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創作，當下尤其不能松懈

　　習近平總書記在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多次使用“人民”這個詞。我認為“人民”的包容性是很大的，應該包括各行各業的人士。延安時期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現在是文藝創作“以人民為中心” ，而“人民”的范圍要比“工農兵”更寬廣。我之所以這么說，是想強調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這巨變恰恰是中國夢的體現。

　　以往，在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和受眾之間，有著一條不小的鴻溝。在當時的普通工人、農民和士兵中間，識字的人是不多的，有人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現在完全不一樣了。由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輕人和中年人不僅都會讀報，還有一定的寫作、表述能力，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有研究生教育背景，在高校學的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畢業后服務于各種新興行業，戰斗在改革開放的第一線。各年齡段的業余文藝愛好者、創作者，可以說比比皆是。他們見得多，善于比較。上面所說的那條“鴻溝”變得不明顯甚至不復存在了。正因為如此，現在文藝作品的受眾對文藝工作者的期待要比72年前高，甚至高出許多。而且，這種期待，并不是單一的。中國的現實五彩繽紛，他們期待的密切聯系現實的“真善美”的表現形態，也是五彩繽紛的。

　　且以我的家鄉浙江為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中，從農村、鄉鎮走出大量個體戶、商人、公務員、教師、醫護人員、企業家、公司雇員、自由職業者，也有不少作家和藝術工作者，不管是專業的還是業余的。他們的孩子過著跟他們小時候完全不同的生活。這些得益于現代化、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們總想對自己的家鄉有所貢獻。在他們的家鄉，還有不少人繼續從事農業、養殖業和多種經營。所有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其實都是和國家政策緊緊相連的。一般來說，迅速改變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的人，對文藝作品的期望不很穩定，或者說有待形成。要在這樣的社會創作出人民真正喜聞樂見的作品來，有相當的難度。如果說他們的趣味始終停留在某一層次，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要負一點責任。但是，為什么不以積極的態度反映以這些普通人為主體的生活經歷？文藝工作者根據具體的觀察和經驗把上述變化寫出來，不就是在講述著中國夢的故事嗎？

　　如果做一些社會調查，不難發現，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家境都比較好，有的出自大戶人家。而當代作家不然，他們中很多人來自農村，年幼時生活艱苦。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得益者，也是有力的推動者。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得到今日中國前進的步伐，也看得到中國夢如何實現于個人。北京的打工者中間有著非常活躍的文藝活動，據我所知他們之中還有出色的歌詞作者、詩人。誰能斷言他們中間出不了優秀的文藝工作者呢？我曾經在魯迅文學院講過課，那里很多學員來自社會基層。“基層”這個詞本身的含義在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多元了。我見過一位北京郊區的農民，他也從事文學創作，不久前還曾出國探親，他的女兒在海外工作。他說的一句話我不會忘記：作家不問出身，作品決定尊嚴。這樣的聲音以往是聽不到的。他還說，自己已經近七十歲了，但是不畏懼死亡，他把死亡當做節日，只求為那個節日寫出優秀作品來。這種積極樂觀的心態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是非常可貴的。這位業余作家是農村戶口，他的語言新鮮活潑，從不裝腔作勢。要寫出讓他滿意的作品，絕不簡單。這樣的人民中的一員，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候著“消費”文藝作品，他也會坦率、流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換句話說，他也可以是批評家。

　　在這種背景下，專業的文藝工作者只有加倍努力，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藝術訓練，才有可能不負眾望。正因為我們面臨鑒賞水平大大提高了的人民，尤其不能松懈。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隨著時代生活創新，以自己的藝術個性進行創新。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營造積極健康、寬松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鑒。

　　習總書記的講話高屋建瓴，而體現其基本精神的作品必須是具體而形象的。文藝應該是一個國家核心價值觀念最深刻、最細膩的體現，這些觀念并不是口頭禪，它們滲入人們的潛意識，內化為本能或習慣。文藝工作者并不是在消極地記錄價值觀念，他們還在不斷改變舊觀念，形成新觀念。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