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文藝批評的浩然正氣(錢念孫)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文藝批評褒貶針砭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說服力，不利于文藝的健康發展。 ”他還說：“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 ”總書記所言，既嚴肅點出了當前文藝批評存在的問題，又對文藝批評如何健康發展提出了殷切期望。

　　近一段時期以來的文藝批評，當然也有黃鐘大呂，啟人心智的繞梁之音，但瓦釜雷鳴，混淆視聽的刺耳雜音，卻時常搖唇鼓舌，招搖過市。某些文藝批評擔負的不是褒優貶劣，“剜爛蘋果”的工作，而是在利益驅動或惡俗趣味的擺布下，不分是非，胡吹亂侃，以次充好，以俗為尚，乃至指鹿為馬，弄得文壇霧霾重重。粗略檢點，以下數端尤為令人揪心。

　　其一，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伴隨著我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文藝創作市場化、產業化的呼聲不絕于耳。一些文藝批評把思想性、藝術性等重要評判標準拋到腦后，而是以銷售量、收視率、點擊數、票房收入為依據，分辨和判斷作品的高下優劣。一些新聞媒體也樂于炒作作家、演員的版稅、片酬和出場費，甚至不斷推出作家和藝術家的收入排行榜，使文藝領域不同程度地陷入“以財富論英雄”的泥沼。其實，文藝作品雖然具有商品屬性，但絕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它在被人消費使用時，主要是滿足人的精神需求，與一般商品主要滿足人的物質需求迥然不同。因此，它是給人真善美的滋養，還是假丑惡的危害，或是低俗媚俗的麻醉，就不得不成為文藝批評工作者必須首先面對和考慮的問題。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喪失正確立場，不僅是文藝批評自身的沉淪墮落，還會對市場“異化”文藝創作的品質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記得曾讀過一篇評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的評論，通篇對小說贊賞有加外，還談了一點不足或者說建議，即萬歷皇帝的母親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新政改革比較支持，書中對此有精彩描寫，但如果將李太后與張居正這條線加以擴充，進一步寫出兩人男女關系的私情及糾葛，小說肯定會更加吸引讀者眼球。實際上，不論是明代正史還是張居正同時代人的筆記等，都沒有張李兩人私情的任何記載，為了迎合讀者中低俗閱讀趣味而“戲說”歷史，編造名人本來沒有的“艷情” ，這就是褻瀆先賢，佛頭著糞。這樣的評論觀點，不是在正確引導創作，而是將創作引入歧途，其根源就是當市場經濟的洪流席卷文壇藝苑時，我們一些人確實產生了信仰缺失和導向迷失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當市場的奴隸，可謂對上述不良傾向的當頭棒喝，給人醍醐灌頂，甘露灑心之警策。

　　其二，生搬硬套西方文藝批評理論。改革開放的宏偉歷史進程，使中國社會和中國文藝從困頓煎熬中躍然而起，同時也敞開鎖閉的心扉迎接世界八面來風。面對繁星閃爍、波詭云譎的西方批評理論，我們的文藝評論界一度嚴重感染了“民族虛無主義”的病毒，其病癥至今仍未痊愈。這就是輕視、怠慢乃至丟棄祖國豐厚的古典文論遺產，漠視和冷落革命文藝傳統，唯西方批評理論馬首是瞻，以其為模型和尺度衡量中國文藝作品、解說中國文藝現象、剪裁中國審美經驗。從新批評到意識流、從現代派到后現代主義、從接受美學到大眾文化批評、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等等，諸如此類的西方批評理論，及其所攜帶和兜售的大量新名詞新概念充斥評論文章，曾讓許多批評業內人士驚呼“名詞概念大轟炸” 。其流弊所及，正如有識者所描述：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批評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我們自己的文論話語表達長期處于“失語”狀態，可以說我們的文藝理論批評患了“失語癥”(曹順慶《文論失語與文化病態》 ，《文藝爭鳴》 1996年第2期) 。問題的關鍵不僅在于將西方理論密集運用于當代文藝批評，還在于簡單地套用這種理論解讀中國文藝實踐時，經常淪為削足適履或隔靴搔癢的境地，而評論者卻自以為是，以標新立異和與世界接軌相標榜。其實，我們的文藝創作表現的是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喜怒哀樂，它來源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火熱生活之中，又積淀和飽蘊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和氣質，遠非移植和套用西方理論能夠解釋清楚。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這就要求我們腳踏祖國大地，更多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吸收營養，更多在反映現實生活的鮮活藝術形象中發掘和提煉中國人的精氣神，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闡釋好中國故事的豐厚內涵，從而更好地張揚中華美學精神，為催生更多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優秀創作與評論作品發揮積極作用。

　　其三，在人情和利益面前放棄價值堅守。文藝批評是對文藝創作、文藝思潮等各種文藝現象所進行的理性分析和價值評判。它的角色仿佛文藝創作的體檢師和保健員，通過“望、聞、問、切”診斷其肌體優異功能和成長狀況的同時，更要注意檢查、透視和診治其不良癥候與潛在病灶。這就是說，文藝批評需要秉持嚴肅科學、理性公正的藝術良心，堅守正確的價值判斷，甄別良莠、明辨是非，激濁揚清，如此才能形成有利于文藝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和氛圍。可是，反觀這些年來的文藝批評，面對繁復多變和取向多元的社會生活與文藝創作，不僅明顯呈露出批評精神淡化、批評鋒芒消退的現象，而且出現了招致普遍反感的批評庸俗化、工具化的流弊。我們的文藝批評，一方面常常在低級趣味、低俗思潮、錯誤思想面前噤若寒蟬，不敢或不愿發聲，另一方面“人情批評” “圈子批評” “紅包批評”川流不息，層出不窮，喧鬧不止，可說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后者多半掛“批評”之名，行“表揚”之實，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好話唯恐沒說足、吹捧唯恐不到位。批評淪落到這般境地，幾乎成為眩人耳目卻令人厭煩、夸大其詞而虛張聲勢的廣告。讓人嘆息的是，人情和利益(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除了能對“批評者”乃至“批評家”招兵買馬，調兵遣將外，還能對許多文藝報刊和出版社攻城略地，使那些吹捧文章時常占領顯要版面，以至連篇累牘，整版整版地昭示天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批評褒貶針砭功能弱化，缺乏戰斗力說服力，不利于文藝的健康發展” ，并要求“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倡導說真話，講道理” 。這對當前文藝批評界存在的亂象，實在是一語中的、撥云見日之論，值得我們悉心領會，起而整改。

　　文藝批評是對作品和作家的深度勘探，是對世界和人生奧義的掃描捕捉。它在思想的崇山峻嶺和藝術的密林深處里跋山涉水，突圍前行，中間會遇到種種迷人的誘惑和貌似易行的歧路，最為重要的是保持明辨方向的能力、堅守寶貴的“獨立”品格、堅持“說真話”的操守和定力。孟子有言：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當今文藝批評界，特別需要培養和樹立這種大丈夫的浩然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