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怎能給自己看精神病？

    一個多月前，文學報陸梅讓我為《新批評》欄目寫篇文章。我先是猶豫，說忙。其實我一直都忙，但也從沒間斷過批評這批評那。很大程度上是不知寫什么。忽然有一天，看到曠新年批閻連科的文章，于是我有話要說，就寫起來了，這文章就是《當我們談文學時談什么？》，竟然還獲得了新批評優秀評論獎。有朋友揶揄我：你這是搶評論家的飯碗。
　　我當然沒有覺得自己就是評論家，我只是偶爾混跡評論場。這混跡十多年前就開始了，當時我是一個“愣頭青”，寫了篇《我們的文學真缺什么？》投給《南方文壇》，竟然被發表了。《人民文學》與《南方文壇》聯合搞“全國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2004年，第二屆吧，也把我叫去了。會場排列甚有意味：一邊作家，一邊批評家。《人民文學》算我作家，《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則說我應算批評家。
　　愛做理論思考，使我的小說寫作也受影響。我的長篇小說《大勢》，雖然寫的是非理性人格，卻是用理性構筑的，有批評家說，它是中國最具理論含量的長篇小說之一。其實早在上世紀八十代，我第一部完成的長篇小說《饑餓》，就是受了當時理論界論證的激發，當然現在看，多少有概念化傾向。
　　雖然如此，我本質上還是寫小說的。我的思維如同脫韁的野馬，用我當年中學語文老師陳家盛的話說：“天馬行空。”這種思維方式，到我后來七混八混，混不下去，不得不讀博時，顯示出了危險。我的導師孫紹振雖然欣賞我，他自己思維也不受拘束，但畢竟關系到學術規范，所以他給我上第一次課，就是拉韁。三年讀博，我一邊被學術規范，一邊仍不肯就范。這使得我意外看到了兩邊的風景。我從作家立場看批評，又從批評家立場看寫作，看到了既賣矛又賣盾。倒并非“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而是，批評與創作本就是無效的交鋒。
　　批評家是理性的，不理性就沒有資格當批評家，很難想象一個批評家不講事實、思維混亂、顛三倒四。批評的任務幾乎都在論證對方是不符合事實的，真理在我手中，聽我的沒錯。高端的批評還具有思想的力量，所謂思想，是達到理性威懾力的巔峰，令人仰止，令人不能不匍匐，但這并非對神，因為出思想的是人，是超人。某種意義上，思想通過僭越神性，具有無可辯駁的力量。
　　但文學作品里不同，雖然寫作也是表達，然而卻是無表達的表達；雖然寫作必須有思想，然而是“思想感”。用思想照亮文學，一如用宗教照亮文學，風光無限，但也進入危險之境，作家必須固守“思想感”，小心把“思想感”變成“思想”。“思想感”和“思想”的不同，是作家與批評家進入思想領域的區別。因為這個區別，批評家雄辯，而作家靜穆。作家直覺到顛撲不破的理論的破綻，但他無力指明，他只能說：“理論是枯燥的，生活之樹常青。”但這話不能救作家，這話挺的是生活，不是寫作，寫作并非對生活亦步亦趨的描摩。但歷史的事實確實證明了，到頭來理論死了，文學作品還活著。那么為什么作品果然“常青”？因為它一開始就不期許真理。所有的振振有詞最終都會被證偽，所有的大包大攬，最終都會捉襟見肘。
　　但即便如此，批評家會反駁：混亂的，瘋癲的，變態的，壓根就沒有探尋真理的你，就正確了嗎？當然不正確。值得指出的是，追求真理，就必須以真理為價值，真理會衍生出價值觀的要求。真理求“真”，價值觀守“正”。但作家既不求“真”，也不求“正”，作家是在不求正確中，確立了文學倫理上的正確性。這陣關于賈平凹《極花》的社會倫理討論，就涉及到這問題。文學倫理不是社會倫理，作家沒義務為社會指出合理的道路，甚至沒義務思考社會倫理。面對復雜的現實，作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抵抗。并非以正義抵抗邪惡，而是在虛無中抵抗。就像西緒福斯，就是要把石頭推上去。因為永遠無結束，永遠無法勝利，因此也永遠未達失敗。作家寫作，他正在進行，他掙扎，他用掙扎獲得了正當性與合法性。
　　哪怕是具有宗教思想的作家，也必須在宗教思想中掙扎。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皈依天主教，他的《沉默》讓人想到《約伯記》，但約伯是有出路的，同樣信仰上帝的洛特里哥卻沒有出路。遠藤周作讓上帝沉默，上帝沉默，讓宗教進入了文學。
　　批評家要指明出路，作家不理睬出路，這使得批評家與作家不能尿在一個壺里。
　 　只是，我們畢竟生活在以理性為價值的世界，作家在拒絕批評家發出的思想時，常內心不自信。作家會像個對大人耍賴皮的小孩，幾乎所有作家都覺得自己說不過批評家。當然作家也可以反擊：你會說，你會寫嗎？這倒未必是事實，其實批評家大多數也是創作過的，有的在寫批評文章的同時還在創作。有人說他們寫得不成功，這仍然未必，只不過，他們偏重于理性的思維。有人會說，理性進入創作就是謬誤，但其實，作家對理性進入創作還是認可的，甚至是崇敬的。只是不要批評到我，用理性把作家表揚得頭頭是道，作家還是很受用的。這樣，作家就又經常在乎批評家說什么？比如技藝上的分析。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文藝理論 都是由搞理論的人分析出來的，并且基本上是從理論到理論，至多是搞理論的人從作品分析出理論，再從此理論到純粹的理論。批評家理性思維強，容易把問題分析清楚，容易條分縷析。不像作家一腦子漿糊，讓一腦子漿糊的作家把問題說清楚，基本不能做到。于是作家也仰息于理論家分析的成果，特別是作家能聽得懂的寫作技巧。中國的作家，絕大多數只是知“器”的寫作者，不是知“道”的寫作者。雖然“道”是我們古老的概念，但這個“道”被搞得玄虛，不頂用，而中華民族恰恰又是很講實用的，于是批評家的腦袋顯得珍貴了。批評家會把問題分析得頭頭是道，讓作家雞啄米一樣點頭。作家和批評家雖然常發生抵捂，但在價值取向上是一樣的，這對冤家實際上是同體對立。批評家挑作家作品的缺陷：不自然，還必須完美；作家也追求自然、完美。但創作上，所謂自然和完美是可疑的。
　　批評家所指的不完美之一，是不豐富。批評家往往會對作家說，你還可以做得更多，更多即更好。比如批評家批評作家作品面目單一，如果這單一只是指作家創造無能，那么應該批評；但如果只是指作家固守著自己的關注點和寫作風格，那么就是出于批評家角度了。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作家就必須有死死糾纏甚至終生不能擺脫的關注點，比如列夫·托爾斯泰、魯迅，一個作家的寫作面目就必須鮮明，一見作品就認出誰寫的，比如卡夫卡、海明威，作家一思考，就是這種方式，一出手就是這樣的作品。
　　順便說一下，對作家的這種要求，在讀者那里也有。其實讀者和作家的標準也是不一致的。作家不是產品的制造者，作家和讀者不是供需關系。作家也忌諱開雜貨鋪。作為消費者的讀者希望的是進入一家餐館，天南地北的美食都能吃得到。但是，那種能夠做出天南地北美食的餐館，一定不是好餐館。作家跟讀者的關系只是戀人關系，可遇不可求：能接收到我的秋波，才是我的讀者。
　　回頭講批評家和作家。一個寫作者，經過了一定的寫作訓練，他就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斷，他就知道該怎么寫，如果不知判斷，只能說明他沒有訓練到位。作為一個創造者，不知道自己該怎么做，那他還寫什么？訓練到位了，那么他就走自己的路了，哪怕一路走到黑，他已經擁有了黑暗中辨認的眼睛。他沒必要戰戰兢兢按照批評家的指點，拿著橡皮擦修修改改。
　　但批評家仍然必須說，不說，是他的失職。
　 　有時候我納悶，上帝為什么要安排作家與批評家這對冤家？既生瑜，何生亮？但上帝是對的，上帝創作這對冤家，一方從理性，一方從感性。一方要框住，沒有框住，言說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學理論如何誕生？但一方要掙脫，就是不能被你框住。也因為作家掙脫，理論得以更新，批評獲得了新的成果。讓作家與批評家糾纏不休，是上帝的惡意，也是上帝的深意。
　　但可惜的是，我們的寫作者不能領悟上帝的深意。要么像一個沒文化的老農無視城市文明一樣，無視批評，要么，就是在批評面前跪下，對理論、對技術，對那些理性的東西臣服不已。尤其是新的寫作者，他們是幸運的，初涉寫作就受到正規的完整的訓練，但這也造成了他們的不幸，使得他們被囚禁其中，沒了野性。他們談起名作一套一套，自己寫的卻沒有意思。不是不好，好，但沒有意思。他們說起名家的創作思想，如數家珍，但自己的想法在哪里？他們說起文學，引經據典，頭頭是道，過度闡釋，把感受分析成了理智，把血肉剔成了白骨。知道我們當年讀大學最笑話什么嗎？作品賞析。一首唐詩絕句能夠賞析出幾千字來，老師在上面搖頭晃腦，同學在下面訕笑。我們不是好學生，不是好孩子，寫作者就不該是好孩子。但是現在年輕的寫作者，很多都是好孩子。
　　老實說，我們的文學越來越充裕著死亡氣息。
　　也許不是文壇死了，而是我瘋了。我以瘋寫作品，又以瘋寫批評，所以我聲明，我的批評不能算是批評。精神病人怎能給自己看精神病？
　 　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對批評家說，寫作具有精神病性。我期待批評家理解作家的精神病性，理解偏執、包容偏執、鼓勵偏執，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批評家的天職。我一路寫來，我很幸運遇到了一些這樣的批評家，比如賀紹俊，我至今記得他對我說：“希我，就這樣寫下去，你就是大家！”
　　我不知能否成為大家，但不想當大家的作家不是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