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精神與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丁振海)

　　核心閱讀

　　中華美學精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精髓正在于強調以藝術的載體和審美的方式彰顯思想的、道德的力量

　　從中華美學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營養，培育發現美、感悟美、表現美的能力，是提振當代文藝的必要條件

　　劉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和王國維“造境”“寫境”等提法，頗有“浪漫”與“現實”相結合的意味，對我們當前的文藝創作有借鑒的價值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生動活潑”“栩栩如生”“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相結合，堅持的正是“文質兼美”的美學標準，這也正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特質所在

　　中國傳統美學極為強調文品與人品的統一。這對于今天的作家藝術家來說更為重要，也是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不斷涌現的最可信賴的人格保證

　　文藝的特殊性，是以審美的方式掌握世界

　　文學藝術的普遍本質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其特殊性在于文學藝術是以審美的方式掌握世界。這兩者的關系問題，始終是文藝學的一個核心課題。對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頗多論述。1942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要解決文藝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對其他社會意識形態部門來說也概莫能外。但是，毛澤東沒有忽視文藝反映與反作用于社會生活的獨特方式和審美本質。他指出，人類的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他又強調“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眾所周知，通過典型化把生活美升華為藝術美，正是文藝掌握世界的獨特方式和獨特魅力之所在，也是文藝通過個別反映一般，將文藝的審美屬性與社會屬性相統一的關節點。

　　72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他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同樣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作為文藝的最根本問題。要實現這個光榮偉大的歷史使命，必須依據文藝反映生活的特有方式，“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也正如習近平所要求的，“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習近平還特別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文化修養、藝術訓練”。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地領會習近平在座談會上鄭重號召“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必要性和深刻含義所在。中華美學精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精髓正在于強調以藝術的載體和審美的方式，彰顯或蘊涵思想的、道德的力量。只要我們認真地加以傳承和弘揚，就可以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當代文學藝術從“高原”邁向“高峰”提供豐富寶貴的精神資源。

　　汲取中華美學的精神營養，是提振當代文藝的必要條件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強調，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這其實也正是中華美學精神的精義所在。真、善、美是相互區別又密切聯系的概念。在中華美學中，真包含著情、志、景、境、事、意、理諸方面之真；善則是與惡相對立的一種肯定性的道德評價；美則要承載著真善并給人以感性的愉悅。很顯然，以真善美的標準來衡量，當下的文藝創作確實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肆意歪曲事實，胡編亂造歷史謂之失真；迎合低級趣味，甘當市場奴隸，以欲望代替希望，以快感冒充美感，謂之非善；熒屏舞臺上虛情假意、忸怩作態更是毫無美感可言。當然，這類作品仍屬少數，更多的則是平庸之作。正如習近平所指出：“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首先需要作家藝術家端正創作態度，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勤學苦練，提高創作本領。而從中華美學中汲取向上向善的精神營養和發現美、感悟美、表現美的能力，也是提振當代文學藝術的必要條件。與西方美學非常重視真相比，中華美學特別強調美與善的統一。孔子對《韶》樂的評價就是“盡善”“盡美”。儒家經典《詩大序》高度評價文藝的美與善相得益彰的道德教化作用：“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我們的文藝觀固然與古人有本質的不同，但在要求美與善的一致上，古人仍可給當代以有益啟發。

　　習近平在“講話”中非常重視文藝與道德的關系，希望文藝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他指出，“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

　　理解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前人論述仍有借鑒價值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論述“文藝創作方法”時強調，“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眾所周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都是最主要的兩種創作方法。前者以對現實生活的精細描畫取勝，后者以對理想世界的熱烈幻想見長。但就本質來說，任何創作都包含著“現實”和“理想”兩種元素，不應割裂開來或有所偏廢。早在1938年，毛澤東在給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題詞中就寫道：“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1958年，毛澤東進一步明確：革命精神與實際精神的統一，在文學上就是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統一。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我們的文藝家創作了一大批既深刻反映現實又高揚革命理想的“兩結合”的優秀作品，如《紅旗譜》《創業史》《紅巖》《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保衛延安》《紅日》等，時至今日，它們仍然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旗幟和驕傲。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進一步指出，“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在中華美學思想史上，也頗有些理想、夢想、想象要以生活現實為根基的論述可資借鑒。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的“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就頗有些“浪漫”與“現實”相結合的意味。清末民初美學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明確提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指出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方法的區別與聯系。這雖然同立足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兩結合”有著很大的差別，但從“方法”的意義上，對我們當前的文藝創作還是有借鑒價值的。

　　堅持“文質兼美”的美學標準，是社會主義文藝的特質

　　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創作出“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文質兼美”，這是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美學和文藝學命題。

　　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原意在于品評人物，“質”和“文”后來逐漸演化為一對審美范疇而運用于文學藝術領域特別是對文藝作品的評價。東漢的王充在《論衡》中提出，“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清代王夫之說，“蓋離于質者非文，而離于文者無質也。”晚清美學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說，“凡物之文見乎外者，無不以質有其內也。”在我們看來，所謂“文質兼美”，實質上就意味著美必然表現為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就當前創作實際來看，“文勝于質”或“質勝于文”的情形均大量存在。有些作品玩弄技巧，搞懸疑驚悚，內容卻蒼白空洞，又有的作品充塞著令人眼花繚亂的聲、光、電，就是講不好中國故事，塑造不好人物形象，形式主義傾向嚴重。毋庸諱言，也有的作品搞變相的“題材決定論”，雖說要弘揚“主旋律”，書寫重大題材，表現英模人物，但“質木無文”，“文章殆同書抄”，“平典似道德論”。還有些作品文、質兩失，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均乏善可陳，甚至成為荒誕不經、等而下之的文化垃圾，不亦悲乎！

　　“文質兼美”也就是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期盼的“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1957年3月，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提出“中國自覺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時說：“《昭明文選》里也有批評，昭明太子蕭統的那篇序言里就講‘事出于沉思’，這是思想性；又講‘義歸乎翰藻’，這是藝術性。單是理論，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藝術性。”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可以說是對“文質兼美”的最好說明，也為實現中華古代美學精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了范例。與毛澤東的“三統一”論一脈相承，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強調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生動活潑”“活靈活現”“栩栩如生”“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相結合，其“文質兼美”的美學標準是相當明確的。這也正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特質所在。

　　精品力作的涌現，需要人品與文品相統一

　　中華美學精神的創作論和作家論，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就是文品與人品的統一。所謂“詩言志”“文如其人”“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道德文章”“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等等，都是這個意思。對此，論述尤為充分的是葉燮和劉熙載。葉燮說，“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間。”他還以“千古詩人推杜甫”為例，強調“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劉熙載明確提出“詩品出于人品”，“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毫無疑問，古人的這些論述，對我們今天理解做人與做文的關系是大有裨益的。葉燮認為作家藝術家“有胸襟”“志高”“志大”“志遠”是其作品得以成功的決定性因素，這對于當代的文藝家難道不是很大的啟發嗎？當然，從來人品、文品都是歷史的和具體的，因而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對于今天的作家來說，文品與人品的統一有其不同于以往的更高的要求。

　　“人品”可說是對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綜合要求，對作家藝術家來說當然應該要求更高。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這就從文藝與生活、作家與群眾、世界觀與創作的高度徹底解決了人品與文品的關系問題。習近平也同樣強調，“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對照當前創作實際，以上論述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緊迫性。很顯然，只要廣大的文藝工作者認真而不是敷衍地、切實而不是表面地按照上述要求去做，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火熱的生活中開闊胸襟、蕩滌靈魂、汲取力量、志存高遠，就一定能做到人品與文品的統一，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的不斷涌現提供最可信賴的人格保證。

　　(作者為人民日報海外版原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