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茲：如果世界吞下我這點幽默的藥劑(張知依)

　

　

　阿摩司·奧茲

　　1939年出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2歲那年母親自殺，直接把他推向了寫作道路。父親懂十幾種語言，卻只教他希伯來文，奧茲只用希伯來文寫作。二十多歲時，《我的米海爾》令他一舉成名，蜚聲國際。之后，奧茲又相繼創作了《愛與黑暗的故事》、《一樣的海》、《鄉村生活圖景》等優秀作品，逐步成為以色列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他擅長破解家庭生活之謎，家庭悲劇和夫妻情感是其作品常見的主題。他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共鳴，多次獲大獎，除了諾貝爾文學獎。

　　受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邀請，以色列文壇最重要的作家阿摩司·奧茲來到中國。幾年前，他和妻子來過一次，在中國譯者鐘志清女士的陪同下，在景山公園一展歌喉，在后海酒吧街把酒朗誦現代希伯來詩歌之父比阿里克的詩歌。“這次不行啦，時間太緊張，只能把工作當玩耍了。”在人大學生活動中心門口，花白頭發的奧茲告訴青閱讀記者。說話間，他挽著自己的妻子的手，一直沒有松開。

　　是的，行程很緊張。本周二奧茲和妻子抵達北京；周三，奧茲在人大參加中國首屆21大學生國際文學盛典，并接受組委會頒發的2016年度“國際文學人物”獎；周四，他給人大文學院創作性寫作專業的成員上一節課；周五，社科院外文所和譯林出版社將共同舉行他的新書首發式。

　　“打開一本小說， 你就遇見了你最愛的情人”

　　周三，中國人民大學被畢業的歡騰籠罩，而首屆21大學生國際文學盛典活動現場則是另一派文學的歡騰。緊湊的行程并沒有影響奧茲面對公眾時的狀態，他極富真誠地、用流利的英語發表演講并與讀者展開交流。他懇切地說道，時至今日，每個人都應該繼續和小說幽會。“打開一本小說，你就遇見了你最愛的情人。”

　　奧茲說，一本小說，不只在講主人公的故事，更能讓讀者找到自己，這是小說的魅力所在，“越是地方主義，就越能做到全世界通行”。他以他最愛的契訶夫為例，他覺得讀契訶夫筆下俄羅斯鄉村的故事，會讓人瞬間找到自己。“更樸素、直接的例子，我自己的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設置在1940年到1950年的耶路撒冷，一個非常遙遠的小鎮。對于北京而言，無論是地理上、心理上、文化意義上它都是非常遙遠的。這是一個關注于中產階級家庭，甚至是低于中產階級家庭里的父親、母親，以及一個小男孩的故事。神奇的是，很多來自中國的讀者讀書的時候突然發現，這是寫自己的故事。”在他看來，正是文學，把北京和耶路撒冷相連，把中國讀者與他本人相連，更把故事與現實里的每一個個體相連。“這會是一個完美的陪伴。當你在旅途和地鐵上讀這些小說，它們是關于遙遠的人群、遙遠的地方、遙遠的時期發生的故事。然后，從中學習你自己，探索你自己，了解到你自己內心的秘密，了解到你更多的自我，更加內在的自我。”

　　他原本準備了一篇發言稿，講到一半，便開始自由發揮了。“我可以告訴你小說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你沒有看到它，你就沒法入睡。凌晨3點鐘的時候，你從書架上拿起一本舊的小說，它永遠不會跟你說，你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為什么在今天才來到我的面前？它永遠會跟你一起上床，它總是會驚訝到你，即便這是一本你已經爛熟于心，已經讀過很多遍的小說。我來到這里好像是和向大家聊一些文學、聊一些藝術，而到最后我聊的一切都是關于愛。”

　　現場讀者不斷提到《愛與黑暗的故事》，一位用英語提問的讀者幾次談到奧茲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寫下這本書。“很多人都知道，在我12歲半的時候，我的母親自殺了。我的父親也就開始衰落了。在很多年里我對所有人都非常的憤怒，我恨我母親，恨我父親，并且也恨自己。但是，過了好多年以后，這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好奇、理解，以及幽默、耐心。在整本《愛與黑暗的故事》里找不到一點憤怒和苦澀的地方，這并不是因為我很勇敢，而是因為當我寫我的父母的時候，就好像他們已經變成了我的孩子。我寫這本書是邀請這些死去的故人回到我的家中，我想把他們介紹給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因為他們從未謀面。”

　　今年4月，娜塔莉·波特曼帶著自己自導自演的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來到北京國際電影節，成為電影節最大的主角。“要把一個600多頁的巨作改編成銀幕上一個半小時的影像，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得不犧牲掉一些我自己也非常熱愛的細節。”幾個月前，娜塔莉·波特曼在北京說。

　　讀者問奧茲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他點點頭，“我非常欣賞她把自己的一部分深深注入這部作品中。我從來都沒有期待她完整地呈現600多頁的《愛與黑暗的故事》，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她基于我的小說創造了一種新的藝術，我覺得她的作品是非常感人的，并且富有感情。”

　　“他對待悲傷、苦難和絕望的那種優雅的姿態讓人著迷”

　　奧茲來了，奧茲的新書中譯本也來了。

　　這本名為《鄉村生活圖景》的短篇小說集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并由希伯來語翻譯家鐘志清女士翻譯——這是奧茲作品在中國出版的經典配置，《愛與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爾》、《了解女人》、《地下室里的黑豹》皆是如此。“這讓我感到榮幸。”奧茲說。

　　“2009年問世的短篇小說集《鄉村生活圖景》再度關注家庭生活與微縮的現實社會，但本質上說，它仍舊不同于奧茲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鐘志清介紹說，“《鄉村生活圖景》共收入8個短篇小說。前7個短篇小說的背景均置于以色列中北部的一個小村莊特拉伊蘭，故事與故事、人物與人物之間偶有某種照應，形成某種意義上的互文。第8個短篇《彼時一個遙遠的地方》與前7個短篇在內容上沒有任何聯系，在寫作手法上則再現了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和卡夫卡的隱喻傳統，可以單獨成體。”

　　“《鄉村生活圖景》的構思源自奧茲的一個夢境。據奧茲說，在夢中，他來到一個古老的以色列猶太村莊，這樣的村莊在以色列大約有二十來個，比以色列國家還要久遠，擁有百年歷史……夢醒之后，他決定下一部作品便以這樣的村莊為背景，題為《鄉村生活圖景》。”接受青閱讀記者訪問時，鐘志清這樣說，“翻譯這本書最大的感受，就是壓抑。它不像以前奧茲的作品有很多抒情和鋪排，而是自始至終就感覺到沉重，故事里人物的命運，都是以不幸結束的。”

　　奧茲向來用希伯來文寫作，鐘志清也一直堅持從希伯來文直譯。鐘志清告訴記者，面對小語種，多少會讓她感到孤獨，但讀者對奧茲的愛，支持著鐘志清，“許多讀者，包括中國作家對奧茲所傾注的熱誠委實令人感動，甚至有時讓人忘記了奧茲來自以色列——一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小語種國家。”

　　自然，奧茲并不只是陪伴了譯者一人，太多中國作家在訪問中談到了奧茲對自己的影響。“奧茲的作品很洋氣，你很難看到他在哪個地方懈怠了，一個個文字都警醒著，精神抖擻，即使在緩慢地敘述瑣碎的日常生活，細部的魅力也足以支撐和吸引你的閱讀。”接受青閱讀記者專訪時候，徐則臣正坐在回北京的高鐵上，在讀《鄉村生活圖景》。這本書即將在周五召開新書發布會，徐則臣是嘉賓之一。

　　2007年，徐則臣第一次和奧茲見面。在北大，他看了一次奧茲的演講，并在演講結束之后請他簽名。“那是我第一次斗膽請一位作家簽名，也是第一次因為無法完全聽懂一場英文演講而抓狂，咬牙切齒一定要把聽說能力練好。”

　　這九年里，徐則臣花了六年創作《耶路撒冷》，2014年該書出版。他從沒掩飾過自己對奧茲的喜愛，“我喜歡閱讀奧茲時的那種冷靜、敏感、溫暖又抒情的感覺，他的文字和敘述有極強的親和力。此外，他對待文字和敘述，對待悲傷、苦難和絕望的那種優雅的姿態讓人著迷，他從來不會在我們的漢語中失態，他的體面如此自然和從容，我相信這也是他在希伯來語中的本色。”

　　“治愈虛無主義的良方——是幽默的力量”

　　所有人都說，不能脫離政治去理解奧茲和他的作品。

　　奧茲生于1939年的以色列，自小在英國托管區的耶路撒冷長大。他目睹的歷史是逃離大屠殺之后的猶太人生活的另外一種悲劇，眼看著無家可歸的猶太人為了爭取獨立所做的艱辛斗爭，眼睜睜看著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卷入戰爭。他像“一塊耶路撒冷的石頭”一樣寫作，全世界認可他的作品，一直以來他是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幾位作家之一。

　　“奧茲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如果一出門，甚至在家里就要被巨大復雜的現實所包圍、裹挾和壓迫，解決現實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它。問題是你如何直面，以什么樣的方式直面，是披頭散發地生硬對抗，還是藝術地優雅地反思？奧茲是后者。”徐則臣說。張悅然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政治性是奧茲文學里的命題。”

　　“我覺得他在政治的主張上屬于左翼，主張巴以和平的那部分。雖然他的一些主張和以色列政府并不一致，但這不妨礙他在以色列是最受尊敬的作家。”鐘志清說，新書《鄉村生活圖景》里的《挖掘》一篇再次關涉政治話題。“這篇作品在展現出父女關系和中年人的生存困境之外，也從政治層面暴露出一些以色列人的內在恐懼，耐人尋味。有的評論家甚至認為，小說題目‘挖掘’一詞意味深長，表明以色列人渴望通過考古發掘與土地建立聯系，也表明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互不信任。”鐘志清說。

　　談到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奧茲說，“政治總是很強力的，有印記的存在，而文學總是一個問號的存在。”他談到自己的政治寫作，“當每一次我對自己百分之百感到確信的時候，就去寫那些政治散文。每一次當我百分之百同意我自己的時候，我就上電視了。我就告訴我的政府，他們應該去干些什么，當每次說到民主問題的時候，我都對我的政府說，請滾到地獄里面去吧。他們能夠聽到我的呼喚，但是他們沒有滾到地獄里面去。”

　　人大的活動現場，青閱讀記者向他提問：如何看待當下的敘利亞局勢？這個問題讓奧茲想了一會兒。“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同時悲傷的時刻，因為很多人都已經忘記了戰爭帶來的記憶，忘記了痛苦的記憶，以及忘記了如何去寬容。”奧茲說，“我有一種感覺，在世界各地虛無主義的力量在抬頭。我想要告訴大家如何治愈虛無主義的良方——是幽默的力量。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虛無主義者有幽默的力量，如果我可以為他們注入一點幽默，如果能夠讓整個世界吞下我這點幽默的藥劑，就會帶來虛無主義的團結的力量。如果我真的可以去創造這樣一種處方，或者藥劑，我將會得到諾貝爾醫學獎，而不是諾貝爾文學獎。”

　　而譯者所說的奧茲新作品里的絕望和陰郁，仿佛不像是他說的“幽默藥方”。“幽默并不是悲傷的反面。”奧茲告訴記者，“我的祖母曾經說這個世界上處理悲傷最好的對策就是去笑，當你不斷地流淚，流淚到無淚可流的時候就是開懷大笑的時間了。當我去寫《愛與黑暗的故事》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哪些是悲劇，哪些是喜劇。”

　　“我在寫很多章節的時候，我只是在想，他們會變得既疼痛又幽默，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一點，疼痛跟幽默兩點并不相對立。如果你們當中一些人不了解這一點的話，這需要你們去讀更多的小說。”最后，他還是沒忘記告訴所有人，“讀一本小說就相當于與你自己進行一次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