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派批評”批評實踐已嵌入歷史

　　作為一直在默默無聞地耕耘著的“粵派批評”，誰也無法改變它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或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的事實。今后他們將如何繼承過去的優良傳統，在嶺南文化資源與中原視野之間保持張力，創造出新的輝煌，人們將拭目以待。

　　在我看來，讓“粵派批評”浮出水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以華文文學研究為例，“粵派”很早就有把報道和評述港澳文學動態當作重要內容的《當代文壇報》。該報主編黃樹森寫于改革開放不久的《答讀者問——關于白先勇的〈思舊賦〉》，是名副其實的“略帶驚艷的文化發現”，開了大陸研究白先勇作品的先河，為大陸地區的臺港文學研究史作了一個顯眼的注腳。

　　當下文壇有所謂“作協批評”、“媒體批評”、“學院批評”之分，“粵派批評”通常是指前兩者，我把“學院批評”尤其是文學史的編寫包括進去。閩粵兩地本是中國大陸研究華文文學的重鎮。在文學史著述方面，“粵派”有王晉民主編的《臺灣當代文學史》、王劍叢的《香港文學史》和陳賢茂主編的《海外華文文學史》。“粵派”重港澳，如陳少華不久前出版的《重現與歸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澳門漢語文學研究》，正好對既往研究做了補充。閩籍的黃修己在廣東落戶多年，他為學科建史的力作《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是在中山大學完成的，因而也可將其視為“粵派批評家”。

　　“粵派批評”誕生于歷史變革的大潮之中，它是一個歷史概念，是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這種大背景下的產兒。從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中間經過文學功能、文學技巧的爭論，再到文學研究方法的更新、文學觀念的變革，“粵派批評”均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還在1978年12月29日，黃樹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南方日報》頭版刊出的《砸爛“文藝黑線”論，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創作》，這是全國較早撻伐“文藝黑線”論的文章。此文不僅揭開了廣東文藝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進一步促進了全國批“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熱潮。

　　“粵派批評”不同于“南方批評”，其領域并不包括廣西。“粵派批評”這一概念不是空穴來風，經過《南方日報》《羊城晚報》“人文周刊”和《粵海風》《華文文學》及已停刊的《當代文壇報》《東方文化》《廣東魯迅研究》等媒體的打造，成了一種客觀存在，其批評實踐已嵌入了歷史。正是有楊義、洪子誠、陳思和、溫儒敏、黃子平、陳平原、饒芃子、黃樹森、蔣述卓、林賢治、程文超、陳劍暉、郭小東……那幾支健筆，在當代文學的天空中不停地揮灑，然后才將“粵派批評”的名字莊重地寫進了新時期文學史中。

　　“粵派批評”當然不是一個年齡概念。像“詩性批評家”饒芃子從20世紀60年代始就在廣東的文學評論界嶄露頭角，改革開放初期對一些曾被視為“禁區”的文藝理論問題進行辨析，并發起“論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悲劇”的文學論爭，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比較文學和華文文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雖然到了暮年，仍不甘守舊、銳意進取。她還依靠自己的淵博學識和豐富的人生經驗，對林崗、陳志紅、費勇、王列耀以及鐘曉毅等中青年學者的探索給予支持和幫助。

　　陣容不斷壯大、專指當代也涵蓋現代文學研究的“粵派批評”，不同于內涵要大得多的“嶺南學派”，但仍帶有南方的地域性，他們仍把研究嶺南文化當作重要內容。在這方面，除曾提出“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黃偉宗、“叩問嶺南”的黃樹森，都有可觀的成果外，另有謝望新、李鐘聲對嶺南作家的系統性研究，陳劍暉的《嶺南現當代散文史》以及譚元亨與羅可群的客家文學研究，但“粵派批評”畢竟不是同鄉會，也就是說“粵派批評”不等于“粵籍批評”。有人認為廣東潮陽人吳亮應屬“粵派批評”，在我看來，還是歸類為“海派批評”為好。至于廣西籍的蔣述卓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獻給了廣東文學批評事業，他自然應視為“粵派批評”的一員，且是重要的成員。下一代有張均、江冰、郭冰茹、胡傳吉、申霞艷以及還未廣為人知的專攻香港文學的凌逾，近年來他們以凌厲的姿態活躍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讓人刮目相看。

　　“粵派批評”是屬君子之交“不黨的一群”。他們未曾結社，當然也就談不上“票選”社長。他們“社性”極低，其成員有相當大的流動性。像以“文藝美學”研究著稱的胡經之，系從北京大學南下到年輕的深圳大學任教。暨南大學則是一些外來學者的重要中轉站，且不說宋劍華是從湖南來到廣州，姚新勇從新疆來到暨南大學，單說李運摶是從武漢到暨南大學然后又去了廣西。朱壽桐從南京到廣州，后又由暨南大學到了澳門。殷國明從上海到暨南大學，又由暨南大學返回華東師范大學。“粵派批評”家出出進進的最新動態是：洪治綱從暨南大學流向杭州，而賀仲明則由山東去了暨南大學，成了“粵派批評”新的一員。

　　“粵派批評”的形成，首先是靠“地利”。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時刻呼吸的是解放思想這種新鮮空氣，使他們較早擺脫封閉性的線性結構，能從多維、多向的視角觀照文藝問題。但并不是生活在這個歷史階段的文學評論家都必然地是“粵派批評”的成員。這里除歷史的選擇外，還有個人的志向，即個人是否自覺意識到嶺南人的歷史使命并勇敢地承擔。與“地利”相關的是“粵派批評”的形成還與 “師承”分不開。他們師承的是“兩黃一蕭”即黃藥眠、黃秋耘、蕭殷這些大家。黃藥眠美學思想的特點是實踐性，強調個性和感性，高度重視審美中的文化積累和文化傳承，在當代美學史上具有開拓性。黃秋耘在“百花時代”勇猛向上、慷慨悲歌、疾惡如仇，高舉著“寫真實”與“干預生活”兩面旗幟，大聲呼吁“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蕭殷的評論和編輯業績突出。王蒙就曾說：“我的第一個恩師是蕭殷，是蕭殷發現了我。”這里特別要提出的是“廣東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次漂亮展示。

　　那是1959年，于逢出版的描寫珠江三角洲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沙洲》，有兩種相反的意見：褒者認為這是反映由初級社轉入高級社過程中發生的“兩條道路斗爭”的成功之作，貶者認為沒有反映合作化運動中的“本質和主流”。《羊城晚報》“文藝評論”專刊從1961年4月13日開始討論歷時7個月，發表文章30多篇。其中黃樹森以林蓓之筆名發表的《階級的本質特征是否等于典型？》，批評了 “共同的社會本質、階級特征或品質就等于藝術典型”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理論組”名義發表、由蕭殷與易準、黃樹森、曾敏之等合寫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藝批評的歧路》《事件的個別性與藝術的典型性》等帶總結性的文章：著重批評了把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劃一化的教條主義理解。這對活躍學術氣氛，延續因反右斗爭停止了的對典型問題的討論起了積極的作用。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粵派批評”不是一個學派的概念，不是一個具有文學立場、主張和追求趨向一致性和自覺結社的理論闡釋行動。它只是一個松散的、沒有理論宣言與主張的群體。盡管“粵派批評”在學術求真和創新方面有相同之處，但在此旗幟下的學者彼此的觀點并不一致，有的評論家也很不愿意把自己劃入 “粵派批評”這一群體中。不管愿不愿意或接不接受，楊義、洪子誠、陳思和、溫儒敏、黃子平、陳平原、饒芃子、黃樹森、蔣述卓、林賢治、程文超、陳劍暉、郭小東、林崗、謝有順等人的文學批評實績皆有目共睹。下面著重說說“一洪兩平”即洪子誠、黃子平、陳平原三人的成就。

　　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從“十七年”時期就開始。但那時的研究，主要是當代文學運動的注腳，排斥個人化的審美意識。新時期以來出版的多種當代文學史，改變了這種情況。但這些文學史著作，其缺陷也異常明顯：對當代文學發展的規律研究不夠，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論的疊加。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這種局面有了改變。突出的標志是首次出現了私家治史，這就是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此書最重要的特點是在處理、“重建”40年來的文學材料、現象時，不受流行觀點的束縛，敢對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學規范”的性質及其演變作出新的闡釋。具體來說，在論述20世紀50—70年代文學時，描述了從延安時期所確立的“工農兵文學”如何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以及這一文學形態的基本特點。

　　下編則揭示了這一文學規范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過程，對中國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熱情的肯定，在同類著作中顯得一枝獨秀。

　　“粵派批評”的成就離不開他人的協助或幫助。1985年，文藝界掀起文藝觀念與方法更新的熱潮。在這股思潮影響下，粵人黃子平、陳平原與貴州籍的錢理群于同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提出“打通”現當代文學的大膽構想，即后來在《文學評論》上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觀念。這是相當新穎的文學史觀。它從整體上把握時代、文學以及兩者關系的思辨，表明研究者試圖打破原先文學史研究的單一的封閉模式：橫向上，把20世紀中國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總體框架中去審視；縱向上，把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向現代化過渡、轉變的過程來考察。1988年下半年，陳思和、王曉明在《上海文論》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命題，正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旗號的一種呼應和補充。

　　陳平原與黃子平同屬 “粵派批評”，但兩人使用的“拳法”隔著一層。黃子平主要著重于當代文學研究，陳平原主要在近現代文學領域內馳騁；黃子平的研究與當前評論現狀及創作實際靠近，而陳平原從事的以純理論研究居多。他的思想雖然沒有黃子平那樣敏捷，但學問扎實。他的論著有較濃的書卷氣，但他決不是靠《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那樣的早春的點滴綠色去贏得別人的歡呼和寵愛，而是以自己精心栽培的嘉林美卉受到別人的青睞。陳平原在治學之余還撰寫學術小品，借以關懷現實人生，并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使人覺得這是含金量豐富的袖珍之作。

　　“粵派批評”以思維活躍、感覺銳敏、視野開闊著稱。陳志紅、朱子慶當年曾直指“廣東文壇靜悄悄”，后來就不再“靜悄悄”，且不說陳國凱《我應該怎么辦》的發表引發了軒然大波，單說林賢治的文學和思想批評類的文章影響就非常廣泛。他的《五四之魂》與《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曾傳誦一時。“粵派批評”力求超越傳統的文學史觀，在課題的開拓、方法的創新、學科的完善和學術史的創建尤其在現當代文學史的撰寫方面他們取得了絲毫不亞于“閩派批評”的驕人成績。這方面有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以及郭小東的《中國知青文學史》，陳劍暉與著重基督教文化與曹禺戲劇研究、發起有關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學術大討論的宋劍華共同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黃修己和劉衛國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張振金的《嶺南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散文史》等。

　　這里要特別提到對嶺南散文流派和社會主義文學流派的探尋作出成績的郭小東的《中國知青文學史》。他為“知青文學”重新定義，并強調“知青文學”的題材維度，正如洪子誠所說：郭小東這一擴大“知青文學”邊界的處理，提供了通過縱向梳理和橫向比較以達到有效把握這種曲折多變的歷史進程的可能。

　　郭小東在1988年說過：“批評的衰落首先是批評的墮落，正如文明的衰落是以文明的異化為代價。”這“墮落”或曰退步表現之一為文學時評成了超級胖子，而學派或評論群體的研究則是營養不良的瘦子。有識之士認識到文壇缺乏評論之評論的弊端已日益彰顯。如果再不加強評論之評論，必將給文學評論的發展帶來損失甚至危害。為了改變這種學術失重感，筆者不自量力對“粵派批評”做出初步的梳理。我不在廣東工作，霧里看花或有不夠周全之處，我卻自信比較客觀公正。無論我的評論是否達到了一定的理論高度，但作為一直在默默無聞地耕耘著的“粵派批評”，誰也無法改變它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或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的事實。今后他們將如何繼承過去的優良傳統，在嶺南文化資源與中原視野之間保持張力，創造出新的輝煌，人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