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的目光(杜衛東)

黎庶昌故居內雕像

黎庶昌故居 李貴云攝

1878年，黎庶昌作為清政府駐法公使參贊參加了在巴黎舉辦的世博會，他將此行的所見所聞記載于其《西洋雜志》中。該書于1900年刊刻。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黎庶昌手札。1881年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兩度出任清政府駐日公使。

　　作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作為一名從西方盜火的知識分子，黎庶昌在走向世界的行旅中，獲了別樣的文化眼光：他固然重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但他更關注民俗民風所反映出的國民心理；他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糟糕透頂，反而認為西方列強的“美善之風”亦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尋覓到珍貴的思想資源；他既有文化自信，又能從中西文化的對比中洞悉中國之種種不足。他行文著書，引火種于華夏；不懼刀斧，發宏論于廟堂。

　　我們去憑吊位先賢。車在遵義近郊的沙灘村停下，路邊有庭院兩進，前帶清流，后枕山巒。正房屋檐下一黑漆豎匾，“欽使第”三個字靈動飄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風雨的火鳳凰，為古舊的宅邸銜來幾片滄桑。這里，就是一代先賢黎庶昌的人生起點，也是這位貴州好漢的人生歸宿。

　　一

　　秋風已至。京城一間民宅里，一位身著青布長衫的后生推開窗戶，凝望片刻，頭一甩，腦后的長辮劃出一道弧線，“啪”的一聲纏在脖子上。他躊躇多日，終于下決心回到案前，寫下開頭：臣愚伏讀七月二十八日星變詔書……

　　他就是黎庶昌，時年26歲。兩次鄉試不中，一貧如洗，滯留京師已走投無路。

　　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太平天國正與清廷激戰，英法聯軍不久前攻陷了北京。后又天呈異象：太陽三暈，流星南奔；七月間更有隕石雨和彗星劃破蒼茫天際。剛通過“辛酉政變”掌控了國家最高權力的慈禧，擔心這是“危亡傾覆”的征兆，為消災彌變，以皇帝名義“下詔求言”。黎庶昌毅然上書，洋洋七千余言，雄視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謂。如此閉塞之地，為何走出了腹隱珠璣、蔑視天顏的黎庶昌？

　　此時，我就佇立在黎庶昌沙灘故居的老屋中。

　　青磚鋪地，橫木成梁；一張圓桌，兩把座椅；靠墻有六尺臥榻，四周掛著白紗帷幔。黎庶昌別妻辭子，就是跨出這間房子，一路翻山越嶺赴京城應考。生他養他的沙灘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圓不過數里，漁樵耕讀，延綿不絕。其間，出了幾十位賢士，著書百種，內容涉及經史、詩文諸多領域。其代表鄭珍有“西南大儒”之稱，他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過這位才學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讀古人之書，十七八歲時便立下志向：“以瑰麗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時政，探尋強國富民之道，兩次鄉試落第，更使他對八股文取士的陳規不屑一顧，批評皇帝“樂于求才而疏于識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認為吏治腐敗、人心敝壞，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種。

　　消息傳到沙灘，鄭珍嚇了一跳，言其惹下殺身大禍。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賞了他一個“候補知縣”，差遣到曾國藩江南大營聽用。其實，他只委了“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個偶然機遇，以小吏之身終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國藩早起查看諸營，夜色未退，只遠處一點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見一年輕人正習文練字，一番攀談有感其才，遂調進了秘書班子。這之后，未見黎庶昌在軍事上有過什么建樹，但曾國藩乃桐城派晚期領袖，其詩文風騷獨領，他身邊又聚集著一群飽學之士，黎庶昌與他們詩文唱和，文學上倒是日有精進。

　　太平天國被鎮壓后，黎庶昌一度仕途彷徨。為此他寫信向已調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求教，希望他推薦自己到李鴻章的淮軍中去建立軍功。曾國藩回信認為不妥，理由是，中原初定，建立軍功已殊為不易。況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屢立戰功之舊人，更用未習軍旅之文士。閣下杖策相從”，充其量混個助理、秘書罷了，何必呢。

　　曾國藩這一瓢冷水澆得正逢其時。如果黎庶昌隨李鴻章去陜西“剿匪”，手上就會沾上血污，筆下則少了華章。這當然并非曾國藩初衷，歷史在這里愣了一下神兒，清廷失去了一條鎮壓農民起義的鷹犬，中國近代史則多了一位引火種于華夏的先賢。

　　二

　　1876年10月17日，黎庶昌第一次漂洋過海，他隨公使郭嵩燾出任大清國駐英參贊，從上海吳淞口起錨出海時，可曾想到，這一天注定要被寫進中國的近代史，他的榮辱進退也將構成祖國母親臉上的細微表情？

　　記述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倫敦記》，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歷時50余天，航程31000里，這不僅是一次地理意義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觀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見黎庶昌當年的情景：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欄極目遠眺，但見煙波浩渺、水天一色，霧鎖山頭山鎖霧，天連水尾水連天。低頭，海浪擊打船舷，有如碎玉亂濺；抬首，一行海鷗正掠過天際，引發了他一腔豪情。說來令人驚詫，當時的封建士大夫以“天朝上國”自居，凡出使外邦者皆為人不屑。郭嵩燾首任英國公使，竟被鄉黨恥笑，他原擬檄調的參贊也有人囿于偏見托詞不就。黎庶昌則不然，他受林則徐、魏源影響，企盼能有機會走出國門學來富民強國之道。盡管行前家人百般不舍，他還是毅然奉調，成了貴州走向世界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諸國，開明的黎庶昌還是有些“蒙圈兒”。

　　他這樣描述遞交國書的過程：宮門外陳兵一隊，奏樂迎賓。至門前下車后，他以參贊身份手捧國書，緊隨公使曾紀澤身后，“以次魚貫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國總統則“向門立待，亦免冠鞠躬”。雙方互致誦答后，再鞠個躬就齊活了。不妨對比他回國時被召見的情景：半夜兩點半來到軍機房候著，早上八點半才應召進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黃紗幔，制如屏風，皇帝則坐于幔前”。黎庶昌進門即跪，高呼“跪請圣安”；復摘冠于地，再呼：“叩謝天恩”，隨即一個頭要在地上磕出響兒來。其后，所有的回話都要跪地而答。慈禧先和他扯了幾句閑篇兒，突然問：“見他們的國君是怎么樣？”“見面不過是點點頭，儀文甚簡。”“是站立么？”“是。”“他們也還恭順。”聽慈禧話音兒，仿佛鴉片戰爭一敗再敗后，割地賠款的不是清廷，倒是以兩萬余眾便長驅直入北京，令慈禧倉皇出逃的西方列強。

　　黎庶昌前后出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國參贊，參觀了不少政務活動，且看他筆下法國議院開會的場面：在一個可容納200人左右的會議廳里，議長居中而坐，手邊放一鈴鐺，與會者可自由發言，議長“不欲其議”，搖鈴制止也沒人理會。有一紳士，“君黨也，發一議，令眾舉手以觀從違，舉右手者不過10人，余皆民黨”，或嘲諷譏笑，或拍手起哄。法國總統馬克蒙因為在議院中得不到多數支持，只好下臺。“朝定議，夕已退位矣”。

　　黎庶昌沒有嘲笑“蠻夷之地”的不臣之舉，反省清廷決策過程，認為這才是民政之效也。他參觀各類工廠，深感機器生產確是強國富民之要術，見證了頂層政治設計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他看到西洋民眾欣賞戲劇、參觀畫展、舉辦舞會，被封建衛道士斥為桑間濮道的所謂“淫靡”之風，不過是社會風氣開化的表現罷了。由于法制相對完善，為官者較之清廷也廉潔得多。耶穌蒙難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舉辦紀念活動，國王和王后竟親自給平民洗腳。在大清王朝，有這想法就觸犯天條，說出來就是作死！

　　黎庶昌將這些見聞詳盡記錄了下來。按說，他游覽西方諸國，事事皆動于心，文章應聲情并茂，可是在他的筆下卻沒有文接千載的議論，都是純客觀記述，用現在的話說，屬于零度敘事。這是因為他當年應召上書，出語無忌受到彈劾，如果不是特定背景，被“遞解還鄉”甚至殺頭也未可知。郭嵩燾作為首任中國駐外使節，對西方文明推崇備至，欣賞羨慕之情常溢于言表，結果被抓住小辮兒，斥為“漢奸”，堂堂二品大員被一摞到底，死后還險些被開棺鞭尸。不過，倘據此認為黎庶昌是因為官場頹風熏染而變得圓滑了，則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學問立身，如求自保，可以尸位素餐。作為一個盜火者，黎庶昌其實是想盡量不被守舊勢力糾纏，多運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讓更多的國人感受到民主與科學的沾溉。

　　三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綠色還在路上。一匹快馬疾奔而來，揚起一路黃塵。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前，佩帶腰刀的折差一挽韁繩，烈馬前蹄騰空，發出一聲長鳴。

　　日本成功實行“明治維新”的第16個年頭，駐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書清廷求變。

　　使歐歸國后，黎庶昌升任駐日公使，時年45歲。官帽上的頂珠已由青金石換成了珊瑚，穿上了繡有錦雞的清廷二品高干制服。那時的他對未來一定躊躇滿志，“斯游應比封侯壯，莫道書生骨相窮”，便是他心境的真實寫照。不然，展室墻上的黎庶昌怎么會怡然而笑？

　　黎庶昌當然有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明治維新后，日本雖然“脫亞入歐”，但文化界仰慕華風的余溫猶存，朝野中許多人對中華文化頗有造詣，可以漢文成詩。黎庶昌家學淵源，上任甫始，便常與他們吟詩唱和。一時間，在日本的文人騷客當中，如果與黎庶昌沒有過從竟成了一件很沒面子的事。那時西學漸興，舊版秘籍已不為日本書肆所重視，其中竟有不少國內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還是孤本。黎庶昌通過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訪。“耗三年薪俸積余，舉銀一萬八千兩”，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叢書》200卷。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偉。

　　不過，黎庶昌臉上的笑容沒有能夠持續多久。他的文化外交應該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本質上他還是一介書生，對本國及所在國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難以言說的苦衷。他很欣賞前任大使的參贊黃遵憲，想留其共事，卻被黃一口拒絕了，理由是，“非不為公佐，實弱國無外交可言”。上任后不久，黎庶昌即感到黃遵憲言之不虛。在許多外交場合，他所受到的禮遇頗為疏闊。中國的屬國琉球被日本強行設縣，黎庶昌赴任后曾試圖通過交涉有所轉圜，終因國力衰微，眼巴巴看著日本將其徹底吞并，算是切身體會到了“天朝上國”怎樣被“東海區區一島國”所輕慢。他出使歐洲6年，足跡遍及西方諸國，再使“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反省清廷的因循守舊、國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變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3年，黎庶昌寫成《敬陳管見折》遞交總理衙門，請求轉奏朝廷。他提出了七條富國強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條就是加強海軍實力，認為當時的水師“戰艦未備，魄力未雄”，“實難責與西人匹敵”，要練足一百號兵船，分成南北兩個水師，專做攻敵之用，而且每個水師應有鐵甲巨艦四五艘。只是，這道奏折皇上看都沒有看到。總理事務衙門認為“情事不合，且有忌諱處”，將原折退回。曾紀澤知曉奏折的內容后，認為“大疏條陳時務，切中機宜”，“弟懷之已久而未敢發”；掌管總理衙門的親貴大臣覺得這道奏折有涉忌諱處，也不是純屬推諉之詞。天朝威武。慈禧覺得有水軍撐一下門面就足矣，花更多的銀子去添船置炮純屬多余，如果當時看了黎庶昌的折子，難保不甩臉子。至于朝廷那些守舊的大臣，十分仇視“火車輪船”，對黎庶昌的相關奏請更會橫加指責。

　　清廷又錯失了一次歷史性機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折當時能被采納，后來的甲午之戰也許就是另外一種結局，中國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種走向了。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四

　　我端詳著黎庶昌的半身雕像不愿移步。真是感嘆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藝，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賢塑造得栩栩如生：瓜皮帽、長布衫，劍眉下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兩道利劍，脫鞘而出，正穿越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風云向遠方眺望。

　　我們的目光在瞬間對接。

　　哦，他的目光中為什么會有難以排遣的憂怨？

　　他的憂怨是因為他對大清國的失望。甲午開戰之前，時任四川川東道員的黎庶昌曾請命去日本斡旋，他明白戰端一開斷難取勝，不是因為兵單力薄，那時，北洋水師已有各種戰艦70余艘。號稱東亞第一，世界第九。但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軍力對比。政治腐敗、貪腐盛行，李鴻章已把北洋水師當成自己在官場謀身立命的私產，上下不能一心，將士難以用命，水師成軍后裝備從未更新，指揮、訓練、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備，早在日本海軍之下，一旦交手，勝算能有幾何？清廷沒有“恩準”他的這一請求。翁同龢主戰，光緒皇帝主戰，慈禧亦主戰，他們已被表面上的強大所迷惑。深知水師實力的李鴻章則有口難言，因為他以操練水師有功攬權邀寵，已獲得了清廷太多的褒獎。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雖然他出使日本時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盛譽，但以他的游說想使日本休兵罷戰，則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滿島國之境久矣，對外擴張是既定國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國之是非皆以實力強弱而論，他不過是心存僥幸罷了。但是一旦開戰，作為愛國者的黎庶昌則從主和派變成了堅定的主戰派。雙方已然交手，再提后撤無異投降。甲午之戰期間，黎庶昌每每憂憤至極，終日不食。

　　焉能不怨？開仗以來，噩耗頻傳。十年前就上書清廷需厲兵秣馬的黎庶昌，在戰事中要捐白銀萬兩以襄軍費，并奏請朝廷令各級官員出錢助戰，被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聞敗耗便失聲痛哭時，慈禧卻正在籌措巨資，一門心思要辦60大壽慶典，準備接受百官朝賀。黎庶昌的眼淚僅僅是流給陣亡的將士嗎？作為一介儒生，他的內心是矛盾的。清廷的專制與腐敗他洞若觀火，而忠君的歷史局限又讓他不愿看到大廈將傾。這和其恩師何其相似乃爾，曾國藩深知清兵腐朽無能，彈壓內亂尚可，抵御外敵堪憂，曾提出裁撤綠營編練新軍。清廷拒絕了他的軍改方案，曾國藩就心知肚明了，作為異族統治者，原來清廷懼內亂較外患更甚，由此絕望至極。但聽幕僚預言清廷將在50年內滅亡，卻唯愿速死。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識分子的悲哀，又何嘗不是中華民族之幸？“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況且，鳳非鳳臺亦非臺；情系華夏，當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蒼生，何必因沉舟病樹哀傷？

　　作為晚清一名從西方盜火的知識分子，黎庶昌固然重視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但是，他更關注民俗民風所反映出的國民心理。國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種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種施政理念，這或許比堅船利炮更能支撐起一個國家的強盛。

　　黎庶昌多次記述了遞交國書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遞交國書也是“相視一笑，禮儀甚簡”。反觀清廷，僅一個“拜折”儀式就令人驚詫：地方大員向朝廷呈報奏折前，要設置香案供奉用黃緞包裹的小木箱，要鳴放禮炮，行三跪九叩大禮。在朝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場規則，但是他卻在文章中曲隱地表達了對這種皇權專制制度的不以為然。

　　不過，與對西方文明頂禮膜拜者不同，黎庶昌主張“酌用西法”。他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糟糕透頂，反而認為西方列強的“美善之風”亦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尋覓到珍貴的思想資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不是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了嗎？天下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們的經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倡導嗎？黎庶昌與李鴻章均為曾國藩幕屬，后來李鴻章權傾朝野，但黎庶昌對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贊同，曾婉言提示，或許李鴻章不以為然。黎庶昌無奈嘆曰：“兩大之間難為小，然子產相鄭，鄭已立。國朝的子產安在乎？”郭嵩燾在引歐風美雨啟迪民智上功不可沒，但他認為英國擁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為“仁愛兼至”，贏得了“環海歸心”，就有點走火入魔了。在汲取與接納西方文明時，黎庶昌沒有忘記托承傳統文化之精義，難能可貴。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還表現在能與時俱進。他也曾受“華夷之辨”的影響，也曾盲目憎恨洋人。可貴的是，經過實地考察，很快糾正了偏見，既有文化自信，又能從中西文化的對比中洞悉中國之種種不足。行文著書，引火種于華夏；不懼刀斧，發宏論于廟堂。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灘老屋郁郁而終，時年61歲。他死后第2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其實，譚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張大都在黎庶昌的歷次上書中涉及。一腔熱血誰珍重？灑去尤能化碧濤！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中國社會徹底變革之先聲，誰能否認，菜市口刑場上空那血染的風采中，沒有黎庶昌的一腔熱血呢？

　　(作者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小說選刊》雜志原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