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文學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湖北文學通史》是由湖北省作家協會牽頭組織，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湖北大學、中南民族大學等高校的20余位教師，歷時三年完成的。140余萬字的篇幅，呈現出湖北文學3000多年的歷史，是目前國內篇幅浩繁、體例完備的地方文學通史。該書2014年10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共四卷，第一卷“先秦至五代卷”、第二卷“宋元明清卷”均由華中師范大學王齊洲教授主編，第三卷“近現代卷”由華中科技大學何錫章教授主編，第四卷“當代卷”由湖北大學劉川鄂教授主編。近日，由湖北大學文學院舉辦的《湖北文學通史》研討會在武漢召開，來自湖北省內外的4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區域文學研究的價值與該書的意義、湖北文化與文學的特點以及該書的特點與不足等展開了研討。

　　區域文學史研究的價值與該書的意義

　　湖北大學校長熊健民說，該著理清了湖北文學3000多年的發展軌跡，整理、挖掘與分析了湖北地域古往今來的眾多名家名作甚至普通作者的作品。既是一部地方文學發展的文獻史，又是一部區域文學研究的學術史。它產生的學術價值與貢獻值得珍視。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黨組成員、副主席劉宏蘭說，這套書的出版對湖北荊楚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契機，對湖北文化的發掘與認知也有很大作用。文學是載體，該研究為荊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湖北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梁必文是該書的編委之一，他說《湖北文學通史》嚴謹地尊重史料，重視史實。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該書總策劃方方說，編輯這套書的初衷本是準備以此為基本框架，作為建立湖北文學館的前期工作。作家協會除卻參與組織文學活動，還應該做一些史料研究與留存工作，為文學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隨著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在中國的推進，區域文學研究是否有意義，“湖北文學”能否存在，在何種程度上存在，是專家學者普遍關注的話題。雖然有學者表達了上述懷疑，但同時也肯定了該書的研究價值。華中師范大學王先霈教授盡管也表示懷疑：究竟存不存在所謂區域/湖北文學史？區域文學史在什么程度上有價值？但同時他也以當代陜西作家的良性競爭說明當代文學創作與地方文化環境的密切關系，以及區域文學生態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性。華中師范大學王又平教授則從“史的功能就是合法性論證”觀念，充分肯定了區域文學史的研究價值。他認為：在價值混淆、變動不居、常規打破、新現象層出不窮的時期，就有寫史的沖動。因為無定論就不敢說，是對歷史的懈怠。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北文學通史》不管從空間上地域界定的難度，還是時間上這么長、這么切近，都是很不容易的。中國地理學會會長、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曾大興教授則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對“區域/湖北文學”做了學理化的界定，他從三個方面區分區域與地域：區域是人為劃分的、邊界清晰的、內部自然人文特點不盡統一，而地域是自然形成的、邊界模糊的、內部自然和人文特色大體統一，所以“湖北文學”是區域文學，“荊楚文學”是地域文學。他充分肯定了區域文學研究的意義：可以總結區域的文學傳統，培養地方文化的認同感，意義不僅是文學的，更多的是文化的，是個很大的文化工程。武漢大學文學院於可訓教授認為該書廣泛地收集第一手資料的工作確實相當困難和復雜，表明編寫者的耐心。經典化過程中如何闡釋確實有很大困難，各卷之前的概說寫得尤其精彩，對于研究湖北文學有很大的啟發。

　　文學史觀、體例、史料搜集等方面的特點

　　文學史編寫應秉承怎樣的文學史觀？地方文學通史應選取怎樣適合的體例？史料的收集和歷史書寫該以什么態度進行？與會者還就該書在史觀、體例、史料搜集方面的特點展開了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賀紹俊教授認為，該書的體例“大膽”，表現在兩三千年的古代文學史占了兩卷，而只有60年左右的近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各占一卷，這種“厚今薄古”的文學史寫作，提供了一種新的文學史方法，即以當代文學史為立場、視角的寫史方式。他認為這種努力的結果是客觀體現文學“經典化”的文學史寫作。這種“經典化”，在古代文學卷做的是“闡釋經典”，近現代和當代卷做的是“經典化闡釋”。四川省作家協會《當代文壇》雜志副主編楊青認為，該書具有還原歷史、兼容并蓄、視野高闊的文學史觀。通過詳實的史料收集還原歷史，提供了新的意義和價值標尺，有利于讀者通過文學史觸摸到歷史的真相。南京大學文學院黃發有教授認為，該書在史料搜集上下了很大功夫，如抗戰時期武漢文學的特殊地位，十七年時期《長江文藝》《湖北文學》通訊員的設立，文革時期一些工廠編的武漢贊歌、向陽湖干校文學，周勃的文藝批評等，都對湖北文學與湖北社會、歷史、文化的深層互動關系做了深入的研究。武漢大學文學院陳美蘭教授作為該書的顧問之一，結合自己在指導編書過程中的體會，談到區域文學史的選編觀念問題。她認為《湖北文學通史》對作家、作品的選擇貫徹了兩個標準：一是地域對作家、文學的孕育。湖北的山川地貌、人文風景、社會情緒等地域特點會對文學產生影響，所以不管是本土作家或是湖北生活過的作家，只要是受到湖北文化、地域環境的孕育，都可作為湖北文學收納在內；二是某時間段里作家對當時文學的影響。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也是用這種觀念來貫徹，即文學不斷被歷史所肯定，又不斷被歷史所淘汰。這種文學史觀在今天看來還是有它的特點。武漢大學文學院王兆鵬教授認為，這部文學史有三個“面向”，即面向湖北作家在本地寫的文學，面向湖北作家在外地寫的文學，面向外地作家在湖北寫的文學，實屬難得。

　　湖北文化與文學的特點

　　湖北文化與文學有什么特點？楚文化對湖北文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賀紹俊認為隨著全球化，地域的封閉性越來越小，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也越來越小，但地域文學的話題還是存在的，一方面地域性更多地體現在行政性上，地方文學機構對地方的文學影響會很大；另一方面，雖然地域文化特征在外在形象的展現上越來越淡，但內在的文化基因仍然具有明顯的傳承性，文化精神的研究仍有可為，比如湖北現當代文學就受到楚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湖北文學有多樣性的特點，不同特點又能和諧地相處，每種特點都不極端，有互補的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融會貫通。這種不走極端但又融洽和諧相處是湖北文學的特點。曾大興認為湖北文學是有主體、基本的風格的，那就是楚文化的風格。具體到文學方面，楚文學的基本風格是理想主義和浪漫情懷，這種風格的形成和楚地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楚人在夏商周時期受到歧視，所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終于有了楚莊王“問鼎中原”，楚國也成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之一。楚地民間有“不服周”的說法，代表楚文化中一種強烈的自信和理想主義精神，屈原就是典型。黃發有說，看了通史古典文學部分，一個外地人能感受到湖北這塊土地的神奇、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學的豐厚資源，楚文化對湖北文化的影響值得重視。中國作家協會《文藝報》評論部副主任周玉寧說，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據考證是楚地風俗，可以看出楚地文化是很浪漫的，這種風俗在方方和池莉的市井小說中得以延續和體現，楚地人這種熱烈的生活方式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