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歷史化”寫作的負面影響(泓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特別強調，文藝要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這對我們當前文藝創作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

　　近幾年來，在涉及當代文學的一些評論文章里，類似“去歷史化”、“非歷史化”這樣的提法，已經成為描述中國文學近一二十年來發展變化的動向、闡釋一些文學作品所表現的主題與思想內容、評價一些作家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時，經常被使用的語匯。

　　肯定文學“去歷史化”傾向的批評家大多認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曾經經歷了一個“歷史化”的過程。其具體表現是過分強調外在的經濟因素、政治因素、重大的社會變革與歷史事件對作家所創造的文學世界的影響；在敘事的過程中，作家往往把歷史理解為一個具有總體性的觀念，為它設定一個既定的本質、目的、規律，并試圖把那些具有偶然性的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復雜的人性，都納入到以社會進步、民族解放、階級斗爭、現代化建設為依托的“大敘事”之中。在有些評論家看來，那些被“歷史化”寫作模式所支配的文學作品中，本應該是生動、具體的人物形象，往往成為啟蒙、革命等歷史大敘事操縱的牽線木偶，其作為人的主體性、個人經驗的獨特性以及個體生命的豐富性，都難以得到體現。因此，這樣的作品，難免要給人以概念化、簡單化的印象。而導致文學敘事“歷史化”的理論基礎，則被認為是幾代作家所信奉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觀，進化論歷史觀，以及建立在“典型論”之上的現實主義文學觀。評論家們指出，這種“歷史化”的敘事模式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幾部“紅色經典”中得以成熟的，之后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寫作有著極強的規訓作用，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興起的過程中，仍然發揮了其巨大的影響力。

　　而中國文學“去歷史化”的努力，被認為正是為走出“歷史化”敘事模式的巨大陰影而產生的。按照有些學者的敘述，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尋根文學”中，開始隱約出現了走出文學“歷史化”寫作模式的趨向。這種趨向在后來的“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中進一步得到明確，最終發展成為近20年來中國文學帶有方向性的選擇。從寫作策略上講，作為對“歷史化”寫作的規避、超越，“去歷史化”或者表現為作家在寫作中以重寫歷史的方式對官方固有的歷史敘述進行解構，或者表現為作家以主觀化的視角對外在的歷史進行重構；在有些作家那里，“去歷史化”可能意味著以個人化、性別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歷史”視角消解民族、國家、啟蒙、革命等“大歷史”，對有些作家而言，“去歷史化”甚至可能是用突顯敘事話語自身邏輯的方式，讓歷史在文學敘事中完全處在缺席的狀態。

　　二

　　對于當代文學而言，“去歷史化”的寫作趨向，不用評論家的提倡，就已經頗具規模與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評論界似乎更應當從批判的角度，冷靜地分析一下“去歷史化”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認真思考一下各種各樣的“去歷史化”寫作傾向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并對它們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們發現，在這方面，一些優秀的作家比批評家反倒具有更加敏銳的判斷力，更能夠保持清醒。因而，當批評家們順著類似于“去歷史化”這樣的思路對一些作家的作品進行評價時，并不一定能夠得到作家本人的認同。比如，一方面，批評家們熱衷于談論王安憶20世紀90年代以后創作的世俗化轉向，認為王安憶讓自己的作品進入上海的弄堂深處，表現小市民的瑣碎生活這一寫作姿態，是對此前帶有明顯啟蒙立場的寫作姿態的超越。但是，作家本人卻聲稱：“將人物置于一個條件狹隘的特殊環境里，逼使其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個別的行為，以一點而來看全部”并非“創作的大道”，并懷疑它“會突出與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容易使人糾纏于細枝末節、潛心構思的精致與巧妙”，“忽略了大的悲慟與大的歡樂的情節”。

　　實際上，對于優秀的作家而言，強烈的歷史意識，以及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部文學作品的深刻與厚重，大多與此相關。因此，與評論家們一廂情愿地熱衷于指認一些優秀作家作品的“去歷史化”傾向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許多優秀作家更愿意強調他們的作品與現實人生、現實社會的關聯，更愿意談論他們的作品觸及歷史的深度與廣度。在他們那里，“去歷史化”或者“非歷史話”這樣的說法，很難作為一種正面的文學價值被接受。

　　三

　　把近一二十年來一些優秀作家與優秀作品的成功，歸咎于“去歷史化”操作的成功，可能真是一種誤會。而把文學創作中“去歷史化”傾向產生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對過去形成的僵化的文學敘述模式的不滿，以及由此而進行的文學探索，也是相當片面的。促使中國當代文學最終形成“去歷史化”寫作傾向的力量，很可能主要來自于文學之外，具體地講，一是受到了思想文化層面上的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一是受到了社會層面上的文學藝術商業化風氣的影響。

　　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后，對中國文學的確曾經產生過一些有益的啟發，但其負面的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去歷史化”寫作作為后現代文化觀念影響的產物，也應當作如是觀。

　　在談論中國文學的“去歷史化”寫作傾向時，有一個現象是應該引起關注的，那就是這種寫作傾向，與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社會的商業化大潮，是同步出現的。大眾文化的興起，是市場化、商業化原則向文化藝術領域擴張的直接結果。而“去歷史化”，正是一些文學作者向大眾文化靠攏時采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之一。

　　在實現商業利益方面，娛樂化的文化產品，有時遠比那些嚴肅思考社會人生的作品更具有潛力。大量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的出現，以及一些文藝作品中將嚴肅的歷史變成時尚的文化消費符號的做法，其實都與商業文化對大眾娛樂性的追求有關。除此之外，暴力、色情、亂倫、偷窺、陰謀、仇殺等極端敘事，也都是商業文化借以招徠大眾的主要手段。許多文學作品不顧人物性格的完整與統一，不顧生活自身的邏輯，不顧歷史背景，想方設法在作品中加入這些元素，正是出于商業的考慮。“去歷史化”寫作傾向之所以在通俗文學、網絡文學、影視作品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就是因為這些領域具有比嚴肅文學更濃重的商業化色彩。

　　而在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底層寫作”這些相對嚴肅的文學創作中，對歷史的游戲化態度，以及任意編造極端化敘事的現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種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的重合并非偶然，它表明一些所謂的“嚴肅文學”作家，也在對讀者的閱讀趣味加以遷就，而其背后，同樣有著商業利益的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嚴肅對待歷史的態度，清醒的歷史理性，從宏觀上把握歷史的角度，對于“嚴肅文學”創作而言，恐怕主要是一種保證其不被商業化原則過度侵蝕的積極力量，而不是一種限制作家思想的深度與作品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的消極力量。

　　四

　　而從創作主體的角度講，大量“非歷史化”作品的出現，實際上也與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輕一代作家歷史意識的淡漠、歷史經驗的匱乏、從宏觀上思考與把握歷史能力的欠缺有關。

　　談到“80后”的文學創作，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有些青澀的校園文學與青春寫作，以及玄幻、穿越、后宮等類型的小說。這些作品要么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截取一些片段，并將它放大成現實本身，生活本身，總讓人感到單薄，缺乏精品藝術應有的力度；要么充滿夸張怪異的情節，靠荒誕與驚悚制造閱讀的快感，終歸不入藝術的正道。尤其是從這些作品中，你很難感受到一種確定的現實存在，更無法體會到歷史的厚重感，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這代作家藝術提升的空間。

　　其實，每一代人都有屬于自己的青春寫作，但是，與作為他們父輩的“50后”、“60后”作家相比，“70后”、“80后”寫作有時表現出“去歷史化”的某些特征，很可能不僅僅是文學觀念的問題，而與他們的成長背景、與他們接受的文學教育，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歷史觀念與把握歷史的能力有關。

　　莫言在談到對一位“80后”作家作品的閱讀體驗時，曾這樣講：“在故事的框架上，我們可以看到西方藝術電影、港臺言情小說、世界經典童話等的影響。在小說形象和場景上，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動漫的清峻脫俗，簡約純粹。” 這段講得十分厚道的話，實際上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這一代作家不是像他們的前輩一樣，讀著托爾斯泰、狄更斯，讀著《紅旗譜》《創業史》成長起來的，甚至也不是讀著卡夫卡、海明威、《平凡的世界》《紅高粱》成長起來的，許多人實際上是看著美國大片、日本動漫，看著《還珠格格》《大話西游》走進文學的。在他們長大之后，遭遇的又是一個微信、微博、大數據的時代，信息的大量增殖，阻斷了當下與歷史之間的關聯。因此，讓這一代人越過當下，進入真實歷史的情境之中，已經顯得十分困難。深厚的歷史感與自覺的歷史理性，對他們而言就更加欠缺。這既是這一代人不得不去從事“去歷史化”、“非歷史化”寫作的原因，同時也是“去歷史化”、“非歷史化”的文化環境、藝術環境造成的結果。

　　可見，文學的“去歷史化”寫作，其對文學的傷害，對一代人精神成長的負面影響，是值得引起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