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現實主義”的敘事空間

　　對社會轉型期的文學記錄一直是當代作家關注的話題，靜心最新的長篇小說《大沙河畔》為這一題材提供了帶有作家獨特精神氣質的思考。作家深諳聚焦寫作的手法，選取一座中原小城做實景，通過一個普通家庭兩代人的人生際遇，對20世紀80年代中國向經濟社會轉型中愛情、婚姻、民間倫理與知識分子命運等沖突，呈現出對時代的真實記錄。靜心的這部作品不僅在人物刻畫與文化內涵方面頗有力度，其別有新意的敘事特點也同樣引人注目。

　　人和街老李家噼噼啪啪的鞭炮聲，揭開了《大沙河畔》故事的序幕。婚喪嫁娶，鄰里圍觀與活潑潑的點評，這些具有鮮活民間味道的敘事，宣告了小說日常生活敘事的基本方式。一直以來，揭示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是當代作家自覺擔負起的文學職責，在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不同地理空間受到的來自物質觀念、婚姻倫理、道德觀念的沖擊不同，大都市中人受到金錢、欲望的擠壓，人性變異；而城鄉沖突同時也帶來鄉村日漸凋敝、解體與迷失，城鄉兩極的巨變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活景觀，為作家提供了開闊的書寫空間。而相對而言，對夾雜期間的小城書寫，城鄉落差沒那么劇烈，書寫小城在時代交替中的歷史變革，則對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當代文學的小城書寫中，部分作家善于挖掘小城中具有傳奇意義的故事要素，情感經歷、身體欲望與政治傳奇共同烘托起奇觀化的生活場景，這往往成為小城敘事的基本動力。但是，在靜心的《大沙河畔》中，作家沒有借助于傳奇故事，而更注重植根于樸素真實的日常生活。小城的家長里短自有豐富的現實感與歷史感，普通人在時代大潮中的生活際遇，才更體現出濃郁的人性內涵。靜心善于將日常生活中的家長里短與人的復雜心理特征糅合起來，表現日常生活的豐富性，如此，時代變幻的歷史印記，民間生活倫理的復雜，都以豐富的文化形態展示出來。

　　小說通過大哥李家明與金錢的糾葛，鋪展出一代人在走向商品經濟過程中呈現出的心路歷程。小說中，李家明挪用公款倒賣皮貨，一下子賺到了3萬多塊錢，這在那個年代是一筆巨款。他為了與妻子分享發財的狂喜，沒有把錢存到銀行里，而是換成零錢用破麻袋扛回了家。到家之后，他把所有的錢倒在床上，和目瞪口呆的妻子分享突如其來的好運氣，兩人對堆在床上的錢呈現出從未有過的幸福感。稍微平靜之后，兩人把錢分成幾堆，盤算即將發生大變的生活。而且，為了不引起別人的嫉妒，他們遵照民間富不露財的原則，忍著虛榮心的煎熬，沒有公開自己的收入，主動放棄了以“萬元戶”的光榮游街的權利。這一幕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荒誕，但是對經歷了貧窮與困頓的20世紀80年代的人來說，卻是極為真實的心理寫照。它從這樣一個日常生活的場景，從普通人面對金錢的復雜心理刻畫，展示出社會對物質和金錢正當性逐漸確認的過程，打破此前中國社會對物質和各種人的正當欲望極度束縛和扭曲的回避和拒斥心理，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商品社會初期，物質欲望逐漸被正名的歷史過程。

　　小說對這一心理過程精細的描摹，客觀地呈現出金錢對人性的扭曲和誘惑。壓抑了太久的發財欲望，隨著一夜暴富的僥幸心理不可控制地噴涌而出，使得李家明陷入到金錢的奴役中而不自知。小說將李家明迷失在金錢陷阱中的心理刻畫得惟妙惟肖。他將自己每天的打牌賭博看得如工作一般神圣，并投注于創業一般的勤奮，最終落入別人挖好的陷阱，背上一身高利貸，被妻子和女兒拋棄。小說既是寫實，但今天看來這又是荒誕無比的場景，通過李家明陷入發財夢的心理過程，清晰地上演了一場人與金錢之間的異化和反異化的博弈。著名評論家金元浦在談靜心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活著，為自己快樂》時，這樣說：“靜心的《活著，為自己快樂》描寫了中年女性在當下時代里所經歷的精神痛苦。它是現實主義，但它有心理描寫，我覺得這種心理現實主義在這里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原載《文藝報》2006年6月29日)“心理現實主義”的方式，是靜心小說對日常生活現實體察和人物心理寫實的獨特的表達方式，既不乏生活現實的鮮活靈動，有引領人們對生活表象下凝聚的本質進行思考。

　　小說對小城居民的“看客”心理也通過這種“心理現實主義”的方式加以呈現。李家清因為替賣假酒喝死人的大舅子跑關系，欠下一大筆債，因還不起債心生怨怒，痛打媳婦。此事被好事的鄰里圍觀，原本是私人生活場景，由此轉化為一場生動的人間喜劇。鄰居二大娘先是以維護家清媳婦淑芝的姿態來數落家清的不是，但當家清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有正當理由動手教訓媳婦之時，這一轉換立刻激發起鄰里想象的熱情。二大娘此時話鋒一轉，見風使舵，硬是把話題往家清媳婦偷漢子上誤導，圍觀者因為這一誤導興致愈來愈高，個個恨不得豎起耳朵睜大眼睛看看家清媳婦是怎樣承認給丈夫戴綠帽子的。但最終，當家清澄清打媳婦真相時，眾人頓覺興致全無，再無同情淑芝之心，很快一哄而散。魯迅先生筆下庸俗的看客心理，在民間日常生活中從來都沒有中斷過，“看客”模式呈現出的是復雜的心理敘事：“在‘好奇’的看客‘看’(鑒賞)被看者的背后，常常還有一位隱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憫的眼光，憤激地嘲諷著看客的麻木與殘酷，從而造成一種反諷的距離”。靜心巧妙地從小城日常生活中提煉出這一“看客”場景，這里的“看客”不再是“麻木與殘酷”的民族劣根性的呈現，而是中國民間社會中民眾以別人的痛苦、不幸與尷尬來裝點自己生活的無聊與單調。雖然意義輕重有別，但同樣具有反諷的意義，這也體現出作家對小城日常生活深刻體查的能力。

　　日常敘事中的心理刻畫也在李家為家清籌錢的場景中充分地呈現出來。當家清被公安部門帶走，李家發動全家給家清籌錢贖人，這時能夠參與這場“救援”行動的兒子媳婦們都回到李家。這時的“家庭會議”變成明爭暗斗的商場和戰場，金錢、利益、物質、親情之間的沖突彼此交織：家雨夫妻的精明與家清妻子的忍辱負重，李家父母既心酸又不想得罪其他子女的隱忍，還有小兒媳玉兒善良的節制，都在這一場家庭會議中顯得活色生香。人性的舞臺不在別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通過家庭生活場景中的對話與人物心理、作家的議論交織的敘事方式，把普通人生命中的局限和脆弱剖開展示，這情境，因其在中國民間生活中的普遍性而讓讀者具有切膚的真實感，同時也因其對人性智性的揭示顯示出豐厚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