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狂歡背后的心靈期冀(王永盛)

　　聚焦文學新力量

　　石一楓，生于1979年，北京人。著有長篇小說《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我妹》，中短篇小說《老人》《三個男人》《合奏》等。曾獲人民文學新人獎、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等。

　　話語狂歡背后的心靈期冀

　　□王永盛

　　石一楓的文風異于他者——地道的京片子、風趣幽默中盡是調侃的調調。他的小說主人公通常是年輕氣盛、荷爾蒙高漲、離經叛道、生活在大院的青春期 少年；年齡范圍從十四五歲到二十郎當歲。因此，他的作品一度被稱為青春文學，被認為在“為新一代頑主留影”。不過，近年來石一楓的作品在創作風格和題材等 方面都出現了一些變化，從主題預設寫作到青春寫作，從寫“我”到寫“他”，文風和書寫對象的改變，狀如化蝶，痛徹心骨，肯定會留下蛛絲馬跡，讓我們看出一 些端倪。

　　主題寫作與腔調的形成

　　石一楓創作之初，《坐在樓上的清源》《縣城里的友誼》《在王府井》等，大多主題先行，圍繞人生、人性展開哲理性思考，形成反諷、自嘲、自我作踐的腔調，進而讓主人公形象躍然紙上，成就了他小說創作可辨識的特征之一。

　　《在王府井》是個寓言式的短篇，“我”是年輕人代表，女朋友林小芬是愛嘮叨長輩的象征，早早占據兩個糞坑的老人和中年胖子，不就是橫亙在“我” 面前的兩代人嗎？小說寫“我”陪整天高頻率、喋喋不休的林小芬到王府井吃夜市時，忽然感到肚子在下墜，忍不住要馬上找個地方拉屎。但是，要在“資源緊缺” 的王府井找到屬于自己的“坑”又談何容易！“我”東奔西突、苦苦尋覓，好不容易看到“歷史性的廁所”：廁所里有三個坑，一個脖子上一褶一褶的黑胖子蹲在中 間的坑上，最里面是一個留著山羊胡子的老人，他已經很老了，小腦袋好像一個核桃。“我”只能在胖子的右邊就位。兩個廁友都很專心，目視前方，讓“我”覺 得，在這里拉屎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老態龍鐘的兩只眼睛瞪得很圓，臉上青筋一突一突，看來他遇到了一些困難；相形之下，年富力強的則得心應手得多，而且嗓 子里的聲音也底氣十足。這是現實社會中三代人處境的真實寫照，取代與更替，總是伴隨著隱秘的、無法言說的殘酷。小說結局是，老態龍鐘被胖子收拾了，“我” 也不能幸免，“他掄起胳膊來，我連擋也沒擋就被打到墻上，一只肩膀好像斷掉了。他又無數次掄起來，我如同在驚濤駭浪里翻滾，我能聽見腦袋咚咚地磕在墻 上……”受挫之后，“我”特別想找到一直想拋棄的林小芬，面對兇殘的生活現實，忍受點嘮叨算得了什么，“我從來沒有這樣渴望見到她”。

　　石一楓早期小說主題性明顯，《縣城里的友誼》中也有所表現。小說主人公耿老金是作者預設的“阿Q”，雖失去了搶劫、強奸、四處流竄的兒子耿德裕 的庇護，卻并沒就此委頓，嘴上依然不饒人——和曹禿子斗嘴，吃蔡小芬“豆腐”，一樣也不落下。當他被“一伙穿著肥大的西褲的年輕人”逼著當王八爬之后，仍 然偷偷咬牙切齒地說：“你們等著吧，我兒子一回來，我讓你們一個一個地爬過來”，然后撿起一塊石頭在文化館的墻上畫了一個三角，“我得記住這個地方，別等 到我兒子回來就忘了”。同樣的三角，在蔡小芬小飯鋪也畫了。當得知兒子被抓獲并被槍斃時，耿老金一番長涕后幡然醒悟，大呼這是件“喜事”，至此，阿Q形象 便栩栩如生地浮現在讀者腦海。

　　圍繞生存現實和人性的敘事，已然彰顯了石一楓小說的姿勢、力量和呼吸，不僅包含智慧之思，也是用心血煮字。在語言風格上，他堅持戲謔、幽默，偶 爾還暴個粗口，以挑釁姿態特立獨行，同時富含思想性。小說的節奏一般較快，在語言狂潮的助力下，故事推進大有摧枯拉朽般的淋漓暢快，最后在潛伏的憂傷和焦 慮處，讓情緒氤氳開來。石一楓通過預設故事帶我們走進某一類人的生存處境和心靈世界，將精神和心靈層面的困難、茫然、困惑、孤苦、寂寞、無助、無奈等寫到 極端，讓主人公絕望得生不如死，也讓讀者的心緒為之起伏，為之沉重。

　　好看小說和青春宣泄

　　《五年內外》對石一楓來說是篇承上啟下的作品，之后幾年，石一楓開始類似題材、語境和人物的開掘與延展，先后寫出了《紅旗下的果兒》《節節最愛 聲光電》《戀戀北京》等多部長篇小說。《五年內外》與石一楓早期的小說相比，描寫的人物更多了，石一楓在其中表現得游刃有余、縱橫捭闔。他自己曾說，《五 年內外》“與以前寫的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情懷的變化。我找到了一種屬于自己的文字情緒。看事物的眼光也開始長了起來。”

　　《五年內外》分上下兩部分，塑造了老流氓魯泡兒、高飛，不成功的流氓“我”、張磊、孫亮、熊偉和個性鮮明的小逼崽兒——小啞巴愛吃蟲子、大姐喜 自殘、二姐小小年紀好抽煙、還有“左眼球偏向最左邊，右眼球偏向最右邊，始終無法直走”的螃蟹男。小說的人物數量眾多，對石一楓的創作來說是一個突破，人 物形象多數也立了起來。大院孩子的成長故事，是定義石一楓為“新一代頑主”的依據之一。他曾說過：“這些作家告訴我：對一個時代理解最深刻的，往往是它的 異類。” “這些作家”包括王朔、朱文和韓東。因為同是“大院里成長起來的孩子”，有過相同的“摸、爬、滾、打”的經歷，一段時間內，石一楓從骨子里認定了王朔就是 那個他應該追隨的“大哥”。

　　時光荏苒，轉眼“我”變成了小區“優等生”，曾在一條戰線上的同齡人也都在奔向體面的道路上一往無前。“孫亮和熊偉一個成了解放軍中尉，一個成 了國家機關的部門乒乓球明星，最夸張的是張磊，他已經成了一家小型私有企業的老板，著名流氓魯泡兒移民了，自殘姐當空姐了”。5年后，當“我”再次坐在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標語下面，看著毛主席、老干部和打羽毛球的少女們，情形已經有了變化：毛主席好像永遠在打車，老干部退休了一茬又一茬，但永遠有 資格響亮地放屁，少女們都帶著保姆。新的小逼崽兒也出現了，他們的耐克鞋款式已經和我們當初的差別很大了。 他們的頭發五顏六色，有紅的、黃的和綠的，像雨后的毒蘑菇。

　　青春以及青春即將逝去的惆悵，一如“我抽著小女孩兒給的煙，看著煙霧繚繞盤旋，仿佛時光在手指上方徘徊”那種為所欲為的年歲一去不復返，感傷情 懷是作品浪漫主義表達產生的結果，小說以近乎游戲的形式存在，但是不虛飄；有反叛卻不僵硬；藐視假道學，尊重情欲本性。這些特點在石一楓的長篇小說中越發 明顯。同樣是宣泄青春，《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宣泄的是青春尾巴，是“青春后遺癥”。正是有了過去素材、語言、腔調的操練，不是純粹的虛構，也不是 平白無故的幽默，石一楓的長篇小說更加可讀，也沉淀厚實了許多。石一楓想要表達的青春是荒誕無比、卻又真實得讓人心痛的青春。

　　石一楓終究是他自己。他在《紅旗下的果兒》中描述了四個“80后”的成長，與其他年代的青年究竟不同——孤獨、困惑、無所事事是時代和社會歷史環境賦予他們不一樣的感知和體驗。他們的成長過程，也必然帶有自己獨特的印痕，或者迷惘不知所措，或者頹廢自暴自棄。

　　石一楓的小說善于讓人物自己開口說話，通過作品人物自己的語言，顯示他們各自的特征或臉譜。《戀戀北京》描寫北京頑主和北漂蘿莉的愛情，同樣也 是“話語的狂歡”，但組成狂歡的因素更豐富、更精彩，也更有文化味兒。小說不時借用經典作品中的語言和事例，比如當女人碰到流氓時，可以用《靜靜的頓河》 中女主人公阿克西妮婭的話“我有淋病”，讓對方收了歹心；或者涉獵其他藝術門類，比如聊聊《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這個殺手不太冷》和《勇敢的 心》……行文中經常插入俏皮話，像“這么大歲數的姑娘，只能算西紅柿了吧——冒充水果兒”，石一楓還擅長各種社會行當的特殊行話，甚至那些罵人話，讓人讀 起來忍俊不禁。

　　破繭之勇與化蝶之痛

　　如果將有關“我”的敘寫范圍比作一個繭，這個繭便是石一楓能夠觸摸和感知的生活，對繭內的絲縷纖毫，他了如指掌、爛熟于心，寫起來自然得心應 手，不在話下。問題是作家們無不想當“社會的秘書”，每位作家寫“自己”都會有窮盡之時，想寫“別人的事”和“更加寬廣的事”的心思便長了起來。石一楓看 到了這種需要，他的破繭之勇在長篇小說《節節最愛聲光電》中已有體現，異于其大部分作品主角都是男性的特點，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個女孩，如作者所說，目的 “就是能讓筆觸豐富一些，并期待自己有能力觸及真正的‘別人’”。此外，2013年開始的三個短篇《老人》《三個男人》《合奏》也都是“別人”的生活，這 便進一步表達了石一楓的意圖和決心。

　　《老人》的故事架構和人物設置簡單明了： 70多歲的退休大學教師周先生，在人老珠黃、才華平庸、毫無魅力的情況下，桃花運卻自己找上門了——一個是清新雅氣的研究生覃栗，一個是葷香十足的保姆劉 芬芬。這個獨守空巢的孤寡老人，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欲可能時終于把持不住了，有了“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的潛意識呼喊。小說以古典詩詞營造高雅意境， 但最終讓一個以水為墨，就著青石板書寫無字書的方式來悼念亡妻，曾經“在學校里樹立了自己忠貞清雅的形象”的周先生，最終走向了俗不可耐的墮落。小說將諧 戲內置于高雅的語句和語境之中，讓話語掙脫世俗常識性的判斷，對正常生活邏輯進行義無反顧的超越和反叛。當覃栗向“在陽光和塵埃里半寐的周先生”請教，周 先生以其妻明先生的見解回應：“她那時候說過，文徵明詩近白、柳，卻遠不似唐寅那樣俚俗……終歸是一股清麗的氣息吧。”緊接著，周先生從半寐里醒來，從高 貴高雅的詩詞意韻中跳出，回到現實的、具象的、人體誘惑的俗境里——“從側面看到了覃栗細長的胳膊，以及小臂上的絨毛。終歸是一股清麗的氣息吧。”高雅與 低俗、超脫與現實、崇高與卑下如影隨形，互相映襯，互相瓦解。解構無處不在，敘事穿過正常的行徑，折向更能展示人性的潛在生命情態——失去理性規約的欲 望，即便披掛著高雅的外衣，最后走向人格扭曲和心理分裂，自是不可避免。小說不讓話語遵循日常邏輯，而是讓她自由飛翔，抵達人性和靈魂深處，以表現人性的 本真。

　　《紅旗下的果兒》《節節最愛聲光電》和《戀戀北京》等的主要人物都是“80后”，《老人》的主角周先生是一個70多歲的老者，對石一楓來說，當 然是陌生的“別人”。如此陌生化的敘寫，必然提供給讀者陌生化的人物、生活場景和心理歷程。另一方面，基于情欲的欲望主題，大多數人往往將亂倫、婚外情、 三角戀等作為主要書寫對象。石一楓別開生面地把《老人》中的情欲設置為老人的意淫和老人與研究生、保姆之間的糾纏，也給了讀者完全陌生化的情理邏輯和生活 場景，帶給讀者不一樣的閱讀心境。

　　然而，陌生化阻滯了石一楓已有創作優勢的發揮，沒有了話語狂歡，沒有了精彩異常的場面和對話，在一板一眼的敘事中，我們享受不到曾經有過的閱讀 快感。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三個男人》中，小說以芳華為視角，講述三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愛恨糾葛。第一個男人是女人丈夫，第二個男人是女人浪漫的情人，第 三個男人是女人物質情人的打手。小說中，那個女人始終沒有露面，三個男人卻以不同身份先后在芳華小賣部出現，并且上演著各自不同的戲份。小說似乎又回到石 一楓最初主題化預設的創作，只不過敘寫的對象更加陌生而已。

　　好在《老人》因為“完成了諧謔與古典兩種不同文學品質的有效混搭，使小說敘事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的同時，作者敏銳地看到了“老人化”這個 社會問題，雖然小說著墨不多，也沒有就此形成有力的合圍和追問，但作家在社會復雜變動面前有所感應、有所認知并付諸寫作的實踐，卻是文本的難能可貴之處。

　　從“自娛以娛人，消愁以解悶、休閑以悅心”的宣泄，轉向有益于世道人心、有補于時缺民困的書寫，致力于拓寬文學內涵的深度和廣度，以實現作者的 “千秋情懷和心靈期冀”。盡管石一楓對“別人”的書寫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畢竟化蝶有痛，在所難免。因此，《老人》等作品作為石一楓突破寫作背景、生活 經歷和精神資源的擴展題材實踐之作，開始以理性化的想象、分析、推測、演繹，開掘深邃細膩的另一個世界，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可喜的開端和一次有效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