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的審美標準：一個實踐性的課題

　　審美標準作為新詩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自其生成之日起，就與人們的認知、理解和詩歌之美緊密聯系在一起。主體的介入和審美客體的存在，是審美標準建構的前提與依據。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文化心理和特定對象審美特質制約，任何一種審美標準的確立，既具有主觀性和相對性，又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新詩的審美標準可主要從“時代標準”和“普遍標準”兩方面加以考察，除“時代標準”和“普遍標準”之外，新詩的審美還在具體言說時帶有鮮明的“個人性”。

　　隨著“紀念新詩誕生百年”的主題活動在各地召開，新詩的歷史成就、藝術水準、現代性與合理性等問題又重回人們的視野。相比新文學運動以來其他文體形式，新詩的道路曲折、坎坷，爭議最多。新詩遲遲沒有建立起令人滿意的文體形式，使新詩的傳統、概念等問題長期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這自然不利于新詩創作與研究的發展。中國新詩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歷史，一個世紀的創作實踐已為其理論探索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在充分結合新詩實踐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前提下，筆者認為：圍繞新詩而產生的諸多有爭議的話題，其實都可以通過歷史的、客觀的、辯證的分析加以闡釋、得出適當的結論；而在此過程中，使用理性的、動態的眼光去看待新詩尤為重要。

　　審美標準作為新詩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自其生成之日起，就與人們的認知、理解和詩歌之美緊密聯系在一起。主體的介入和審美客體的存在，是審美標準建構的前提與依據。受一定社會歷史條件、文化心理和特定對象審美特質制約，任何一種審美標準的確立，既具有主觀性和相對性，又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結合以往的一些著述可知：新詩之所以遲遲未能建立起系統、完整的審美標準，主要與具體識別過程中人為地“割裂”詩歌傳統，沒有采取整體的、發展的角度去看待新詩有關。毫無疑問，新詩要在詩的范疇內解讀才能獲得合理的認識，而“詩的范疇”的確認其實已然決定新詩應當有自己的傳統和現實，有詩與非詩的分野。新詩或曰現代詩歌雖以反叛古典詩歌傳統的姿態于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誕生，但從中國詩歌歷史的視野來看，它仍是中國詩歌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時代、文化等外力因素的影響下，新詩的崛起雖使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呈現出新的面貌，但它的出現不過是在遵循文學內在演變規律的同時深化了中國詩歌的傳統。只要對比中 國古代從漢樂府古體詩到五七言律詩、從唐詩到宋詞的演變史特別是其初始階段，所謂“反傳統”自身最終成為“傳統”的有效組成部分，我們便不難得出新詩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及合理性。當然，在此過程中，我們必須承認如下一些事實：其一，胡適作為新詩“嘗試”第一人，其思想、觀念之新的意義遠勝于其白話詩的具體實 踐，這一客觀事實造成新詩起點不高、實踐大于藝術。其二，新詩作為一個新生兒，雖貌似反叛傳統，但實際上一直被籠罩于強大的中國詩歌傳統之下；談及新詩的語言、形式等問題總會自覺、不自覺地與古典詩歌進行對比，始終是在認知層面上困擾新詩的難題之一。其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詩歌創作受時代的影響從而形成特定時代的創作主潮；然而，特定時代出現的詩歌主潮凸顯的只是一種符合時代標準的審美趣味，從長遠的歷史來看，它不一定能夠成為建構廣義詩歌審美標準的依據。

　　新詩的“時代標準”

　　與“普通標準”

　　鑒于新詩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新詩的審美標準可主要從“時代標準”和“普遍標準”兩方面加以考察，而具體談及新詩的審美，還需要區分美感與美學層面的辨析。以近20年新詩的發展趨勢為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新詩由于受到消費時代、快餐文化和網絡技術等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呈現出文化的傾向。新詩從純文學的領域向更為廣闊的文化領域擴張，一方面再次證明了時代與詩歌之間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則使詩歌在美學層面上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進而影響到詩歌的審美閱讀。上述可以從“時代標準”去探討新詩的現象，既包含著新詩審美走向多樣化的可能，也包含著某種詩學上的“冒險”。結合近年來部分學者質疑許多新詩創作、網上關于某些迅速走紅詩人的爭議等現象，我們似乎應當對這一時代的詩歌寫作進行反思或曰至少保持某種警覺。詩歌審美程度可以有高下之分，但卻只有在審美的范疇中談才有意義。熱議甚至夸耀一些表面上徒具詩歌形態、實際上毫無美學價值的詩，最終只能混淆、破壞詩歌應有的審美標準。與此同時，即使是談詩歌審美的“時代標準”，也不應當過分考慮詩人身份、評論者的推崇。從長遠觀點來看，詩歌審美的“時代標準”只能取決于歷史，取決于詩歌本身以及那些常常被忽略的沉默的讀者。

　　由此看待新詩審美的“普遍標準”，鑒于詩歌審美離不開讀者、具體作品及相應的鑒賞關系，就詩質、詩性的角度而言，通過語言、形式、情境、韻致的雕琢營造出詩歌本身的美感仍是新詩無法逾越的、帶有普遍意義的審美標準。盡管，在具體呈現時，每首詩可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但上述關于詩歌自身及其鑒賞層 面的真善美是不能缺失的。也許在許多人看來，以上的提法并無新意，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言的新詩的審美標準不僅是一個理論命題，還應當是一個實踐的課題。新詩處于中國詩歌的晚近階段，不斷處于發展變化的狀態之中，這使得處于其中的研究者歸納其審美標準時總不免帶有很大程度的滯后性。但無論怎樣，新詩作為中國詩歌之一部，需要符合中國詩歌的美學標準，否則必將會與讀者閱讀習慣產生牴牾同時失去自身的美感。同樣地，新詩作為具體的藝術品，要遵循藝術美的共同標準，新詩可以通過探索和實踐形成新的審美特質，但這種特質只是豐富了詩歌鑒賞中的審美論域，而不能徹底顛覆詩歌美的本質及相應的審美思維。

　　新詩的個人性

　　除“時代標準”和“普遍標準”之外，新詩的審美還在具體言說時帶有鮮明的“個人性”。這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涉及詩人的風格、心態和鑒賞者的學養、趣味、習慣等多個方面，限于篇幅，此處不再一一展開。確認新詩審美標準具有多層次的特點之后，我們所要面對的自然是如何呈現新詩寫作中的美感問題。直觀地看，新詩使用的是現代漢語、形式是分行的自由體，新詩現代、自由而靈活的特點，決定其可以通過語言、形式以及具體的手法，呈現自身的美感。新詩的美感在具體分析時自然需要歷時性的逐一舉陳，但僅就閱讀本身而言，其美感的實現往往是共時性的。優秀的詩作往往是在語言、節奏、結構和手法的共同作用下，抵 達美的境界。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之所以被稱為新詩的經典之作、廣為人知，其理由正在于此。美的詩歌離不開詩情、詩語、詩境等的共同作用或至少是對其中一個方面的強調，新詩之美不僅對詩人的素養和藝術能力提出要求，而且還在實際上對鑒賞者及其有效傳播方式提出相應的要求。

　　需要強調的是，新詩由于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存在以深度和難度取勝的趨向；除此之外，重視立意、思想、主題以及采用寫實手法的作品也在百年新詩歷史中占有重要的比重。這些作品如果按照中國古典詩歌美學角度來看，多半會因“意境和時間感的割裂”而造成美感缺失，但是，如果從美學角度看待其包含的藝術美，那么，悲壯、雄渾、蒼涼、崇高等也可以作為衡量這些詩篇的美學標準。上述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截然不同的兩種判斷，其實說明新詩的審美標準因時間、地點、讀者等原因，一直是一個相對的命題。“好詩”是否為新詩的審美標準提供依據？“好詩”、“優秀之作”可否等同于“美”的詩？其實還對“美”的標準本身進行了追問。所幸的是，眾多詩人的實踐已為人們談論百年新詩的審美標準提供了典范之作，但無論就時間還是就豐富性的角度來看，新詩的審美標準還需要不斷的歷史化。新詩的審美標準是詩人、作品、讀者、鑒賞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不由得讓我們對它們特別是它們的未來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