,把名家論斷作為方向指引,不進行深入考證和獨立思考,就很難有所突破。對舊史料的考辨和對新史料的發掘,一方面為學術同行打下了繼續掘進的基礎,另一方面促發新觀點和新結論,或者推動已有結論的修正和完善。

在電子檢索和數據挖掘方法逐漸普及之后,人文學科的研究者可以便捷地獲取各種已經電子化的資料,這些資料分布在不同時期、不同學科、不同媒介形式之中。應當引起重視的是,電子化背景下人文學科的史料運用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首先,海量的資料會帶來被信息淹沒的壓迫感。僅僅依靠這些資料本身,很難驗明正誤,如果缺乏對這些資料的深入辨析,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信息的泡沫中,抓不住重點,甚至以訛傳訛。其次,直奔主題的信息檢索,很容易遺漏一些重要的史料,也無法掌握那些關聯緊密的周邊史料。譬如對秦兆陽的現實主義理論與批評觀念的研究,如果忽略了其作為作家、編輯家的多種實踐,就事論事地研究就可能陷入門孔窺人的偏頗。我在審閱一些以批評家或某一時期文學批評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生論文時,發現就批評論批評的現象比較普遍。譬如研究周揚或馮牧,他們既是評論家又是文藝官員,如果將他們等同于學院評論家,結論就難免有偏差;而且,研究者在分析周揚或馮牧的評論文章時,不能對他們的研究對象缺乏了解,否則很容易犯常識性錯誤。當研究者對某一個領域知之甚少時,要對研究對象在這個領域的貢獻或局限做出評判,這是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再次,過分倚重電子化手段,那些沒有轉換成電子數據的史料就很難進入學術視野,電子檢索尤其是全文檢索的盲點也會遮蔽一些有價值的信息。人文學科的史料浩如煙海,已經電子化的大多數是公共性較強或商業價值較高的信息,而那些專門化的、無利可圖的、稀見的信息電子化程度極低。以文學批評著作為例,總體上是一種小眾讀物,發行量較低,大多數著作只出一版,紙質書不易搜集,大型數據庫也很少會收錄。

近些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發展日益成熟,伴隨著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擴招,學術隊伍的規模在擴大。一方面學術研究表面上很興旺,似乎每個領域、每個文體都有人在做;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出新變得越來越困難,學術新人為了完成發表任務,快速成長為專家,往往鎖定一個具體問題深耕不輟,這就使得自己被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所掌握的史料數量有限,覆蓋面較窄,很難走出碎片化的境地。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越來越看重科研項目,學者要申請立項就必須有前期成果,獲得立項后又要按期結項,課題化生存將學者束縛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很難再有心思做隨心所欲的發散性研究。在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學位論文中,作家論的占比一直不低,不少研究者試圖從個例上升到普遍現象,但有不少研究成果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研究對象從時代語境中抽離出來,當成了一個因偏愛而優待的特例。此外,不少研究者喜歡在大題目下做抽樣分析,譬如研究余華作品的外譯與傳播的論文,在泛泛列舉其各種外文版本的出版和反響情況后,深入分析的其實只有英譯本;一些討論某一個時期的文學評論的論文,實質上僅僅研究了小說評論,對散文、詩歌、戲劇等文體的評論基本沒有涉及。當代文學或當代文學批評史如果沒有被置放在當代社會文化進程的大背景中,思路和認識都可能片面化。以當代文學批評史為例,它與當代人文思想史、美學、外來文化思潮、文化制度、人文教育、文化媒介都有較為密切的關系,它是時代進程中的一個側面,跟周邊的文化領域有不同形式的互動。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者不能一味地拓展自己的知識面,應當有重點地尋找外圍的突破口,關鍵在于必須深入把握周邊史料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有機關聯。伴隨著視野和思路的擴大,研究者能夠通過史料的拓展,打破學術慣性和固有的思維模式,從中獲得新的資源和新的發現。如果觀念越過史料或者觀念大于史料,就難免失去平衡,顧此失彼。這正如錢鐘書所言:“在歷史過程里,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別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涂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捅上大大小小的窟窿。”

在史料的搜集和引用上,每個學者會有不同的習慣與偏好,各有側重。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要在整體上推進和深化,應當更為全面地掌握史料。如果沒有各種史料的堅實支撐,人文歷史學科那些不著邊際的“新觀點”只能是空中樓閣。新發現往往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礎上,史料拓展可以帶來新的可能性。扎實的史料建設工作能夠夯實學術地基,使得這一領域學術研究變得更為豐富而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