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作為一種批評

    讀到奧斯卡·王爾德的一篇藝術批評文章《謊言的衰落》，對話體例，是王爾德兩個年幼的兒子西里爾和維維安，在英國諾丁漢郡一棟鄉間宅邸的藏書室里所做的“對話”。實際上，就像你一眼就能看出的那樣，這篇標注的副題即是觀察評論的文章，無疑是王爾德“杜撰”的，無論人物、場景都只是他的假定而已。那問題就來了，王爾德為什么要虛擬對話，來發表他的批評言論？
　　說來這不是什么令人費解的問題。答案無外乎是，倘是寫成獨白式的文章，沒能容納王爾德豐富而駁雜的思想，唯有虛擬一個對話，他才能自如地發表那些驚世駭俗的見解。如果說，他還能有什么私心的考慮，許是披上對話的外衣，使得他那些指名道姓的批評，看起來不那么觸目驚心，也多少能緩解他批評的焦慮。說實在，是不是王爾德開了自我對話的先例，我沒做過考證，不過的確看到一些后來者襲用了這種形式，但效果大抵不怎么理想，要么淪為自我炒作的文字游戲，要么給人感覺還是一個人的自說自話。如此倒不能不佩服王爾德的“技藝”了。
　　很顯然，體現在王爾德的這篇文章里，對話即是批評。而這一點，是有必要強調的，因為對話也會用以變相的吹捧。但說對話是批評，不見得就高估了對話這種體例。要從本體論上說，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對話，而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批評又何嘗不是一種對話？當然，在全媒體時代，如王爾德這般的自我對話是越來越少了，比較常見的是兩人或多人的對話。倘是以音樂來做個不恰當的比較，如果說讀獨白式的批評，是聽一個人的獨唱；讀兩人的對話，就好比是聽四手聯彈；讀多人參與的對話，就像是聽交響樂了。就拿《奧斯維辛之后，寫詩如何不是野蠻的？》這個對話來說吧，聽寧肯、陳聯營、陳偉、袁勁梅、梁鴻、余澤民的“你說、我說、他說”，在我感覺里就仿佛是聽“六個六重奏”。那我這個主持人是干什么的？當然，我不是什么音樂指揮，因為在對話里，壓根就不該有什么指揮，它整一個就是“有主題變奏”。 所以，主持人說白了是個打雜的，無非是準備樂器，暖暖場，搬搬道具，報報幕，說說串詞，偶爾伴奏，還不時調試燈光或音響什么的，像一個隱形人，不見其蹤，卻能感知其影。他用看不見的手把握節奏、調和氛圍，讓對話自如地像河水一樣流淌。還不止是這樣，有時他還得像野孩子一般搗亂，給對話“制造”一點障礙，就好比是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春之祭》里，非如此不可地夾帶一些非音樂的音樂，又好比是在緩緩流淌的河道上截流，如此才會有放開水流時“抽刀斷水水更流”的絢麗奇觀。當然了，如是等到謝幕，有時不免得走上臺來說幾句題外話，卻因思緒紛雜，彷徨四顧也不知該從何說起。
　　我確乎是有點偏好對話這種文體了，除了主持多人參與的對話，做的更多的是兩人的對話。有朋友就問我，為什么不寫寫批評文章呢？看這問話里的意思是，這些對話中有一些提問，把它獨立出來再做些補充和闡釋，就可以寫成一篇篇獨白式的批評文章了。這樣省力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我一般會找理由說，我想表達的，在提問里都表達了，再展開就重復了。但往深處想，很可能是我的審美感覺，正如蘇珊·桑塔格在一本書里寫道，她所寫的———還有她所做的———一切都必須是艱難地從錯綜復雜的狀態的感覺中獲得。而這種感覺，對我來說又有如網一般相互聯結的多個面向。如果說，面對一個文本，就是面對一個完整的世界，要只是從一個或幾個面向切入，就會犧牲這種感受的全息圖景，這會背離我面對一個文本時生成的原初的真實感受，對話卻能讓這些感受最大程度留存。
　　而換個角度看，我服膺尼采說的，最最深刻、最最豐富的書籍總是擁有一些類似帕斯卡爾《思想錄》中具有格言特點的突如其來的思想。由是，在他自己所有的書中，所有的章節里，都只是一個個段落的集錦。米蘭·昆德拉說，那是尼采為了讓一個思想由一口氣息說出；那是為了照著它當初迅速地連蹦帶跳地來到哲學家腦中的那個樣子把它固定于白紙黑字。而這一個個段落也未必是沒有矛盾的，我要做的是讓這些隨談話的機鋒而不斷變換著面貌的對話成為矛盾的統一。這正應了桑塔格在談到自己運思的過程時說的，這個，對。但那個也對。其實并不是不一致，而更像是轉動一個多棱鏡———從另一個視角來看某件事。而讓一個個文本透過多棱鏡，在當代文學的長廊里留下豐富斑斕的光影，這是誠實的對話有可能做到的。
　　既如此，對話能給我們帶來什么？要我說，對話如果說有什么重要性，就是它提供了我們彈性碰撞、自由爭論和激發思考的空間。以我的理解，我們渴望棲居的世界，從根本上說是對話性的，由對話才會走向真正的包容與理解，而文學因其天然的民主性、多元性、開放性，為 自由平等的對話提供了最好的場域。文學的創造重要若此，正如喬治·斯坦納感嘆，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馬佐夫兄弟》，誰會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復敲打最敏銳的洞見？
　　但敲打依然是值得的，與創造媲美的會心的敲打更是可貴的。就像是《神曲》里于人生中途迷路的但丁，由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靈魂，引領著穿過地獄、煉獄，得以遇見情人貝阿特麗切的靈魂，共享游歷天堂的榮光。對話者正是那個引路人，在你的追索和敲打下，領著你奮力向上，要最后有幸得到文學女神的青睞，恰可以一道探究文學創造的秘密和福祉。這并不是說對話者掌握著最終的闡釋權，有時甚至他會迷惑于在對話中對自己的創造竟有如許的發現，但如是以闡釋某種意義上即對話論，一種被批評或言說的對象同時在場，而非被缺席表揚或審判的批評或言說，卻無疑是值得珍視的。在對話里，你能看到對話者，亦即那個引路人的在場，并真切地感覺到對話雙方一種充滿可能性與創造性的張力，這在當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不能不說在眼下這個聒噪的小時代里，批評是難的，對話也是難的，難就難在我們太習慣于假裝沒正經的八卦、吐槽和閑聊，也太習慣于一本正經的演繹、推斷和論定，我們確乎是越來越不知道該怎么去真實的思考了。禪宗有言，祖師對初學者常不問情由，當頭給以一棒，以考驗領悟佛理的程度，所謂的“當頭棒喝”，于情于理都不是我能做到的，反倒是我這個初學者，更需要高人的棒喝，以促我警醒，但禪宗的這種態度，卻是我們都可以借鑒的。在對話里，不妨把棒喝作截斷或懸置解，我經常做的就是懸置決絕的判斷，讓確信變成懷疑，讓結論變為前提，讓很多看似完成的事物，在行將結束的地方重新開始。我也會不時打斷對話者一個人的“獨白”，讓自己的聲音，讓更多的聲音參與進來，讓這些聲音與聲音碰撞，形成復調、變奏與交響。我知道這會讓本可以稀松平常的訪談變得異常緊張。但我相信這緊張里，隱藏著思想的本質，而它總會在緊張到死的最后一刻呈現。我試著盡可能誠實地記下這些對峙、矛盾、駁難，因此也更顯五彩斑斕的聲音，也試著以此開啟一個有著更多真實和可能的世界。
　 　由此想到無論東方西方，古時候的人們是好對話的。孔子終其一生述而不作，喜好在某片原野里的某片樹蔭下與弟子對話，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根據他生前言論編撰而成《論語》，整一個就是對話體。差不多同時代的蘇格拉底，與孔子不約而同的述而不作。他最喜歡干的事，是站在希臘雅典的某個街頭找人對話。那時的對話有著曠野的回響。及至到了狄德羅生活的時代，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仍沉迷于在路上的對話。然后又是過了許多年，對話“回”到了室內，就好比王爾德虛擬的對話，雖在鄉間，卻還是退避到了藏書室里，對話確乎是變得越來越局促了。生活在后工業時代的人們，即使在夢里回到往昔歲月，也該是無法重現那令人心向神往的對話場景了吧。我們惟有眼光向前，去看更遠更好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