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學新力量：有“核”的生長(李振)

聚焦文學新力量

　　雙雪濤，1983年生，沈陽人。作品見于《收獲》《十月》《上海文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等刊，曾獲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第十四屆臺北文學獎年金獎入圍、第五屆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

有“核”的生長

□李  振

　　“雙雪濤的小說總能讓人讀出一些穩固的東西，可能是輪回，可能是圓滿，可能是報應，或者僅僅是對受難者微弱而又堅定的慰藉。

　　那種具有宗教感的信念和置身于一個階級的立場構成了雙雪濤小說中溫暖而堅硬的內核，它讓小說不會隨著某個故事或是某種表達任意地搖擺，卻暗暗地滋生出更大的可能。”

　　雙雪濤的小說總能讓人讀出一些穩固的東西，可能是輪回，可能是圓滿，可能是報應，或者僅僅是對受難者微弱而又堅定的慰藉。雙雪濤并不掩飾對《約伯記》的喜愛，像《長眠》中“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于你”的題記，像“平原上的莫西”。也許《約伯記》就是雙雪濤的底牌，它會隱藏在一些極為日常的情節中，但這足以使其區別于那些“不相信”的寫作。

　　小說里的傳奇和力量

　　《長眠》是個頗具傳奇色彩的小說，但文藝青年的三角戀掩蓋不住一種帶有宗教感的犧牲。“我”、老蕭、小米有著屬于青春時代的情義和恩怨，但老蕭的死卻讓雙雪濤為我們揭開了一個不僅僅屬于青年的世界。一只英國傳教士雕成的玉石蘋果關系著玻璃城子的存亡，是讓人們以整個村子沉入水底為代價換取自動出現在漁網里的魚還是保住這個村子，成了村民和老蕭不同的選擇。老蕭吞下蘋果死去，“我”和小米則為了守住老蕭的尸體與村民激烈對戰。老蕭曾經奪走了“我”心愛的小米，而玻璃城子并不僅僅是老蕭一個人的老家，那么“我”義無反顧的支援和老蕭用自己的生命換取玉石蘋果的安穩到底為了什么？也許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應放在世俗的因果當中去考慮，惟有白白的恩典和賦有宗教感的犧牲才可能做出回答。

　　《大師》里10年之前倉庫門口想同父親下棋的犯人意外出現，讓小說充滿了宿命的味道。“把你爸叫來吧，10年前，他欠我一盤棋”——故事終于跨越10年與之前對接。父親不但破了幾年前不再下棋的承諾，而且破了自己從不“掛東西”的戒。父親終于是輸了，賭注其實也簡單：“我一輩子下棋，賭棋，沒有個家，你輸了，讓你兒子管我叫一聲爸吧。”雙雪濤當然想讓故事變得更加玄妙，但犯人是不是成了和尚并不重要，和尚從僧衣里掏出一個金色的十字架作賭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兩個在10年中同樣落魄的男人如何在10年后依然掛念著那盤沒有下成的棋。這也許可以成為一個高手過招獨孤求敗的故事，可雙雪濤顯然沒有那種俠客之心，他更熱衷于在市井的世俗之情中尋求某種超越。那盤棋是個念想，也是了斷，同樣是圓滿。在一盤有輸贏的棋里，雙雪濤寫出了沒有輸贏的人生：落寞也好，坎坷也罷，從地上撿煙頭抽的父親在他的棋里獲得了心靈的超脫，而沒了腿的和尚卻在世俗的情義里了卻凡塵。

　　《大路》可能成為一則荒唐少年的青春軼事，仔細讀來卻隱藏著一種難得的力量。頑劣的“我”父母雙亡，16歲便學會了最頑強也最惡劣的生存方法。“我”搶劫了一個弱弱的女孩，她非但沒有害怕，還不斷送來錢和衣服，直到兩人像朋友般坐在路邊聊天。“我”知道了女孩的孤獨和絕望，卻在不久看到了她殯葬的靈幡。如果小說僅止于此，它便是青春的叛逆和傷痛，但“我”丟掉了刀子，只身前往漠河。小說由此從絕望中殺出，在整個混沌而陰郁的氛圍里放出堅忍而明亮的光。當然，一切進行得細微而精妙，在“我”30歲的時候，我抱著女孩的玩具熊鉆進被窩，“不要把被子踢開，讓被子包裹住我，明天暖氣就會修好了吧”。如果說流行于文壇的冷酷和決絕是一種劍走偏鋒的精明，那么雙雪濤無疑是木訥的，他更愿意從文字當中去發掘某種讓生活成為生活的力量，他在自己的文學信條中篤定那個東西可能對現在的世界毫無意義，但其本身卻十分美好。

　　“艷粉街”的立場和象征

　　在這個時代的很多作家看來，立場是最缺乏說服力的東西，但“艷粉街”十分清楚地表明著雙雪濤的立場。于是，一種基于“艷粉街”的立場直接而深入地左右著小說講述的視野和方式。《聾啞時代》的“艷粉街”是貼在李默身上的標簽，是他的出處，是他逃避不了的生命記號；《平原上的摩西》把“艷粉街”藏在深處，那些人像、事件，不過是“艷粉街”對外的表征。“艷粉街”又不似蘇童的“香椿樹街”，后者承載的是時間，是有關地域風物和一個時代的印跡，而“艷粉街”是有關階層的修辭，更像是一種時代流轉過后不可更改的報應。

　　《聾啞時代》無法回避的是李默父母的處境。他們曾是一個國家最光榮自豪的階級，在最好的年紀相遇在效益最好的廠子，但他們未曾預料賴以生存的工廠已經岌岌可危。父母自然有他們的想法，但在李默或是雙雪濤們看來，“那是一種被時代戲弄的苦悶”。面對那些曾經的榮光，面對那個作為領導階級的社會群體，面對他們所堅信的自己之所以成為自己的信條、理想以及特別的政治色彩，一個青年作家以一種滿是遺憾的口吻將其講述出來，它不僅僅是某個個體講述歷史和階級的方式，同時也隱含著在另外一個時代里，一個新的階層如何認識、看待一段逝去的歲月和一個曾經風光無限的群體。

　　當然，雙雪濤在小說里把這種認識逐一細化，具體為個人、行動以及人生際遇。李默決心考入108中，這對他父母來說完全是個意外，因為在他們的期待里，“抱著鐵飯碗，鐵飯碗里盛著粗茶淡飯，但是從不會空”。這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種深刻的反諷，這對工人父母一方面對上中學需要的九千元學費膽戰心驚，另一方面卻依然沉浸在“鐵飯碗”從來不會空的身份想象和階級榮耀之中。結果到底是讓父母為難，李默的成績出人意料地超出分數線許多，也就沒有了不上的借口。母親騎著自行車找遍所有親戚湊夠了學費。當九千塊錢學費尷尬而充滿諷刺地裝在拖拉機廠發工資的信封里被送進學校財務處的時候，母親才意識到“原來這個城市里有這么多富人，每個人都提著一塑料袋的錢，等著那些因為湊不足九千塊錢的家長漏下的名額”。雙雪濤以母親細碎而微弱的聲音表達出時代轉折里一個階級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被賦予了某種積極的、前進的修飾，而是從一個個被犧牲的個體和家庭里提煉出的歷史或時代的另一面。

　　就在這個時候，“艷粉街”才真正被落實下來，也開始發揮出它在小說中的影響力。在李默的父親繼承了上輩的房產舉家搬進市區之后，“艷粉街”的標牌依然如影隨形，那套70平米的老樓房于李默家來說又有什么意義呢？工廠徹底倒閉，作為下崗大潮中的一員，他們除了擰螺絲之外別無所能，用嬰兒車支起兩口大鍋去賣煮玉米則成了惟一的出路。那些讓李默感到難為情的玉米實際上支撐起“艷粉街”的“卓越”和“前途”，因為“我發現也許我是這個平庸家庭里惟一卓越的人”，“我將成為這個三口之家的惟一希望”。但是，從劉一達到許可這樣的朋友，從安娜到艾小男這樣令李默心動的女孩，他們在小說里的存在仿佛不斷提醒著李默“艷粉街”的窘境。一個新生的社會群體在此后的時間里愈發顯示出他們的虛弱和窘迫，而作為他們的子女和一個階層的希望，正如中考后李默有關“希望”的思考，只是因為那時的“我”還沒有體會到“希望”和“一切”是多么危險。

　　《平原上的摩西》破碎片段和線索的結點就在“艷粉街”：“去艷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個中醫”。“艷粉街”在小說中更像一種象征，是棚戶區、貧民窟、城鄉結合部，是生活的窘迫和無能為力。卷煙廠的莊德增和傅東心，拖拉機廠的李守廉，以及莊樹、李斐、孫天博、蔣不凡等等，都在“艷粉街”的陰差陽錯里重新排列組合。承包企業也好，開出租也好，下崗再就業既是故事的一個前提，又是拼接起兩輩人、兩個時代的關鍵。

　　社會轉折的文學背景

　　《大師》里因下崗失去倉庫的管理員終于有了下棋的可能。下崗讓他失去了收入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住在老房子里靠著老街坊的幫襯過活，喝最便宜的酒，從地上撿煙蒂抽，但在路邊的棋攤上，在一場又一場的棋局里，他反倒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享受。經濟制度的轉型致使一個原本社會地位、生活水平相對穩定的階級面臨著生活基本保障的難題，雙雪濤不僅習慣以這種社會轉折作為文學敘事的大背景，而且將具體的人物直接與之對應，將他們的生活難題具體化、日常化。雖然我們很難說這是試圖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立象，但他對這一時代難題的特別關注和那種后代視野里既抽離又脫不了干系的獨特表達，在構成一種留戀與嘲諷同在的“艷粉街”情結時，也為如何講述時代轉折與新興階層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式。

　　非常明確，那種具有宗教感的信念和置身于一個階級的立場，構成了雙雪濤小說中溫暖而堅硬的內核，它讓小說不會隨著某個故事或是某種表達任意地搖擺，卻暗暗地滋生出更大的可能。這些穩固的存在必然會牽絆著雙雪濤，讓他無法成為那些頂在箭頭上的作家，但他有自己的圓心，我們也因此有理由期待雙雪濤能夠漸漸畫出屬于他的版圖。

寫一會兒就好 

雙雪濤

　　真是可怕，2015年已經過去了，年初為自己制定的諸多計劃，現在都已變成笑話。比如早起，比如戒煙，比如控酒，全都失敗。尤其最近，在北京吸 霾，經常一覺睡到中午，拉開窗簾看見外面乳白色的塵埃，大感頹喪。沈陽霾少一點，可每次回去，也沒干什么，樹木凋零，兒子瘋長，北京的事由尚未處理完成， 似乎沈陽也不同于過去的沈陽。

　　小說倒是寫了一點，扔掉一半，剩下一半，剩下的一半有的寫了一半，寫了一半的里面，滿意的也只有一半。創作談寫了不少，為自己辯解，替自我張 目，巧妙地吹著牛逼，偽裝謙遜，訪談也做了幾個，講了自己讀的書和寫作的來路，回頭一看，其實都沒啥重要，這類東西無法令人自省，大多是自我蒙騙，乃是寫 作本身簡陋的裝潢。

　　到底向哪里寫去，其實沒想清楚，從未想為自己立言，只是覺得講故事好玩，一路寫到現在。如今的時代，作家是否偉大，似乎已經不是自己說了算，看 某些名家招搖而過，穿行于各種局面之間，其實已喪失與世界交談的能力。看某些新作家低頭垂目，似乎清醒，轉身便與人合影，琢磨著找誰寫推薦語，為研討會奔 忙，似乎也無甚大趣味。

　　不小心踏進文學圈，受到諸多師友的提攜，雖感念在心，可天性不愛講話，品性涼薄，得罪的估計不少，有時睡醒，也想跳梁高叫，引人注目，所謂名利，自己也在惦記，故所有人的表征都能理解，大家差不多，只是表現形式略異。

　　寫作者也是人，這點空話最近經常想起。攤上寫作這件事，不同于在工廠修車，修車便是修車，車與人再怎么親近，也無法相互戕害。寫作不同，與影子 跳舞，一不小心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成為無知無畏、無父無友的游魂。可藝術怕是經常在這可怕的疏離中創造，一生做夢，虛實不分，遠離風物與勞動，耽于故紙與 幻想，多少有點反人類的因子，又要創造益于人類的文明。此悖論無法解決，也正因為有此悖論，作家才有希望偉大，這是只屬于作家的磨難，不但要警惕和反省， 記住自己是人而非尼采所言之超人，同時也應珍惜和自持，到底和其他行業的從業者有一點不同。

　　2016年來了，已經不好意思再談什么計劃，只希望自己能寫下去，勉力做自己的舵手，誰想拉扯我、毀滅我、審判我、再造我，我都能說一聲：請等一等，讓我寫一會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