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同”

　　文化的繼承，凸顯的是文化的連續性，而文化的連續性建基于古今文化之“同”。對古今文化之“同”的理解不同，文化繼承的路徑也就有所不同。

　　今人對“同”這一概念的理解，常常借助于“和”與“同”的對比實現。這種對比傾向于將“同”視為不包含差異性的“抽象的同一”。應該說，這多少忽視了后期墨家的貢獻。

　　從概念發展史來看，“和”“同”問題的討論，春秋時期就開始了，這一時期，人們較為推崇包含差異性于自身的“和”，而對排斥差異性的“同”提出了批評。戰國中期，和同之辯與名實之辯相結合，形成了由眾多學派參與的“同異之辯”。在同異之辯中，出現了一些極端立場——或者割裂“同”與“異”的聯系，或者取消“同”與“異”的差別，而后期墨家的同異觀，則對同異之辯中的各種觀點進行了總結。

　　后期墨家所謂的“同”，已不是與“和”完全對立的“抽象的同一”�！赌�經》認為，“同”是異中之同�！巴�，異而俱于之一也�！�(《墨子·經上》)對此，龐樸解釋說：“‘同’這個概念，是就不同(異)的東西而言的，只因為不同(異)的東西里有著某種相同，才用得著‘同’的概念；沒有‘異’，也就無所謂‘同’了�！痹凇赌�經》中，“異而俱于之一也”的“一”，可以有不同的所指，它可以指同一對象、同一整體、同一空間，也可以指同一類事物�！耙弧辈煌�，“同”也就不同�！赌�經》將“同”區分為四種——重同、體同、合同、類同�！岸�名一實，重同也；不外于兼，體同也；俱處于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墨子·經說上》)“重同”是指稱同一事物的兩個名詞之“同”；“體同”是同屬于一個整體的各個部分之“同”；“合同”是處于同一空間的兩個事物之“同”；“類同”是有共同屬性的同類事物之“同”。

　　后期墨家對“同”的不同種類的分疏，為我們理解古今文化之“同”，提供了更為多樣的視角，而這些不同的視角，昭示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路徑繼承傳統文化。

　　其一，繼承傳統文化，可以采用不同于傳統的表達方式，去傳達、保留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暗合于“重同”的繼承路徑。這種路徑可以表述為“新瓶裝舊酒”。翻譯、闡釋、詮釋某種意義上都可以歸入這一路徑。當我們用“現代語言”去言說傳統文化內容的時候，當我們用“哲學”“辯證法”“普遍性”這類“新”概念去分析傳統哲學的時候，當我們以一種新理論去研究傳統文化的時候，當我們以其他文化為參照系來映射傳統文化的時候，傳統文化的內容就在新的話語體系、新的思想框架中獲得了新生，這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獨特的繼承。

　　其二，繼承傳統文化，可以通過把文化看成一個古今貫通的整體，使得與現代文化相關聯的傳統文化要素，獲得某種存在的合理性，這是暗合于“體同”的繼承路徑。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看成一個整體，首先必須消解時間造成的古今隔閡，消解這種隔閡的典型路徑是“通變”，即“通古今之變”。馮契、安樂哲等都強調“通變”在繼承傳統文化方面的作用。從寬泛的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否定之否定、張岱年等人倡導的“綜合創新”、海外新儒家所提倡的“創造性轉換”等，也都可以看成是隸屬于“通變”的文化繼承路徑。“通變”的前提是處于變化中的(古今)文化要素具有相互貫通的整體性，二者有“一體”之同。“通變”標示著一種互系性思維，文化(包括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諸多因素，甚至諸多看似相反的因素，都因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性而獲得存在的意義。文化因素的相承相因固然是一種“通”，而相反相成、“創造性轉換”也是一種“通”，從這個意義上說，“通變”是一種可以接納諸多文化遺產的文化繼承路徑。

　　其三，繼承傳統文化，可以通過保留傳統文化要素于現代文化之中得以實現，這是暗合于“合同”的繼承路徑。這種路徑有多種表現形式，胡適的“整理國故”、毛澤東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大體上都可歸入此一路徑。其共同的特點，是認為文化或文化要素是可分析的，并且，從傳統文化中析出的文化要素，可以在相異的時空中獲得傳承、保留。這種傳承與保留，從最終結果上看，實際上是使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文化要素具有了空間上并存的“合同”。

　　其四，繼承傳統文化，可以通過揭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共性，并且發揚這種共性得以實現，這是暗合于“類同”的繼承路徑。這種路徑的典型表現是“抽象繼承法”。馮友蘭認為，哲學命題有具體和抽象的雙重意義。傳統哲學命題的具體意義是無法繼承的，而其抽象意義則可以繼承。以《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一命題為例，其具體意義是：學習了《詩》《書》《禮》《樂》等之后，要經常溫習與實習，這是很快樂的事。而其抽象意義是：無論學什么東西，學了之后，都要經常地溫習與實習，這是很快樂的事。馮友蘭的洞見在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可以具有“類同”的屬性，發現、延續這種“類同”是繼承傳統文化的一條重要路徑。(作者單位：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