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地帶的中心沖動(馬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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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有云，藏族，1972年生于青海。著有詩集《時間之花》《邊緣的琴》。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首屆青海文學獎、首屆《青海湖》文學獎，第三、四屆青海青年文學獎等。

　　邊緣地帶的中心沖動

　　□馬步升

　　藏族詩人曹有云毫不隱晦自己所處的邊緣地帶，即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雙重邊緣地帶。其實，可能還有一種邊緣，即由前兩種邊緣意識長期誘導、訓育和生發的揮之不去的被邊緣的心理感受。

　　曹有云在詩歌中將自己生活了20余年的城市格爾木命名為“純粹無中生有”的城市。城市的歷史昭告了這個命名的可靠性，同時，排除幽默、自嘲的因 素，這個命名似乎還有某種文化上的意義，即加塞式的跨越式發展。事實上，像格爾木這樣的純粹無中生有的城市，在廣袤的西北邊地并不少見，城市的年齡僅有幾 十年，但從城市擁有第一座泥巴屋和第一個居民時，其起點直接對接的就是工業化和現代化，完全不像內地歷史悠久的城市，要一步步從漫長的歷史煙云中走過來， 有著那么多那么深沉的、永遠也述說不完的興衰故事。好似在漫長的、因焦灼而令人窒息的隊伍中，突然出現幾個擁有無上合法性的加塞者，率先得到了駛入時代前 列的車票。因此，從這個立場出發，邊緣未必真的是邊緣，中心也未必是可以涵蓋一切的中心，至少，這是一個邊緣與中心的混合體。

　　由“被看”到“我看”

　　如果我們對近幾十年西北詩人的詩作稍作梳理，便會發現，對邊地的詩歌描述已經由“被看”悄然演變為“我看”。邊塞詩已然成為遙遠的歷史回聲，被 稱之為“新邊塞詩”的詩歌，雖還是昨天的事情，但“邊塞”的內涵已經由以往的客體變身為主體。這種變化是悄然的、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也就是說，先前 的邊塞詩和新邊塞詩，大都是站在中心的立場和情感上，在中心的視角下、在中心的語境中，在面對邊地時，或多或少都帶有一種先驗的、天然的、某種霸權意識的 眼光，邊地理所當然成為一種“被看”的對象。在這種中心意識的支配下，這類詩作中流露出的最重要的情緒，便是“中心”對邊地的獵奇、審視，一種“中心”對 邊地的天然優越感無處不在，而“被看”者，只能聽任“看者”的裁決。雖然在“看者”的隊列中，也不乏安身立命于斯的邊地的主人。

　　而在不知不覺間，被看者似乎已不甘于“被看”了，開始站在邊地的立場上，帶著自身萌生于邊地的情感，帶著自身對邊地真實可靠的體驗和理解，以詩 歌的形式，矯正、復原、還原，盡可能構建出一個與邊地事實相契合的詩歌邊地。這是一個“我看”的邊地，雖然并不能完全排除誤看、誤聽、誤讀、誤解，但這是 根植于一個地域的地域文化自覺，正是有了這種地域文化的根基性存在，以邊地為主要描述對象的邊地詩人作品中便呈現了與以往任何時期的邊地詩歌都大為不同的 精神氣象，可以籠統表述為：邊緣地帶的中心沖動。

　　曹有云就是這樣一位詩人，從他詩歌的誕生、傳播和被廣泛接受的歷程考察，似乎可以發現這樣一種軌跡：不滿于“被看”的境遇，向“看者”呈示“我 看”，而“我看”的，恰好是“看者”極力要看，卻不得其要旨的精神人文景觀。表面看，這僅僅是“誰看”的問題，實際上，由此連帶出的是“誰在說”、“說什 么”，還有“怎么說”�！翱凑摺焙汀罢f者”的悄然變換，并不在于誰“看”得更多更準確，也不在于誰“說”得更好，聲音更洪亮，關鍵點在于：“看”的權利和 “說”的權利在于“誰”。主體的悄然變換，事實上是一種文化權利的轉移。

　　曹有云是以詩集《時間之花》進入全國詩歌視野的，在這本詩集中，他沒有打算給本土之外的受眾提供驚世駭俗的詩歌元素，構成曹有云總體詩歌面貌的 詩歌元素，仍然在于其日常性。只不過，這是青藏高原的日常性，這是格爾木的日常性，這是曹有云看到體驗到，從而用適合自己的詩歌語言表達的日常性。也許， 這正是曹有云從事詩歌創作的一種隱秘的動力。

　　《時間之花》的第一首詩是《陽光落下》，詩中寫道：“陽光落下/打開種子/打開花朵/打開婦女們沉睡的乳房。”打開，向他人打開自己，向外界打 開本土，向渴望了解的眼睛打開門窗和心靈，這是一種健康的、自信的、互通有無的人生態度和文化品格，這種情緒擱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地域，體現的都是日 常性�？墒�，區別在于“打開”以后的呈現方式和所呈現的內容，曹有云接著寫道：“一夜之間/所有的尸體幸福受孕/所有的馬匹游過河流/所有的鳥兒和墳墓飛 回高高的天堂。”我們不是環境決定論者，但不在一個時空環境下，即便把所有的窗戶所有的心靈向你全方位“打開”，你也未必能夠獲取這種帶有巫祝讖語般的詩 歌意象。而由日常性向巫祝讖語般的轉換并不需要多么曲折復雜的過程，只是瞬間的、不經意的，便順理成章地實現了，一如青藏腹地那風雨無常的天象。但是，巫 祝讖語只是詩歌家族的編外成員，只是詩人情緒的瞬間“奔逸”，如果化身為主人，詩歌的本性就會遭到顛覆，那么，如何盡快回歸日常性，如何實現跳躍度極大的 詩歌意象之間的合理轉換，則是對詩人詩藝功力的嚴峻考驗。不過，對于曹有云這不是什么難事，所有的轉換都是瞬間的、不經意的、順理成章的。詩人接著寫道： “陽光落下/陽光依然落下/打開黑衣黑暗的心臟/搭下光明的舞臺/邀請你和我/一同跳舞，一同死亡�！贝箝_大合，大喜大悲，高開低走，濃淡相宜，一首短 詩，丘壑縱橫，丘壑之外，豁然大天、大地、大太陽、大高原，還有大抱負，大悲憫。

　　慎用地域元素

　　邊地、高地、大地、秘地、凈地、神性之地，等等，這是承載曹有云詩歌意象的最主要的地域元素，但他在詩中，并不刻意取用這些詞匯。也許，他已經 敏感到，這些本來很貼切的詞匯，被那些“看者”泛用后，“詞語吃掉我們腐爛的尸體”(《光芒》)，其實際所指早已被掏空，只剩下失去靈魂的一個個詞匯的尸 體了。于是，他便不用或慎用。但他并不拒絕這些詞匯，在詩作中，他剔除“看者”們涂抹在這些詞匯上的附加物，使其歸于原初狀態。比如，在《春天，在格爾木 的孤獨》中，他這樣寫道：“春天的雪水/浸泡玫瑰的火焰/火焰，珍貴的火焰已經熄滅//我的聲音你聽不見/你的聲音我也聽不見/一人、一生提燈走過高高的 荒原/偶爾聆聽幾聲狼的嗥叫//這里，不生長故事/詞語，只有幾個結結巴巴的詞語/相濡以沫，觸摸蒼穹”。詩題中說的是格爾木春天的孤獨，詩中卻沒有一個 涉及孤獨的詞匯，但，孤獨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一個人的孤獨，一座城市的孤獨，一個地域的孤獨，獨立于大天大地中的孤獨，無法向外人言說，亦無法聽取外人 言說的孤獨。然而，我們如果將這種孤獨理解為以本體為中心的孤傲、孤高、孤憤，亦無不可。這是“看者”永遠都看不見的，只有“我看”，或許才擁有“看”的 前提性條件。

　　當然，邊地有邊地的天然性劣勢，亦有邊地天然性的優勢，尤其是詩歌表達上的優勢。地理上的相對獨立性和文化布局上的空白點，為詩寫者提供了無限 的表達的自由。既然生活在“一座純粹無中生有，在夢中漂泊的城”，那么，也就意味著，你既然可以無中生有一座城，我也可以為這座城市設計多種可能性。也 許，所有描述大高原之“大”的大詞匯都被“看者”們掘地三尺地用盡了，而大高原確實是需要大詞匯才可呈現其“大”的，曹有云索性用明明白白的大數字去取代 那些語焉不詳的大詞匯。比如，以“十萬”為計量單位的意象，在《時間之花》中隨處可見：一盞“十萬年在風霜雨雪中凝結的燈/十萬年在風霜雨雪中長成的燈 /十萬年在風霜雨雪中行走的燈”；“秋天，時間彤紅的火焰/十萬香煙燃為灰燼/十萬身子形同枯槁”；“你走后，十萬春天如期來臨/十萬花朵如期開放”； “十萬財寶”，“十萬虛空”，“十萬火急的幻想”，“十萬隱秘的欲望”，“一萬晝夜窖藏十萬仇恨”；“十萬財寶/十萬公主/喂不飽十萬匈奴十萬欲望”， “十萬邊關十萬火急/十萬憂患/籠罩十萬江山”，如此等等。作者不是在堆砌或玩弄數字游戲，只是用大數字，對極限之地極限之情的一種極限表達，而這種表達 方式，與邊地、高地、大地、秘地、神性之地，構成了一種恰切的契合關系。

　　書寫在邊地之外

　　大高原雖大，但不是世界的全部，不是已知的世界，更不是未知的世界。在《時間之花》中，曹有云已經有了立足邊地，向中心進發的苗頭，他已經不滿 足于邊地給他提供的那些詩歌元素，而把詩歌觸角伸向了邊地之外，開始旁涉帶有公共性的話題，比如，過去的、現在的、正在發生的一些人性、人文災難以及自然 災難。只是，在面對這些話題時，曹有云似乎顯得有些拘束，有些自信心不足，就像一個初次出遠門的孩子。

　　在詩集《邊緣的琴》中，曹有云終于解開了某種捆綁自己思維的繩索，自覺地將自己置于一個并無邊界限定的文化場域中，邊地依然是邊地，但，這個邊 地是以“我”為核心的邊地，“我”是這塊邊地上的一個公共人，代表邊地向邊地之外發出屬于邊地的聲音，做出屬于邊地的評判，評判的范圍也是包括邊地，旁涉 邊地之外的所有對象。在這里，作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場又發生了明顯的轉換。不是悄然的轉換，而是公然的轉換。這也意味著，邊地不再是“被看”的對象，不 再是供“看者”評判的對象，而躍升為“看者”，看邊地，也看邊地之外。

　　于是，我們看見，曹有云像先前許多詩人曾經做過的那樣，以詩論詩，或以詩論世，舉凡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現代的、當下的，具有文化符號意味 的詩人、藝術家，他都可以以詩的形式，詩人的方式，一一予以評判。除此而外，一些帶有公共性的新聞事件，社會的，自然的，人性的，也都在他的關注之列，都 可化為他的詩歌元素，成為他表達某種文化傾向的載體。他要表達的，是一種邊緣地帶的中心沖動，盡管這種沖動所彰顯的僅僅是邊地向中心充分靠攏并充分融合的 一種文化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