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的風景(徐剛)

　　聚焦文學新力量

薛憶溈

　　薛憶 溈，生于1964年，湖南人。已出版長篇小說《遺棄》《空巢》，小說集《流動的房間》《不肯離去的海豚》《出租車司機》《首戰(zhàn)告捷》《十二月三十一日》， 隨筆集《文學的祖國》《一個年代的副本》《與馬可·波羅同行——讀〈看不見的城市〉》和《獻給孤獨的挽歌——從不同的方向看“諾貝爾文學獎”》以及訪談集 《薛憶溈對話薛憶溈》等。

　　內心的風景

　　□徐  剛

　　在薛憶溈的小說中，“個人”是不變的敘事視點和基本動力，或許在他看來，只有個人才能承載起通往存在的重任，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沖突與撕扯是其小說一以貫之的主題。　

　　薛憶溈小說的現代主義色彩十分鮮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段，通過回憶和內心活動來擴展小說的敘事空間。在這個意義上，薛憶溈的小說恰是自我的重建，是個體內心風景的見證。

　　一直以來，薛憶溈都被視為“中國文壇最迷人的異類”，這當然得益于他在小說世界里建構的“深度模式”。在多數人看來，薛憶溈“不落俗套”接續(xù)了 先鋒文學的余脈，以小說的方式與存在主義哲學暗通款曲。然而，他那迷人的“異類”氣質又不僅在于某種單純的闡釋樂趣，其獨特魅力恰在其深度本身所蘊含的個 人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以及這種“內心的風景”所彰顯的現實寬廣度。

　　當然，這也是一位精英意識濃郁的寫作者。他睥睨粗淺和鄙薄，透露出柔弱而堅定的銳意。早期作品中，他意欲別開生面地“重建寫作的個人性”，但重 建之途因過于急切而不免將這種難得一見的“個人”推到了極致，從而呈現諸多令人費解的文本指向。他的那些簡短而晦澀的作品，總是試圖咀嚼某種含蓄雋永的哲 理性，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篇小說就是某句哲學格言的衍生和鋪陳。為著這種追求，他甚至有意犧牲了故事情節(jié)的連貫與意蘊的曉暢。但事實上，他所執(zhí)意建構的那 些耐人尋味的哲思，有時因過于玄奧而多少顯得有些虛張聲勢。不過好在，這位自詡并不以情節(jié)取勝的作者，顯然對自己小說所蘊藏的微妙意涵有著充分的自信。

　　“歷史外面的歷史”

　　在薛憶溈的小說中，“個人”是不變的敘事視點和基本動力，或許在他看來，只有個人才能承載起通往存在的重任，個人與歷史之間的沖突與撕扯是其小 說一以貫之的主題。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主人公“X”更多地與歷史發(fā)生沖撞。小說從“一顆星搖搖晃晃地從冰冷的天空中消逝”開始，始終籠罩 在一片令人不安的死亡主調中。在一個物質時代即將拉開序幕的時候，對于往昔的敬意無疑具有別樣的意義，而對與小說題目相呼應的“夏天的事”的耿耿于懷，也 引發(fā)了人物生活方向與心理狀況的驟變。作品在壓抑、低沉的情緒之中，用現代派的手法展現了現實的難題，所引起的關注很快就超出了文學范圍。也正因此，薛憶 溈第一次的文學生命被迫中斷，直到數年后才卷土重來。

　　現在看來，《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的“X”或許就是作者自己，面對不愿談論的“夏天的事”以及疑點重重的那個“改變了一切的夜晚”，那 些迷亂的夢境以及不斷晚點的列車，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絕妙隱喻。同樣是關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薛憶溈最為經典的作品當屬那篇《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小說以20世紀的最后一天作為寫作標尺，講述妻子在那個特殊時間節(jié)點因無法容忍“這樣的生活”而離奇失蹤的故事，這也構成了“我”頻繁而意義豐饒的 心理活動。小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始終糾結于那個所謂的“重大歷史事件”，并以“夢境中振聾發(fā)聵的槍聲”表明一種顯而易見的創(chuàng)傷感。在此，對黑夜的孤獨 的恐懼、那些難以名狀、躁動不安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來的深切的個人主義乃至虛無主義，共同構成了小說漫無邊際的心里獨白。用作者的話說，生活的奧秘就是沒有 奧秘，一種深切而絕望與犬儒主義躍然紙上。小說最后，作者借一個時代即將結束的恐懼表達對這“沒有來歷也去向不明的生活”的質疑，但整個時代轉折的訊息也 驚人地流露了出來。面對席卷而來的市場化浪潮，令人沮喪的現實不僅在于英雄主義神話的終結和理想的破產，也在80年代結束之后，緊接而來的是一個不得不面 對的平庸時代。這一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二0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表達了近乎相似的主題：在那個荒誕透頂的12月31日”，敘事者再次感受到某種歷史將 盡的悲壯感，也預感到接踵而至的將是一個混亂的時代，而且，“他不可能想到它會如此地混亂”。

　　薛憶溈曾坦言，“個人與歷史的沖突是我的文學著力探索的一個主題，而戰(zhàn)爭為我提供了進入這個主題的特殊通道”。他確實創(chuàng)作了諸多看上去類似戰(zhàn)爭 文學的小說，早期的《老兵》《革命者》等用極短的篇幅對戰(zhàn)爭和革命進行了反思，后來的《一段被虛構掩蓋的家史》《廣州暴亂》《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等，也在不斷拓寬其“戰(zhàn)爭”小說的影響。然而，薛憶溈的寫作總是刻意淡化歷史，在他筆下，即使那些有著確切名稱的戰(zhàn)爭小說，也極為抽象地蛻化為呈現某種人 生處境的“寓言文學”。例如《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里的北伐戰(zhàn)爭、《兩個人的“車站”》里的抗日戰(zhàn)爭以及《首戰(zhàn)告捷》里的解放戰(zhàn)爭，都并非聚焦于戰(zhàn)爭的昂 揚或殘酷，而是借此表達自己的哲學理念。他試圖通過“寓言化”的歷史轉喻，重新審視革命、歷史和暴力與個體生命的關聯，“一方面試圖揭示那常常被遮蔽的戰(zhàn) 爭殘酷的初始本性；另一方面，它又試圖揭示出戰(zhàn)爭與理想主義的隱秘聯系”。這種寓言的建構，顯示出以文學的方式拯救歷史的銳意企圖，這也使其小說在抽象的 歷史之外，并沒有落空其殘存的歷史感。

　　“城市里面的城市”

　　薛憶溈總是試圖描摹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都市世界，這也是一個“去歷史化”的抽象世界。薛憶溈筆下的深圳猶如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都是容易使 人迷失的所在。那些平淡無奇的市民生活，那些衰敗頹朽、急速碎片化的都市經驗，那些局促不安、隨時可能崩塌的信念和希望，都散佚在隨處開始卻看不到結局的 繁復敘事之中。而薛憶溈以強烈的自我意識竭力捕捉生命中“稍縱即逝”的情緒或無足輕重的臆想。《母親》里的“母親”為了一個性幻想而決定不送父親去邊境上 班；《父親》里的“父親”則在婚禮后的第5天，悲劇性遭逢了婚姻帶給他的巨大羞恥；《女秘書》中的“女秘書”只是將與老板在一起的私生活簡單地視為她工作 的一部分；《同居者》里，他與她因“迷惘是生命的本質”而同居，又因永遠無法對彼此敞開內心的“黑洞”而最終離婚。

　　薛憶溈小說的現代主義色彩十分鮮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段，通過回憶和內心活動來擴展小說的敘事空間。因而他的小說并非在社會見聞的意義 上書寫城市，而是以類似本雅明“城市寓言”的方式建構小說的獨特意義。那些敏感而孤獨的“閑逛者”，在《女秘書》《劇作家》《物理老師》《同居者》等小說 中漸次呈現，他們在城市里戀愛、追逐，最終黯然離去，由此不斷詮釋著“年輕的城市”里漂泊無依的邊緣體驗。這種孤獨感的極致，體現在《出租車司機》中。這 篇小說只寫了出租車司機上完最后一天班，坐在意大利薄餅店里回想因車禍去世的妻女的場景。面對突然的噩耗，他因過度悲傷而無法繼續(xù)工作，只得提前辭職。他 決定回到家鄉(xiāng)去，尋找“需要的寧靜”。與此同時，他變成了一個細心的人，在最后歲月里漫無目的地觀察著周遭的一切，想象每個人可能的悲苦過往。小說以節(jié)制 的語言表現巨大的傷痛，并借此隱喻“看不見”的城市的普遍命運，從而呈現出這種詩性啟示的現實意義。

　　值得一提的還有《小販》，這是薛憶溈為數不多的敘事流暢、容易把握內涵的小說。這個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戰(zhàn)爭小說的延續(xù)，但更多還是在借人物 的命運思考城市的本質。故事里的小販是一位令人心酸的老兵，他來自鄉(xiāng)村，參與過歷史，卻發(fā)現自己在都市化的浪潮中被城市無情拋棄。這種被遺棄感是薛憶溈小 說一以貫之的主題，但小說在此卻試圖以不死的“小販”作為城市創(chuàng)傷的見證，借此透露出城市繁榮表象背后內在的粗鄙和殘酷。

　　從《遺棄》到《空巢》

　　確切地說，薛憶溈是以《遺棄》開始自己在文學中“沒有終點的旅行”的。1988年夏天，他完成了這部帶有那個時代特有寫作痕跡的長篇小說。而 后，他不斷修改，直到2012年，《遺棄》“升級版”順利出版，作為“等待共鳴的奇觀”而被中國知識精英們“重新發(fā)現”。小說以日記體的方式展開，呈現了 主人公鐵林(或圖林)一年中的掙扎與困頓，體現其思想的激烈交鋒與行動的延宕。小說借這位業(yè)余哲學家的所思所想呈現了一個孤獨存在主義者的自我選擇，也展 現了“一個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年輕人在劇烈變革前夕的中國留下的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記錄”。鐵林的日記既是一部真知灼見的哲學史，又是一個時代的副本。這里 沒有從容流暢的故事，沒有轟轟烈烈的情思，只是執(zhí)著地穿越日常生活的紛繁表象，苦尋生活之意義。小說顯示出主人公與周遭世界的齟齬、摩擦與格格不入，那些 漠然和無趣，困惑與迷茫，彰顯的是個體刻骨的孤獨以及不可遏制地向虛無的滑落。

　　在薛憶溈的作品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長篇新作《空巢》。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從極為表象化的現實事件入手，切入到時代及其個人的精神肌理 之中，觸及的恰恰是當代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潛藏的“不安定因素”。小說講述“空巢老人”這個流行的話題，從電信詐騙這個司空見慣的新聞故事入手，引出人物背 后發(fā)人深思的東西。作者從常見表象和現實片段出發(fā)，表達現實背后人們難以察覺的內心世界。小說在一天的敘事時間內，不斷穿插主人公的記憶和個人獨白，打開 無窮的敘事維度。仔細讀來可以發(fā)現，小說其實寫的不是具體的事件，而是活生生的人：一個群體的癥候、一代人的內心狀態(tài)以及一種刻骨的孤獨與隔膜。在此，現 實的表象只是一種呈現人物豐富內心世界的契機，小說巧妙地將一種無法排遣、無處寄托的孤獨體驗落實到一個極為流行的社會議題上，從容自然地傳達出尋常事件 不同尋常的悲劇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空巢》盡管是一部貼近現實的作品，但它關心的不是淺表的外部現實，而是個體生命的更為內在的真相。與其說這是一部虛構的“他 者”故事，不如說是作者對自我的重新書寫。換言之，小說名義上是獻給“所有像我母親那樣遭受過電信詐騙的空巢老人”，但它又何嘗不是薛憶溈寫給自己的人生 箴言？就像他的作品所一再呈現的，那些無地自容的羞辱，尊嚴喪盡而又心有不甘的掙扎，不正是每個孤獨個體面對這個巨大空曠的世界時的真實寫照嗎？在這個意 義上，薛憶溈的小說恰是自我的重建，是個體內心風景的見證。就像他借用佩索阿的話所自我言說的，“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寫的作品。我將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 展開，我給自己加上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