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家的立身之本(張笑天)

　　●曾幾何時，文學界涌起一股“私人化寫作”的暗流，鼓吹者和踐行者拋開火熱的生活，鉆進狹小的象牙之塔，“宅”在小天地里發抒自己夢囈般的嘆息……實在無可寫，寧可寫身邊的小貓小狗，也絕不去關注大眾的冷暖疾苦，不肯與之同呼吸共命運。這本是他們卑微齷齪心靈的展示，還要涂抹上一層先鋒派、前衛派的色彩。他們雖然一再聲稱自己是“私人化寫作”，可并不把作品鎖在抽屜里僅供自己把玩，還是要拿出去換稿費，光為了錢還事小，問題是它毒化了青少年讀者的閱讀環境，這樣的作品對成長的一代無異于毒藥和消蝕劑，這還能叫“私人化寫作”嗎？在這里，真善美的追求還有多少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如久旱逢甘霖，在文藝界掀起了一場波瀾，不管是期盼者還是心下惴惴者，都不可能充耳不聞。針對當下文藝現狀、背景和發展中存在的實際問題，講話的力度、深度都前所未有，引起震動是必然的，大家都會在心里掂量一下講話的分量，誰能無動于衷？

　　文學、藝術究竟有沒有客觀的尺度，作家、藝術家要不要有社會責任的擔當，從前似乎沒有歧義的話題，近年來竟屢遭非議。

　　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習近平同志要求作家、藝術家“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希望更多“有筋性、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問世，要求作家“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這是最高綱領，也是底線。愛國主義、民族自尊，應當是文藝家的共識。古往今來，一些經典作家的傳世之作，都是深刻反映時代斗爭、變革并與時代同步的，優秀的大師們無不自覺地站在歷史大潮的潮頭，以其作品引領著時代的方向，代表著進步力量，他們的作品必然發人深省、給人以健康向上的活力，它們注入讀者、受眾心田的必然是甘泉、雨露。試想，一代代的人，有哪個不深受名作中人物的鼓舞，那時沒有“粉絲”“追捧者”等熱詞，但文藝家塑造的光輝形象確實成為一代代人們的精神偶像，客觀起到了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作用。好多人常用“我是讀著某某人的書、看著某某人的電影成長的”，這似乎不是恭維和夸張，渴望知識、追求真理的青少年，在有夢的年華，有理由崇拜給他們知識和人生方向的作家、藝術家，這就是社會的助推劑，它給予人們以正能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正如習近平所言，“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

　　這似乎是沒有歧見的定論。

　　曾幾何時，文學界涌起一股“私人化寫作”的暗流，鼓吹者和踐行者拋開火熱的生活，鉆進狹小的象牙之塔，“宅”在小天地里發抒自己夢囈般的嘆息，赤裸裸地寫性，寫性變態、性虐狂，寫自己的“春夢”……實在無可寫，寧可寫身邊的小貓小狗，也絕不去關注大眾的冷暖疾苦，不肯與之同呼吸共命運。這本是他們卑微齷齪心靈的展示，還要涂抹上一層先鋒派、前衛派的色彩。他們雖然一再聲稱自己是“私人化寫作”，可并不把作品鎖在抽屜里僅供自己把玩，還是要拿出去換稿費，光為了錢還事小，問題是它毒化了青少年讀者的閱讀環境，這樣的作品對成長的一代無異于毒藥和消蝕劑，這還能叫“私人化寫作”嗎？在這里，真善美的追求還有多少空間？

　　有人這么寫了，如果大家都不去理它，倒也罷了，偏偏有那樣的評論家，像逐臭之夫一樣大加熱捧，仿佛只有肆無忌憚地寫性才叫“突破”，不但寫文章吹捧，還要給獎，這種引導，無疑于謀財害命。而有的出版社，也推波助瀾，這就讓我們不能不正視了。

　　我認識一位初學寫作的青年，先后拿了幾部書稿請我過目，我十分震驚，其中的性描寫叫人不忍卒讀，我勸他走正路，他卻說這是“賣點、亮點”，不這樣寫，沒有市場，出版社不賺錢，怎么肯給你出？

　　從作者到評論家，到出版社，如果一條龍地這么干，何其悲哀。難怪好多家長常常偷著翻孩子的書包，生怕色情文學帶壞了孩子，防不勝防。

　　作品與文品、人品的統一歷來是為文者安身立命之本。引領時代風氣，塑造民族之魂，為人民抒寫、為大眾抒懷，應是作家、藝術家首務，文藝不能迷失價值方向。既然你頂著靈魂工程師的桂冠，卻干著男盜女娼勾當，嫖妓、吸毒、賭博，這種人格分裂是很可卑的。習近平強調的“講品位、重藝德，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操守、良好的社會形象、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贏得人民喜愛和歡迎”，這是有針對性的，每天熱衷于拉拉扯扯、出錢買評論，走門子拉選票得獎，怎么會一門心思寫受人民歡迎的作品？

　　人民并不是一個抽象的符號，而是活生生、有愛有恨、有充沛感情的個體，為人民寫作不能停留在口頭上。人民需要健康清新、催人上進的作品，打著人民的旗號而販賣低俗是不能容忍的。

　　習近平說“低俗不等于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觀刺激不等于精神快樂”，“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這幾句話道出了有識之士的隱憂和心聲。近年來，充斥熒屏上的娛樂節目豈止是低俗，有的就是無聊、低級趣味，甚而是惡俗、下流。不但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戀愛觀，公然挑戰公序良俗和社會道德底線，什么思想垃圾都可以梳妝打扮一番粉墨登場。當然，他們打著大眾娛樂的旗號。

　　我們不反對通俗文藝，但不能忘記，文藝工作者還肩負有引領風氣之責任，不能迎合低俗的需求，而恰恰有責任用格調高雅的作品影響人、以提高人們的欣賞水平。

　　廣大人民群眾喜歡文藝、需要文藝，文學藝術作品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如今人們日子過得寬裕了，對文化精神層面的文化需求更迫切了，那么，擺在文藝工作者面前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把握時代脈搏，為人民而抒寫。人民需要文藝，文藝又來源于人民，植根于生活，這應當是常識�？捎袝r候，常識卻遭遇悖論。作家寫什么，你總得熟悉你所要表現的生活，通過深入的體驗而開掘本質。習近平同志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現象，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

　　真是一語中的！當前的影視界，抄襲、模仿，或叫“扒”風盛行，新行當應運而生，叫槍手。他們被出資人雇傭，以贏利為目的，對原作或經典名作大刀闊斧地“修改”，甚至是閹割、解構、篡改和扭曲。這些刀斧手不用忠實原作，無須對生活負責，只求賣座賣錢。這種畸形創作違反了創作的基本規律，怎么會出上乘之作？

　　還有一種逐漸形成規模的職業，叫“攢劇本”，幾個人關在屋子里，狂吸濫飲，想象著市場需求，不著邊際地編織離奇故事，然后像流水線一樣分段作業，從來不會去深入生活、從人民中去汲取營養，只會秉承出資人的意旨，閉門造車。這樣“攢”出來的戲完全不是從生活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必然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必然遭到觀眾“吐槽”，然而它依然大行其道。

　　習近平同志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從前，好多負責任的作家、藝術家的作品都滲透著泥土的芳香、彌漫著戰爭的硝煙，洋溢著工廠鐵錘的節奏，作家深入農村、工礦、兵營幾年乃至更久，這是常態。拋卻囿于認識偏差帶來的瑕疵，從生活底蘊上說，讓人佩服，難怪他們的作品像陳釀老酒一樣醇厚。

　　那時拍電影也是重視生活本源的，一個劇本通過投拍，導演首先要率領演員和主創部門下去體驗生活，或農村或工廠或部隊、邊防，時間不會少于一個月，大家不只是采訪、坐而論道，而是當一個腳踏實地的勞動者，挑糞、當爐前工、練刺殺、摸爬滾打……所以那時的電影“真實”、“靠譜”，那時一部電影的周期平均為八個月，不像現在，半個月就停機拍竣，有的主角連劇本都沒看過，全憑導演和場記現場口授，甚至連臺詞也不用背，在攝影機前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行，后期再請人對口型配音，十足的國產“譯制片”！

　　很難想象，這怎么可能出好作品。這當然是進不了院線的小成本制作，成本低，壓縮周期，希冀分得一杯羹，有人戲稱“逼良為娼”。結果是惡性循環。而統治院線、票房動輒賺得缽滿盆滿的大片又如何？不敢說沒有佳作，但相當數量的電影是低俗的鬧劇、爛片，這樣明顯等而下之的影片，竟有幾億、十幾億票房收入，它們綁架了觀眾，成了電影的推手，一花獨放。嘖嘖稱奇之余，難道不能引起我們的反思嗎？可惜的是，這現象倒成了電影迅猛發展、“與國際接軌”。

　　對照一下習近平同志所說的“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是不是發人深��？

　　習近平說，“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英雄”，曾幾何時，我們小說里、銀幕、屏幕上的英雄稀缺了，不見了，滿天下追求碼洋、票房，文化產業勃興，一切以利潤為杠桿，見錢不見道。某省官員紛紛擠進書法家協會，竟出現一省擁有70多個主席、副主席、名譽主席，原因很簡單，當了理事、主席，每平尺書法價格就上去了，以官階論價，不是藝術至上，而是淘金至上。

　　幸好還有一個中宣部的“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使得主旋律作品還有人為之。

　　我們的文藝真的不需要提振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品了嗎？作家、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到了值得人譏諷的時代了嗎？是什么原因使作家們不那么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的責任擔當？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們的文藝圈里塑造不出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和時代楷模？為什么“主旋律作家”不敢理直氣壯地拍胸脯？怕被譏笑為“御用文人”嗎？

　　習近平指出：如果文藝家的創作讓人覺得作為中國人很難堪、很自卑、很沒底氣，那就等于輸掉了中國人的魂魄。

　　何其一針見血！近年來文藝界有些奇談怪論，回避崇高、解構良知，挑戰正義、惡搞英雄人物，不惜顛覆歷史常識。有人為了在國際上拿大獎，不惜在小說、電影里展示丑陋，把中國人描繪得無比卑劣、自私、愚昧，猶如向人展示癰疽和痔瘡，出賣良知和靈魂，換取歧視者的好奇和別有用心的叫好，時不時地發給一面獎牌。我在國外就有過這樣抬不起頭的經歷，外國朋友陪我一起看中國輸出海外并得獎的電影，看到那些展示丑惡的情節，外國朋友驚訝地問我，你們中國是這個樣子嗎？我除了惶惑和否認，幾乎沒勇氣面對。

　　有人說，這是向西方借鑒的負面效應。我不以為然。即使是統治全球電影業的好萊塢，他們

　　的大片也是在宣揚他們的英雄觀、價值觀，像《巴頓將軍》、《拯救大兵瑞恩》等，能說是純娛樂、純商業嗎？

　　奇怪的是，這樣的作品，往往是在國內禁演，或者根本沒審查過的影片，這種“墻里開花墻外香”的怪現象早就應當引起我們注意了。有人兜里揣著洋護照，回來斂錢，習近平所講的愛國主義，在他們那里根本就是虛無。

　　習近平同志指出，愛國主義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共識”，因為“愛國主義的立場也就是人民群眾最基礎的情感本色”。

　　我并不主張一味頌歌、回避矛盾，我的很多短篇小說都是針砭時弊、鞭撻丑惡的，但批判假丑惡不是目的，只有讓人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昭示出真善美的前景，你的作品就是積極向上的。

　　習近平同志強調，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

　　我們歷來主張兼容并蓄，習近平同志也主張“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但前提是“洋為中用”，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容許各種流派存在，但不是唯洋是崇，更不是“扒”。有些人從西方各種流派“扒”過來的東西，借中國人的少見寡聞而大行其道，甚至連被模仿的西方作家本人都嗤之以鼻，不屑與之為伍，而卻成了我們的“先鋒”。習近平同志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作家、藝術家理應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弘揚愛國主義，振奮民族精神，本來是有良知的作家、藝術家責無旁貸的使命。正如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敝挥羞@樣的作品，才能“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

　　可大量變味的、戲說抗日的電視劇比比皆是時，它只會消解了嚴肅的主題，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學者競相吹捧漢奸文人、喪失節操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把他們從蓋棺論定的墳墓地挖出來，重新發掘他們的“成就”，把他們吹噓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似乎歷史對他們的定評都要推倒重來。也有人公開鼓吹離經叛道，爭相在海外有敵對眼光的人面前討好、獻媚，吃共產黨的飯，又砸共產黨的鍋，這種人文藝界不見得沒有。除了為誰創作的問題，立場尤其關鍵，立腳點歪了，怎么會寫出有益于人民的好作品？這與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是背道而馳的。

　　說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一些國家政策性措施不可不跟上。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有時其后果可能是始料不及的。為什么一些好作家的小說沒人兜攬，沒有出版社肯出？蓋因不掙錢耳！什么書賺錢？教輔類、時尚類、兒童讀物，女人和孩子的錢好賺，大家眼球全盯準了人們的錢包。為什么八九十年代名聲鵲起、廣受歡迎的文藝期刊黃金歲月不再？純文學的雜志一旦與利潤捆綁，自負盈虧，一刀切變成企業，以贏利論英雄，還有什么生路？豈不是任其自生自滅？國家電影廠為什么拍不出動輒投資過億的大片？因為囊中羞澀！有人戲言，如今影視界有錢就是草頭王，他們事實上主導(或曰綁架)了影視界。

　　我們的社會制度畢竟根本有別于西方，對于政府提倡、有主流價值、人民需要的健康的、具有導向性的各類文藝作品，政府理所當然埋單，加以資助，給予撐腰，政策上區別對待，對國家提倡的給予資金傾斜，保持文藝的正能量持續增長，以正祛邪，未必不是正途。不能用經濟效益至上論，事實上打壓了文藝的主力軍。習近平同志為什么強調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體制？”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可以做有利于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進一步改革？

　　我們應當記住習近平同志的這句話，文藝工作者應當志存高遠，應當創作出“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的好作品來。

　　文以載道，文以化人，文藝家應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人品、作品相得益彰。魯迅曾說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燈火”，文藝家重任在肩啊，人民在期待。

　　何以報？歸根結底，文學家、藝術家的立身之本是你的作品，貢獻出你無愧于時代的佳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