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荊棘里發現花朵(李云雷)

　　聚焦文學新力量

　　邵麗，女，河南人。1999年開始寫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四部，長篇小說兩部。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2006年度《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第二屆“河南文學長篇小說獎”、河南省長篇小說政府文藝獎等。

　　在荊棘里發現花朵

　　□李云雷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個人都會遭遇到“嚴重的時刻”或重大變故，這樣的時刻，人們會如何面對？在邵麗的長篇小說《我的生存質量》中，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人面對人生變故時的典型態度。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我”在生活中遭遇了重大的變故——她很有前途的丈夫突然“出事”了，這打破了她平靜而優越的生活， “某一天，周圍的一切依然如故，所有的人都在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只有你從生活的鏈條上突然滑落了，墜入一個你認為永遠不會落入的境地。”這讓小說的 主人公陷入極端痛苦與焦慮之中，在重大變故面前，她開始重新思考生命中的一切，追溯并回憶自己的過去，描述祖輩、父輩以及女兒一輩的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 試圖將被打碎的生活秩序與價值觀粘合起來，重建一個堅固的小世界，重建生活的基底與信念。

　　《我的生存質量》：素樸而真誠的詩篇

　　在敘述者追溯的過程中，她以極為真誠的態度去撿拾生活的碎片，她一點點回憶，一點點辨析，她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習以為常的生活并非自然而然的，她 的生活方式也是處于時代變化中的某一特定階段的，既與祖輩、父輩的生活不同，也與女兒一輩的生活不同，即使是在同輩人之中，她也與其他的人不同。在這里， 她將過去的生活客觀化與相對化了，重新思考，重新打量，并在這一過程中重新認識了生命的意義。小說的結尾，她的女兒也誕生了一個孩子，新生命的降生既為這 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喜悅，也讓我們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學——無論遭遇怎樣的變故，生命是最為寶貴的，生活終將延續。在這里，我們看到了一種中國人 的生活態度。當面對人生中的重大變化時，我們并不像西方人那樣以超越的方式走向宗教，如英國詩人菲利浦·拉金《禮拜》所說，“每個人總會驀然發現/自己有 變得嚴肅的渴望/總會帶著渴望來到這里……”中國人并不走向抽象的外在的宗教，以懺悔的方式凈化靈魂。在小說中，我們看到主人公所做的，一是走向家族，在 生命的流轉中尋找個人的來路與歸依，在家族脈絡中找到個人的位置并獲得內心安慰；一是走向內心，從個人的成長史中梳理“自我”建構的過程，發現生命的縫隙 與假象，從而重建一個新的“自我”和一個新的立足點；一是走向審美，小說的主人公并不試圖逃離現實，而是既在現實之中，又在現實之外，以一種超越性的目光 重審個人的境遇，在痛定思痛中重新發現生命的真義與美感。

　　在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傳統的生命力，它并不尋求外在的評價，也不尋求最終的結果，而只注重生命的過程本身，珍視生命中所有的歡笑、淚 水、疼痛與悲傷，正如小說結尾處所寫到的，“如果你覺得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話，那你至少應該懂得，你的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正好——剛剛好，享你該享的，受你該 受的，不多不少。所有的執著都是為了放棄，所有的放棄都是因為曾經太執著。……我們永遠不能準確地預知自己的將來，但對過去的日子總該知足吧！難道我們握 在手里的生命，還不夠甜嗎？”——在飽經滄桑與看盡人情冷暖之后，這樣的感悟足以令人動容。

　　在寫法上，作者在小說中插入了自己以前小說中的一些段落，并與敘述者“我”貼合在一起，敘述語調真摯自然，讓讀者跟隨敘述者一起感受到了追尋中 的困惑、痛苦與悲喜。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視為“回心之旅”，人窮則返本，在敘述者的苦苦追尋中，我們既看到了她的心路歷程，也看到了她在自我省思中達到的 新境界。在敘述上，作者發展出了一種細膩、真切的寫作方式，看似自然隨意，卻是作者在生活體驗基礎上的一種創新，她以自然的筆調寫心中之事，打破了小說的 敘述成規，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樸素的寫作方式，也看到了她真誠的人生與寫作態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來自沉痛經驗的一部素樸而真誠的詩篇。

　　但在這里，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有人也將《我的生存質量》稱為“官場小說”，如果我們以官場小說的常規來看，這部小說并沒有過多地涉獵到官場 的內容，而只是表現了官場的“后果”，其關注范圍僅限于家族之內，帶有濃重的私人感情，如果能加入一種社會的視角，則可能會使整部小說更加豐富。在這個意 義上，《我的生存質量》與魏微的中篇小說《家道》頗為相似，它們的新穎之處在于寫出了官場背后的家庭世界，為我們打開了一個觀察官場的新視野，讓我們看到 了官場的榮辱浮沉對一個家庭的巨大影響，但在這里也遇到了一個道德與政治上的困境，即我們是否應該只在家庭范圍內來評價官場中人的作為？在《家道》中，我 們看到了一個人的失勢對妻女的影響，在《我的生存質量》中，我們同樣看到丈夫在官場的巨大波折對主人公所造成的內心創傷。

　　在家庭的范圍內，我們的情感與立場必然會站在官場中人一邊，但如果從社會整體的角度，我們必然會追問事情的真相并對之做出評價，但這里的評價標 準并不必然與家庭范圍內的評價相同。這里涉及的是當代中國的復雜道德問題。傳統中國有私德與公德的區分，一個私德好的人在公共社會領域中未必會被視為好 人，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又有新道德與舊道德、西方道德與中國道德之別，一個傳統的孝子未必就是新社會的好公民，一個西方的紳士也未必會在中國社會獲得 好評，這些道德標準之間的復雜交織，以及當代中國的飛速發展與劇烈變動，讓當代中國的道德評價標準處于一種復雜的狀態。《我的生存質量》和《家道》雖然沒 有直接觸及這些問題，但是它們側重于家庭范圍內的書寫，也讓我們看到道德的復雜性，讓我們思考社會標準與家庭評價之間的矛盾與撕裂。而正是在這里，我們可 以看到當代社會真正的問題與疼痛。

　　《我的生活質量》：官場的“成長小說”

　　與《我的生存質量》相比，邵麗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更像“官場小說”。來自鄉村的青年王祈隆，通過發憤讀書考上大學，畢業分配進了 城。他志存高遠，卻只能在農校過著落寞孤寂的日子，后來雖陰差陽錯結了婚，情感生活卻沒有質量。一個偶然的機會，王祈隆走上了仕途，逐漸晉升至市長。他的 艷遇不斷，但感情問題卻難以得到解決，內心充滿了困惑、矛盾與掙扎。這部小說也與通常的官場小說不同，它并不側重于揭示官場的規則與潛規則，而注重描寫官 場中的人，更像是一部在官場的“成長小說”。小說重點在揭示王祈隆的人生道路與心路歷程，通過他從鄉村進入城市的經歷，展示了一個人的處境及其變化，也顯 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復雜面向與劇烈變化。

　　在小說最后“我的自白”中，王祈隆回顧了自己的前半生和他經歷的女性，他說，“終于走出了大王莊，我覺得我是條自由自在的魚，從那片養育了我生 命的泥洼子里，毫不猶豫地游進了城市的滾滾急流里。我帶著我的自信，帶著我的倔強，我是掙扎出了自己的流域。城市的天空是那么的狹隘，城市的空氣是那么的 污濁，城市的人是那么的自私和丑陋，他們像排斥糞便一樣急于排除我。但是，我站了起來，我告訴他們，我要當縣長！我在她們的眼眸里觀照自己。是的，那些城 市里的女孩們，她們用眼光發給你進入城市的通行證。她們，劉圓圓、馮佳、高不可攀的李彤……我從一個城市游到另一個城市。我從一個小城市游到一個個更大的 城市。可是，我越來越迷茫，我的城市在哪里？我奶奶的城市又在哪里？在城市的屋檐下，我總是在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

　　在這段富于總結性的自白中，我們可以看到王祈隆的內心矛盾與情感結構，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是城鄉之間的巨大鴻溝及其跨越的努力；二是男 女關系的復雜性，征服女性是他征服城市的一種方式，而這又牽涉到情感、婚姻與道德問題；三是官場的險惡復雜，他的掙扎與奮斗；四是現實處境與心靈歸宿的矛 盾。王祈隆身上不僅集中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矛盾，而且體現出了一種時代精神。在這個意義上，這部小說并非是一部單純的“官場小說”，它比官場小說多出的部 分，恰恰是小說前半部中王祈隆青少年時期的成長史，這是一個鄉村青年的進城故事，或者說是一個《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小說通過這一部分的描述，展現了一個 鄉村青年的艱苦生活及其不斷進取的精神。正是有了這一部分“前史”，《我的生活質量》才與《滄浪之水》《國畫》等官場小說不同。或者說，《我的生活質量》 才與《滄浪之水》《國畫》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視野。在這里還需提及，在《我的生活質量》及《平凡的世界》《滄浪之水》等小說中，蘊涵著一 種不斷進取的時代精神，主人公總是不滿足當下的生活現狀，力求超越現實，超越自我，追求一種更美好的生活，這樣的追求或者表現為個人理想的自我實現，或者 表現為官場的生存智慧，雖然其中不乏可以反思的因素，但這種進取的精神恰恰是一個民族保持活力的象征。而在優秀的官場小說如《我的生活質量》《滄浪之水》 《國畫》中，當主人公到達一種新的生活處境后，他們也會對官場中的進取保持一定的反省，正如上引王祈隆的自白一樣，雖然對王祈隆這個復雜的人物我們還可以 做更深入的分析，但在他身上體現出的“進取—反思”精神，則可以說是我們時代精神的一種體現。

　　中短篇小說：細膩與大氣相結合

　　邵麗的兩部長篇小說雖然引人關注，但她創作更多的是中短篇小說。在我看來，她的中短篇小說中有兩類是最為獨特的。

　　一類是寫女性、情感與婚姻的作品，如《明惠的圣誕》《湯丹的寂寞》《迷離》《生活痕跡》《馬蘭花的等待》《木蘭的城》《城外的小秋》等。在這類 作品中，邵麗發揮了她作為女性作家敏感細膩的優長，對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有著細致真切的刻畫。但另一方面，邵麗很少孤立地描述主人公，而是將之放置在具體 的生活環境與人際糾葛中，放置在大時代的矛盾與沖突中，描述出人性在特殊環境中的變化與變異。以曾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明惠的圣誕》為例，小說中的明惠高考 失敗后進城打工，后來做了一名“性工作者”。小說的獨特之處不在于寫這樣一位失足少女，而在于寫出了她在污濁的環境中如何維護自己可憐的尊嚴，并為此付出 了生命的代價。在這篇小說中，邵麗對明惠的心理有著細膩的刻畫，同時將她放置在一個特殊環境中，通過少女之死映射出了一個時代的病癥。

　　如果說這一類作品展現了邵麗細膩的一面，另一類作品則顯示了她大氣的一面，那就是以《劉萬福案件》《人民政府愛人民》《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 周春江》《掛職筆記》為代表的描述基層干部的小說。這些小說以邵麗一次下鄉掛職為契機，通過這類作品的寫作，邵麗走出了城市生活的狹隘范圍，走向了更為廣 闊的中國大地與民眾，在這些作品中，邵麗對鄉村邏輯與官場邏輯及其矛盾有著細致入微的描述，顯示了她在大視野中把握現實并將其藝術化的能力。

　　邵麗說，“我更傾向于在苦難里發現美好，在荊棘里發現花朵，在陰霾里學會看到陽光。文學的神圣在于，它始終使我們的精神掙脫沉重的肉體，以獨立 和自由的姿態，存活在另一個可以抵達永恒的世界里。”在她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苦難與陰霾，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也看到了花朵與陽光。那些美好的東西穿越 重重霧靄，在某一刻深深打動了我們的心，或許這就是藝術的力量。作為一位女性作家，邵麗既有細膩的一面，也有大氣的一面，她的作品將兩者很好地結合了起 來，這是我們在女性作家身上較少看到的品質。來自中原大地的邵麗繼承了傳統中國的文化元素，又融入了新時代的觀察與思考。在她的作品中營造了一個細膩而開 闊的藝術世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時代的面影，也可以看到作家毫不妥協的寫作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