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以對(邵麗)

　　很多讀者問起我為什么寫作時，我常常無言以對。這是一個輕易就能拿起來、卻很難放得下的問題。事情就是那么發(fā)生的，說不清楚為什么——從故事本 身到我的寫作，莫不如此。我想，所謂靈感，也許就是上帝之選，在合適的時間，把某些東西交給合適的人去做。這件“東西”，肯定有它堅實的內(nèi)核和內(nèi)在的驅(qū)動 能力，它是一件有生命的存在，作家僅僅是把它呈現(xiàn)出來，所能改變的，無非是表現(xiàn)的方式，盡管帶著強烈的個人印記，但不會改變它的本質(zhì)和方向。這樣說起來好 像有點宿命，甚或有人認為是傲慢。不過如果有人非要我回答的話，我就這么說。

　　難道還有更合適的解釋嗎？我做不到，也不相信。很多人以為，小說家都是憑空編故事的人。這么說也許沒錯，但除非是用唯心主義的觀點去解釋這一 切，否則是站不住腳的。故事從何而來？從形式上看，它可能是一場白日夢，可元故事不是這樣的，它是生長出來的，它先于文字和作家而存在。講故事的人會死 去，可是故事不會，它會永遠活下去，直到人類最后被毀滅。

　　也許到這時候，可以初步回答讀者的提問了：故事就在那里，我忍不住要寫出來。但這樣又容易誘發(fā)另外一個問題，莫非所有的寫作都來自于生活嗎？我 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多玄幻和科幻小說，它們橫空出世，卻又非常輕巧地嫁接在現(xiàn)實生活上，甚至連茬口都不留，好像生活本身就具有千奇百怪的N度空間。但是， 我不禁要問，那些點石成金、死生穿越的人，他們面對的不是現(xiàn)實問題、解脫的不是當(dāng)下的苦惱嗎？它介入我們的生活，不是否定或者改變了世界，而是改變了我們 看世界或者處理與這個世界關(guān)系的能力，變換了新的角度。因而不管它有多么想當(dāng)然，它是現(xiàn)實的，是活生生的，是接著地氣的。

　　因為現(xiàn)實，我常常為筆下的人物憂傷萬分，那是一種近乎絕望的無力感。也許就是這種絕望逼出了我的決絕，因而使我的作品有了態(tài)度。《劉萬福案件》 里的劉萬福，每每想起他來，我總覺得非常慚愧。雖然我把他領(lǐng)到了讀者面前，引起千萬人的圍觀，可是那于解決他的問題、改變他的命運，沒有任何裨益。甚至往 深處說，即使解決了他的問題，那孫萬福、陳萬福、張萬福們的問題呢？

　　絕望——如果我們忽略了它的存在，整個社會都將被逼入絕望。

　　《第四十圈》里的齊光祿，是我筆下的另一個殺人者。這部小說交出去很久，但他那帶著風(fēng)聲的刀光，還一直糾纏著我，有時候會在我獨處的時候上下翻 飛，嗖嗖作響。我相信，如果有一個正常的社會環(huán)境，齊光祿會成為一個好老板、好丈夫和好父親。可是，就連這一點卑微的希望之光，也有人一點一點地把它掐 滅。說實話，當(dāng)他懷揣著那把日本刀走向操場的時候，我的心情躊躇萬端，寫到這里，或者每每讀到這里，我既血脈僨張又淚流滿面，久久地回味著這個細節(jié)，五味 雜陳。即使那是百分之百的錯，我也不忍心讓他停下來。那是他這一輩子惟一的一次生命綻放，如飛蛾撲火般決絕和神圣。我更不忍心指責(zé)他，因為我沒有資格那樣 做。

　　我的兩部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zhì)量》和《我的生存質(zhì)量》，有人說是官場小說，有人說是自傳體小說，都對，也都不對。我寫的確實是官場，但已經(jīng)遠遠 地“去官場化”。如果官場是一條大河的話，這兩部作品應(yīng)該是站在河邊的反思。從進入到退出，是一個輪回，也是一種升華。生命的疼痛不息，就是成長。我們最 后能夠面對的，既是堅毅，也是無奈，因此這就是生活。

　　從小秋、秋生到小舅舅，那是我看到的另一幕生活圖景。與快意恩仇相伴，是大部分人對這個世界的依偎、眷戀和忍耐。小舅舅這樣的人，不管生活在哪 個時代，都會把不平和不公化于無形，因為他們更多的是為別人活著。這本無對錯，它是這個古老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并以此延續(xù)五千年的香火。而小秋則恰恰相 反，她希望看到不變之中的改變，希望找到蕓蕓眾生里的自己。她有目標，有性格也有態(tài)度。她給我們以希望和安慰。

　　在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之前，寫作從來沒有被賦予過這么多的意義，也從未引起過如此多的歧義。實際上，在新技術(shù)為作家大開方便之門的同時，也讓寫作的道路 越來越逼仄和崎嶇。在更多的時候，我們的思想會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各種信息資源像繩索般地捆綁著我們。我們寫出來的，到底是被縛的感覺、解脫的愉快還是 對繩索的“斯德哥爾摩”依戀，很難說清楚，這也是面對讀者的提問時，我常常無言以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