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票房、惟收視率、惟點擊量”可以休矣(仲呈祥)

　　2015年1月5日，新年伊始，劉云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再次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推動作家藝術家更好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創作更多充滿真情、打動人心的文藝作品，尤其要提高作品質量、講求社會效益，防止惟票房、惟收視率、惟點擊量。”防止“三惟論”的錯誤傾向，是對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貫徹落實，為我們堅持科學的文藝批評，促進文藝創作的健康持續繁榮，積極建設文藝工作的“新常態”，提供了理論指南，指明了努力方向。

　　如何認清“三惟論”的實質，涉及到以什么樣的視角認識文藝的價值，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文藝的功能，以什么樣的思路繁榮文藝創作的重要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10·15”講話中特別強調，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文藝工作不能迷失方向，不能做市場的奴隸。惟票房、惟收視率、惟點擊量，就是一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迷失了文藝方向、做了市場奴隸的錯誤傾向，是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一種不健康的“非”常態，必須防止和加以改變。過去，曾經簡單地讓文藝從屬于政治，吃了苦頭；但不能因此就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好走極端、單向思維，又走向文藝籠統地從屬于資本、從屬于利潤。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包括文藝在內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就理應堅持人類藝術地即審美地把握世界與人類經濟地、政治地、歷史地、哲學地、宗教地等方式把握世界，是互補并列的關系，而不存在什么“從屬”關系。文藝一旦“惟”屬于了什么，就意味著思維上的是此非彼，就失去了以審美方式把握世界對于堅守人類精神家園的獨立地位和價值。如此喪失辯證思維，也就喪失了文化自覺，喪失了對社會、對人生的清醒分析和深刻認識。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藝是一種審美的獨特的意識形態的形式。習近平總書記此前在“8·19”講話中就從國家、民族的未來出發，強調我們現在的工作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變的同時，要堅持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萬萬不能忽視。而“三惟論”的實質卻是只承認文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屬性，否認文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獨特的意識形態屬性，把文藝這種人類的精神生產完全等同于物質生產，只講“市場導向”而放棄了“價值導向”，為文藝創作的盲目西化、過度娛樂化大開方便之門。哲學通，則高屋建瓴，一通百通；哲學錯了，就會或誤入歧途，或四處碰壁。只有叫停“惟票房、惟收視率、惟點擊量”，發揚執其兩端、關注中間、兼容整合、全面辯證的和諧思維，我們的文藝工作才能實現習總書記所強調的“把服務群眾與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適應需求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成為這個時代的號角，體現這個時代的風貌，引領這個時代的風氣。

　　文藝創作和批評不能只講票房、只講收視率、只講點擊量，忘掉了教育引導群眾，忘掉了提高民族素養。票房不等于演出質量，收視率不等于收視質量，點擊量不等于真理性。理論思維的“失之毫厘”，就會導致創作實踐的“謬以千里”。票房、收視率、點擊量，都是應該重視的市場因素，不能全盤否定，但也不能讓它們成為文藝作品追求的惟一目標。惟票房、惟收視率、惟點擊量，在總體上勢必讓文藝一味消極順應，放棄了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即放棄了積極引導。毋庸否認，由于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和錯誤思潮的影響，中華民族群體鑒賞心理中，除其主流是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傳統美德的深情呼喚外，還存在著落后的、愚昧的、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內蘊稀薄、審美格調低下的文藝創作和批評持續作用于觀賞者的鑒賞心理，勢必進一步營造出一種膚淺、浮躁、畸形、油滑的群體性審美定式。這對于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精神素質極為不利。因此，必須辯證地看待票房、收視率、點擊量的價值。

　　以收視率為例來說，收視率是電視文藝作品能夠安身立命的重要一維，應該納入收視評價體系，但是，收視率統計必須科學，而現行的收視率統計方法是不科學的。且不說抽樣調查對象的階層、職業、年齡、地區等分布情況的不均衡，不能覆蓋工農兵學商、知識分子和干部隊伍，不能覆蓋老少中青，不能覆蓋老少邊窮；單就是泱泱大國，13億之眾，只有區區8000余戶抽樣，根本不可能廣泛代表人民。尤其是發展到了為追求高收視率而造假的地步，我們就更需要警醒了。其次，“惟”收視率并對收視質量置之不理，是不科學的。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不能忽視影響著千家萬戶的電視文藝作品的收視質量。構建收視質量的科學評估體系，是當務之急。收視率的統計和收視質量的評估，都不是一時一地的，應該各自建立多元化的對象范圍和長時段的檢驗機制，然后，有意識地關注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找出規律、指導實踐。像《北平無戰事》這類一出場就收視率和收視質量“雙高”的作品，尤其值得我們總結經驗，加強政策和輿論的扶持工作，讓它們充分發揮思想引領、輿論推動、精神鼓勵和文化支撐的作用。再次，對收視率與收視質量關系的認識，也應務求科學。這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也并非成正比關系。收視率雖高而收視質量并不高，收視率雖一時低而收視質量并不低，這樣的矛盾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比如，《還珠格格》《鄉村愛情》收視率一路飄紅，但從長遠看社會效益并不好，不利于青少年的精神成長，拉低了觀眾的審美趣味；《南行記》《木府風云》首輪收視率平平常常，但以優良的收視質量提升了觀眾的審美品位，而且從長遠看值得反復播出，持續吸引觀眾。一個是“一播即死”，一個是“久播不衰”，哪一種更應該推崇？我們要做出清醒而自覺的選擇。

　　盲目追求票房、收視率、點擊量的行為，從根本上說，與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盲目追求觀賞性有關。觀賞性作為一個接受美學的概念，其所引發的相關問題，只能在接受美學的范圍里一靠凈化鑒賞環境、二靠提高觀眾審美素質來解決，而不能推給創作美學去解決。創作美學可以致力于解決思想性、藝術性問題，因為它們是作品自身的歷史品格和美學品格，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恒量。與之相反，觀賞性是一種變量，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因地而遷的，其實質是“觀賞差異性”。雖然它和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有很大關系，但主要決定于觀賞者的人生閱歷、文化修養和審美情趣，及其與作品發生關系時的歷史條件、文化環境和審美空間。就是因為觀賞者的審美品位并非整齊劃一、一成不變，文藝創作和批評才堅決不能信奉“尾巴主義”，不能以“迎合”的形式來“為人民服務”，不能縱容那些讓觀賞者止于養眼而無益于養心、止于欲望而放棄希望、止于視聽生理快感而錯失精神美感，甚至是花眼亂心、敗壞性情的低劣作品，而應該讓那些有思想性的藝術與有藝術性的思想和諧統一的作品來引導人、塑造人、鼓舞人。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精神生產在生產自身的同時，也在生產自身的欣賞對象。所謂“惟票房、惟收視率、惟點擊量”是市場經濟“大勢所趨”左右一切的論調，其實是一種急功近利、操之過急、凸顯了文化盲目和自卑的錯誤傾向，有悖于文藝發展的規律，有礙于以文化人、以藝養心。“三惟論”不僅不符合辯證法，也不是唯物主義的，而是真真切切的“惟‘物質’主義”。馬克思早就指出了資本生產與精神生產的不一致性，認為“資本生產對于精神生產的某些部門說來，如藝術、詩歌，是死敵”。文藝創作和批評一定要堅持社會效益最高的準則，一定要“導向為魂，內容為王”。如果放棄了引導和提高，任由“三惟論”泛濫，就會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置換成以某一特定人群為中心，沒有了人民的整體概念。這必然導致文藝消極順應市場趣味，強化群體鑒賞心理中的落后、愚昧、不健康的因素，而被強化的這些負面因素，又反過來刺激文化盲目的創作者創作出格調更媚俗的作品。于是，形成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的二律背反、惡性循環，以“為人民”之名，行“偽人民”和“為人民幣”之實。長此以往，我們的民族就會失去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

　　要徹底防止“三惟論”的錯誤傾向，就必須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堅守，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堅守，對外來文化實行魯迅主張的“拿來主義”立場的堅守；就要充分確立對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紅色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永存魅力的自信，對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文藝創作與鑒賞的一元化主導作用的自信，對世界先進文明中適合中國國情民情的東西能夠為我所用的自信。有了這樣的堅守和自信，有了這樣的理論定力，文藝才能真正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才能“提高作品質量、講求社會效益”，才能不再做“市場的奴隸”。

　　人類發展的歷史，尤其是當代歷史，已經反復證明：在和平時期，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的競爭，歸根到底就是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夯實了文化軟實力，我們的國家、民族才能真正地站起來、行走在世界上。優良的文藝生態環境，是涵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彌足珍貴的文化軟實力的豐厚土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只要堅持文藝的人民性，一定會創作出“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的作品。書籍、電影、電視、網絡文藝作品都是對內“凝魂聚氣，強基固本”，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的重要載體，都承擔著講清楚中華民族文化對人類文化做出的獨特貢獻的使命。文藝創作和批評理應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大局，為人民立言、為藝術立命、為民族立人。文藝工作者理應自覺把握文藝創作與批評不從屬于經濟思維和工具理性思維的獨特規律，自覺認識文藝化人養心的獨特功能，自覺踐行文藝不可懈怠的歷史責任和時代擔當，把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積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