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在無法袖手旁觀(陳啟文)

　　當我又一次出發時，一位風頭正健的青年作家疑惑地問我，為什么要寫報告文學？

　　我能感覺到他的惋惜，他的一片好心我也理解，一個正在走向天命的人，應該抓緊時間寫幾部屬于自己的作品，譬如說潛心創作幾部長篇小說，這才是文學的正途與大道。而報告文學，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純文學。必須承認，在很長時間里，我一直是一個職業虛構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虛構之中。但在我從不惑走向天命之際，有越來越多的東西逼著我去直面絕對不能虛構的現實。當我眼睜睜地看著離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離我最近的一條大河正在散發出刺鼻的味道，而這是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要喝的水時，我實在無法袖手旁觀。

　　一個優秀的作家，重要的是走進自己的內心。對于文學，這的確是一個真理，但我卻只能越走越遠。

　　在所有的寫作中，報告文學是最苦的寫作、難度最大的寫作，也是最吃力不討好而且充滿了風險的寫作。從2008年到現在，我幾乎一直在江湖中奔波。在這如苦行僧般的跋涉中，我時常想起幾位令我肅然起敬的先輩，司馬遷、酈道元和徐霞客。他們在他們那個時代無疑是走得最遠的，我抵達的每一個地方幾乎都有他們飄拂而又遠逝的身影。同他們相比，我已經夠幸運了。我如今用3年時間走過的地方，在那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歲月，他們也許要用30年甚至窮盡一生的時間。我時常想，這些人又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待著，卻要這般風餐露宿地苦行呢？而他們所處的時代，時刻都會遭遇虎狼等兇猛的野獸，還有多少殺人越貨的強盜。“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太史公此言多少有些豪放浪漫，而這樣的跋涉是絕對的苦行，絕不是游山玩水。哪怕到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兇險程度依然是致命的，也是我難以抵達、無法逾越的大限。

　　3年來，就在我奔波于江湖之中時，中國接連遭受一次次“極端”、“反常”、“罕見”的自然災害的重創，如2009年北方7省市大旱、2010年大西南干旱和2011年長江中下游秋冬春跨季節連旱，還有各地頻發的暴雨洪災，這些極為罕見而又異常慘烈的災害牽動著億萬國人的心，也引發了無數人的反思和追問，甚至是世界性焦慮。而我也一次次抵達這些災難的現場，把這一切誠實地記錄下來。然而，對一個誠實的報告文學寫作者，麻煩又實在在所難免。你不找麻煩，麻煩也會找上你。直到此時我才深刻地體驗到，報告文學寫作者其實是最孤獨的寫作者。到頭來，事實往往成為保護一個誠實的報告文學寫作者的最后盾牌。

　　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的辛酸與苦楚，個中滋味惟有寸心知。在接連寫出幾部題材重大、又與我們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報告文學后，我發現越是題材重大、越是關注民生的報告文學，越是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又讓我下意識地想，難道我們對這種關注民生、關注我們最基本生存問題的所謂“重大題材”真的關注夠了嗎？客觀公正的報告文學之所以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只能說我們對報告文學的評價體系以至于我們的價值觀本身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正，甚至發生了致命的傾斜。而在這種傾斜的狀態下，要恪守所謂公正的立場是多么難，要恪守獨立調查、獨立思考的立場又有多么難。我深知自己只是人微言輕的一介小民，雖是小民，卻又從未忘記我們這個國度是“人民共和國”，我也是共和國的一個公民。而在敘述方式上，我幾乎沒有選擇，我的敘述只能隨著河流而推進，在對流水的追溯中一點一滴地慢慢建立。這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河流的決定。我不能違拗河流的意志，一如誰也不能違背自然規律。

　　從一開始，我想要寫的就并非是一部關于中華江河水系的族譜和傳記，也不是為中國水利立德、立言、立傳，更不是關于河流長度、落差、流量、流速的說明文，事實上，這都是無法用精確的數字去描述的，只能是大致的估算和大概的數字，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之中。還有，一條河的源頭到底在哪兒，又該從哪兒算起？這里邊有太多不確定的東西。若要看清中國的江湖，大致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一種是按時間順序，上下五千年，一直追溯下來；一種是從北到南或從西到東，一路看過來。然而，無論哪種方式都無法超越時空，時空中又有太多的錯位和倒置；由于人工河流與自然水系交織在一起，河流水系的歷史變遷又與眼前的現實糾結在一起，時空交錯、人與自然交錯、歷史變幻莫測，河流水系更加變幻莫測。要把一條河流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看清楚，而且要清楚地描述出來，最好的方式還是像司馬遷、徐霞客、酈道元那樣，腳踏實地的、盡可能以最接近自然、抵達現場的方式去感知它。這既是最艱險的一種方式，也同樣充滿了人類的局限，甚至是大限。以人類占有時空的短暫和渺小，事實上永遠無法把一條河流的真相全部揭示出來，借用一句話，每一滴水都“凝聚著民族精神生活最重要也最痛苦的信息”。

　　這是我從不惑之年到天命之年完成的第3部長篇報告文學，但愿我寫出的是一部真正可以被定義為報告文學的作品，又惟愿它至少能作為一部當代水利的社會記錄和民間檔案而留給歷史。如果這樣，在我的天命之年，我也終于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