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意義

    大多數情況下，我是不看當代國內寫的所謂文學批評的，無論是在閱讀與此有關的文學作品之前還是之后。之前看，并不能引起我的好感，之后看，多數情況下會使我感到沮喪。
　 　當然，一些經典的或零星的文學批評除外。上學的時候，格非老師講本雅明，他帶領大家析讀《講故事的人》，之后我便不自覺地沉迷于列斯科夫，記得那個課堂之后的好幾個夜晚，我和小伙伴在路燈下一邊朗讀《巧妙的理發師》一邊大聲地笑，后來因此還把大部頭的《大堂神父》給讀了，那種天真自然的民間氣息至今猶不能忘懷，顯然，這是本雅明的文學批評給予的審美上的引申。那么，閱讀文學作品之后呢？前兩年，我無意間沉迷于閱讀勞倫斯，然后幾乎看遍了他所有的翻譯過來的作品，因此還在舊書網上購買到了他的英文版的詩集。搜羅殆盡之后，不免想要更深地了解，于是翻閱各種所謂批評和研究。幾個研究勞倫斯的小冊子，都幾乎沒有什么印象，還在網絡上看到牛津大學Catherine　Brown的公開課，她討論勞倫斯、弗洛伊德甚至和宗教之間的深邃關系。現在回想起來，也還是印象全無。最近，讀到英國作家杰夫·戴爾的《一怒之下：與勞倫斯決斗》，這本談不上小說也談不上散文的“文體上無法歸類”的作品，使我感受到作者的真誠，或者說，另一種意義上的文學批評的魅力。
　　其實，文學批評并不神秘。杰夫·戴爾曾經引用喬治·斯坦納的話說：“對藝術的最好解讀是藝術。”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那么，對它的批評也仍然需要一種屬于藝術的語言。正如勞倫斯所說，文學批評的目的在于使得文學故事的復活。一個純理論化的毫無生機的文學批評并不能給人們以文學應該有的啟示，這些年來，為了拓展文學研究的范圍以容或更多的教授和研究生，為了推進日益艱難的文學研究以完成各種項目和科研成果，或者，為了某種奇怪的野心饑不擇食地到處跨學科尋找材料，我們習慣于從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地理學、性心理學、倫理學等各個層面研究或解釋文學，但結果是，它更多地不過是這些學科的刀俎上的一塊肉而已。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是能夠理解文學，能夠與這個文學作品對話，能夠把握它的靈魂而將其轉化為另一種全新的可以與之親吻的文學創造，無論是對他靈魂的美的把握還是對它的缺陷的刻毒的意味的升騰。而即便使用那些輔助性的學科手段，它們也不是文學批評或研究的目的，而是首先容或在這樣一個帶有宏大氣息的文學表象之中，并成為這一汪洋大海中的和諧存在而已。
　　最近在看奧地利作家伯恩哈特的作品，他在《歷代大師》中歷數了他所敬仰的藝術家（包括文學家、哲學家、音樂家、畫家等等）的致命缺陷，他說：“我們真正喜歡的書只是那些不完整的、雜亂無章的和茫然無助的。”這才是藝術的真實所在，“我們要去反復聽巴赫，聽出來他是怎樣失敗的，去反復聽貝多芬，聽出他是如何失敗的，即使莫扎特，只要我們反復聽， 也能提出他是如何失敗的”。這些缺陷者、失敗者、局部者，恰恰構成藝術的本質所在，只有在批判中才能建立對這些藝術家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敬仰。正如繪畫，他說，一個批評家面對藝術品是“一位謙虛的啟蒙者、講述者，他讓藝術作品向其觀賞者敞開，而不是通過胡說八道將其封閉”。（托馬斯·伯恩哈德：《歷代大師》，馬文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然而，在我們的文學批評環境中，還存在著很嚴重的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不用說別的，首先， 就連“文學是什么”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開始變得十分模糊起來。在這個浮躁、數字化、以讀文學為無用而引以自傲的社會，這顯然是一種“知識障”在作祟。在文學中，大多數研究者或批評者已經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和靈魂，只是作為一種看起來很嚴肅的學科在研究。結果，這種僵硬的隔靴搔癢的文學閱讀或者進入辦法，自然導致僵硬的、急切的肢解和分析的破碎后果。我們常常在很多文學批評中，看不到人，看不到生活，看到的是，更多的自以為是手段高明的蠢貨，在賣弄著他所知道的一切前沿的研究，然后揚言自己是如何高明地推進了他們的研究。這種“滾雪球”式的研究辦法，已經使得文學作品最初的生命力的綠色幼苗扼殺在冰冷的“雪球”核心，然而，他們仍然枉顧所以，孜孜不倦地，著作等身地戕害著原本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用杰夫·戴爾的話說：“你將它送入墳墓然后去參加學術會議，那兒聚集著幾十個別的學術掘墓人想要殺死里爾克并把他送入墳墓。”（杰夫·戴爾：《一怒之下：與勞倫斯搏斗》，葉芽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2月）
　 　目前，我們大多數的研究者不屑于就文學而談文學，他們認為那樣太淺，太感悟派，太不時髦，太不足以構成框架，也不足以撐起他們實際上已經死亡了的根系框架。這是現在文學研究界的誤區，也是批評界的誤區。記得筆者在學校參加有關魯迅研究的論文答辯的時候，對我的論文提出最多質疑的便是：文本分析很細膩，但缺少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體系，以至于結論太弱，不足以推進新的理論成果。我曾反駁說：在我眼里，魯迅首先是一個文人，其次才是別的。另外一個參加答辯的教授滿含鄙夷地冷笑說：什么是文人？我說：文人就是文學本位，不是政治的、歷史的、理論的，后者只能被囊括其中，但不是目的。這些文學理念上的遭遇，恰恰使我感受到了文學正在從“研究”的夾縫中丟失它本來的意義：我們已經不知道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人”。作為批評主體的學院派研究者，他們占據著足夠的閱讀視野和閱讀資源，卻缺少了最起碼的藝術感知能力，文學的教養者如此，更不用說大批的文學研究生和普通的文學教育的接受者。這是一種可怕的現象。不能夠理解文學，便不能夠理解生活，反之亦然。
　　因此，文學批評也大體進入一種灰色的僵硬的理論地帶、權力紛爭地帶、派系分割地帶，而真正的批評者鮮少是真正的文學閱讀者，真正的生活感知者，真正的通過文學來陶冶靈魂者。在這樣一個全球化、諸國文學隨時可以被譯介過來的時代，生活和藝術的感知的匱乏更顯出我們的悲哀，更不用說與此密切相關的文學批評乃至文學批評的個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