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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語
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本體”應該是每一個從業者的基本常識,但卻成為當下文學批評的一個問題。我們并不否認,文學生態、文學制度以及文學的社會意義、歷史價值、精神內涵和哲學意蘊等等都是文學研究的題中之義。但也應該看到,如果我們對于文本的文體、語言、形式、結構等文學的構成要素缺乏基本的審美感受、體驗和判斷能力,不能以“文學”對待文學,文學批評和研究作為獨特的審美實踐就失去了其價值和意義,其存在的理由將會被質疑。“回到文學本體”是吁請文學研究界重新思考文學批評的本業和職責,并冀望同行們提供“文學”地研究文學的范式和案例。因此,本欄目既可以宏觀地探討小說、散文、詩歌等諸種文體的審美規范;也可以從文學史的角度,總結中國現當代“文學本體”研究的得與失;亦可從具體的文本入手,解剖一只麻雀,深入分析其在語言和結構形式等方面的特色。
那么,在怎樣的意義上成立?“回到文學本體”的批評實踐如何成為可能?如南帆先生《文學的視野》指出的,其實沒有一個真空狀態的純凈化的“文學本體”或“文學”。每一種“文學話語”都是文學傳統的綿延,或者是文學傳統的一環一扣;“文學話語”也沒有單獨的命運,它是和經濟話語、政治話語、法律話語、科學話語等等各種“話語關系”相聯系的。因此, 我們提出“回到文學本體”就是回到這些“傳統”和“關系”網絡的“文學本體”或“文學”,也正是在這些“關系”和“傳統”中才能最大可能地識別出屬于文學的話語。
“文學本體”是一個誘人的話題。本體的考察意味著追溯表象背后的形而上本源。通常的研究夢想是,獲取某種可以解釋或者概括眾多表象的普遍性。例如,水的分子式不僅可以描述長江或者黃河,還可以描述密西西比河或者印度洋。“文學本體”的考察試圖提供文學史的某種本源。從五言詩、偵探小說到《紅樓夢》或者電視肥皂劇,“文學本體”充當的是所有文學共同發源的軸心。另一個意義上,“文學本體”亦即文學之為文學的本質規定。許多語境之中,“文學本體” 與“文學本質”的互換并不會產生多少誤解。
“文學本體”保證了文學的獨立性,不至于與另一些知識門類混同。但公認的文學分類標準僅僅是一幅靜態的理論圖像。引入歷史之軸,這一圖像將立即產生巨大的紊亂。
然而,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文學本體”的考察迄今乏善可陳。若干批評學派分別從不同的維面闡述文學本體的存在:社會歷史學派認為,文學是社會歷史的再現;精神分析學派認為,文學源于無意識;符號學派——從“新批評”、形式主義到結構主義——力圖證明,文學本體是某種特殊的語言結構。回溯古代文學批評史,人們還可以記起“詩言志”、“文以載道”或者文學來自“摹仿天性”等命題。盡管上述觀點無不解釋了相當一部分文學特征,但是都無法認定“文學本體”的惟一性。首先,文學的性質如此蕪雜,武斷地鎖定某些特征必然是掛一漏萬。一部文學作品可能既充當文學語言的標本,同時又包含了社會歷史或者無意識。所以,不止一個批評家將文學比擬為“雜草”,誰又能指出“雜草”獨一無二的標志是什么?其次,所謂的文學特征時常溢出了文學。文學的語言結構無法從日常語言之中徹底剝離,社會歷史或者無意識亦非文學獨享。“言志”、“載道”或者“摹仿”又有什么理由排除哲學、史學或者新聞?如果相仿的特征分布于諸多學科,那么,人們構想的“文學本體”僅僅是一個幻象。
相對于“文學本體”的巨大誘惑,理論考察始終徘徊在外圍,不得其門而入。持續的挫折遲早會引起一種懷疑:所謂的“文學本體”會不會是一種錯誤的預設?失敗的論證會不會源于一種不當的提問方式?簡言之,“文學本體”是否真的存在?
許多人心目中,證明“文學本體”的一個重要跡象是,人們公認某種文學分類標準。分類學的意義上,“本體”或者“本質”是類別劃分的基本依據。“文學本體”保證了文學的獨立性,不至于與另一些知識門類彼此混同。何謂文學?何謂詩、小說、戲劇乃至散文?至少在今天,人們的鑒定不會產生大面積的歧義。然而,我要指出的是,公認的文學分類標準僅僅是一幅靜態的理論圖像。引入歷史之軸,這一幅理論圖像將立即產生巨大的紊亂。按照歷史的眼光,古今中外從未出現一個標準的“小說”版本。從“殘叢小語”、“道聽途說”的“小說”到《三國演義》《狂人日記》,從《巨人傳》《戰爭與和平》到《尤利西斯》,這些小說幾乎不存在共同的模式。如果將三千年或者五千年劃分為一個時間段落,鯊魚、老虎、柳樹、菊花這些生物類別的變異微不足道;相形之下,所謂的小說面目全非。因此,相對精確的結論是,人們的“小說”認定必須附加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是唐代的中國小說,這是20世紀的歐洲小說,如此等等。換言之,不存在某種超越時空的“本體”,出示亙古如一的文學標準;文學的認知從未擺脫具體的歷史文化條件。歷史文化條件的改變終將帶來文學認知的改變——盡管二者之間的呼應可能存在相當大的時間差。
結合歷史條件是許多思想家推薦的問題考慮方式,只不過許多人往往被“文學本體”這種貌似深刻的字眼所迷惑。撇開“文學本體”的形而上預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文化對于“文學”的不斷塑造。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并未出現相對于哲學、史學的文學,文、史、哲時常不分彼此,例如《莊子》。《論語》中“文學”一詞的內涵與現代漢語的解釋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國“文學”觀念的定型包含了復雜而漫長的理論清理,如“文”與“學”的分野、“文學”與“文章”的分野、“文”與“筆”的分野等等。盡管詩詞曲賦或者筆記、講史林林總總,但是,賦予“文學”這個統一的稱謂已經是晚清的事情。“文學”與經學、史學、政治學、法學以及醫學和工學相提并論,這種新型的知識分類與大學課程的設置、西方知識的傳入有密切的關系。可以看出,“文學”的內涵并非源于始終如一的“文學本體”,而是因為相異的歷史條件伸縮不定。伊格爾頓就曾經表示,說不定哪一天莎士比亞將被逐出文學之列,誰知道呢?
如果說想象中的“文學本體”如同形而上的抽象物,那么文學傳統毋寧是歷史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學傳統無不形成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并在延續中不斷接受另一個歷史時期的盤點。
讓文學甩下各種外在的“非文學”糾纏從而返璞歸真,這是許多人推崇“文學本體”的原因。沒有所謂的“文學本體”,文學的真正家園又在哪里?的確,文學只能承擔自己的任務,一如哲學、史學、經濟學或者數學、化學無不各司其職。然而,與其將這種問題交給抽象的“文學本體”,不如分解到每一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宋朝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邊界肯定與21世紀不同。如果不考慮21世紀的大眾傳媒和科技、經濟的狀況,人們怎么知道如何劃定文學的獨特空間?
另一些時候,人們常常將文學傳統混同于“文學本體”。往昔的文學經驗被煉制有形或者無形的規范傳諸后世,這即是通常所說的文學傳統。文學傳統不 僅包括顯而易見的文類模式,而且還包括各種文學母題和美學風格。絕大部分文學寫作都是從文學傳統開始。沒有文學傳統提供的路標,文學王國僅僅是一片不辨東西的迷途。然而,當文學傳統以權威的面目降臨的時候,既有的文學母題和美學風格并非“文學本體”的外在表征。盡管往昔的文學經驗曾經造就某一個成功的文學史段落,但是,后繼者必須重新給予有效的證明。歷史條件的改變可能質疑文學母題和美學風格的沿襲,過去的成功甚至會轉換為現今的累贅。如果說,想象之中的“文學本體”如同形而上的抽象物,那么,文學傳統毋寧是歷史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學傳統無不形成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并且在延續之中不斷接受另一個歷史時期的盤點。文學傳統是文學寫作賴以出發的起點,而不是最終的歸宿。那些杰出的作家不可能一輩子兢兢業業地循規蹈矩,他們將或多或少地改造文學傳統,拓展文學傳統的延伸軌跡。當然,所謂的拓展決不是隨心所欲,恣意妄為,作家必須深入棲身的社會歷史汲取靈感。“創新”的真實意義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再現社會歷史,并且贏得社會歷史的普遍認可。事實上,作家、文學傳統、社會歷史三者之間復雜的循環互動遠遠超出了“文學本體”隱含的理論視野。
在我看來,與其依靠渺不可見的“文學本體”謀求答案,不如在多種話語類型的比較之中確認文學的獨異之處。
對于作家說來,“文學本體”的存在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時發現歷史贈予文學的各種特殊機遇。
“文學本體”的考察似乎是一個宏大的工程,人們力圖從五花八門的文學背后搜索出某種共有的根基,并且訴諸理論語言。事實上,這個宏大工程的內在構思并不復雜——廣泛的搜索如同從眾多的數據之中提取公約數。這個公約數遲遲無法確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待搜索的數據始終處于持續遞增的狀態。迄今為止,文學的總量從未停止在某一個刻度之上,沒有人可以預計文學的品種哪一天不再繼續積累。這種狀態帶來的后果必然是,剛剛出爐的概括終將被源源不斷的后續文學拋棄。川流不息的歷史怎么能忽略不計?“文學本體”考察的重大缺陷,即是關閉了歷史的維度。一個高高在上的概括如果以脫離歷史為代價,研究所獲取的結論通常無助于解決任何具體的問題。無視歷史的文學通常也無法進入歷史。如果說,“文學本體”的考察傾向于剪除環繞文學的蕪雜關系,描述某種不受外部干擾的本質,那么,我所感興趣的研究方式恰恰是恢復乃至激活文學周邊的某些重要關系,考察文學如何作為一個活體存在于特定的關系網絡之中。史學的演變或者新聞的崛起形成了何種壓力?從報紙的連載小說到盤踞于互聯網的巨型小說,新型的大眾傳媒如何改造現代小說敘事?電影、電視的競爭以及合作制造了哪些小說敘事的不同形式?總之,與化學的分離、提純相反,這些關系的引入表明,正視研究對象的多維性質。如此的研究不是試圖確定一個主宰紛繁表象的固定本源,而是在不同視角的彼此校正之中提出結論。人們關注敘事模式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回應這個問題:現今的小說如何通過史學、新聞、報紙、互聯網和電影、電視贏得自己的空間?這同時決定了結論包含的歷史感。
我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考慮另一個問題:何謂文學?這個問題的意義在于闡明,當經濟話語、政治話語、法律話語、科學話語以及眾多娛樂新聞占據了大 部分大眾傳媒的時候,文學由于哪些特征因而不可能被徹底淹沒?在我看來,與其依靠渺不可見的“文學本體”謀求答案,不如在多種話語類型的比較之中確認文學的獨異之處。文學為什么異于史學、哲學、法學,為什么異于新聞、經濟學或者自然科學……愈來愈密集的比較不僅逐漸清晰地顯現出文學的形象,同時還表明了幾個重要事實——
第一,文學之所以頑強地存在,不可重復的話語類型構成了首要的理由。由于不存在“文學本體”劃定的語言特區,文學話語必須時刻保持創新的狀態。陳陳相因隱含了遭受各種話語類型覆蓋的巨大危險。第二,文學之外的各種話語類型始終具有相對獨立的性質,這同時決定了它們之所以充當文學的比較對象。第三,文學與多種話語類型的比較同時隱含了某種抗衡。無論是史學、哲學、法學抑或自然科學,每一種話語類型不僅表明了特殊的陳述或者修辭方式,而且擁有獨到的視角。這個世界從來不是一種價值觀念的獨斷,而是在不同的視角之中顯現出各種影像。哪一種視角即將成為相對普遍的觀念?哪一種視角正在退居邊緣?或者,哪一種視角由于與眾不同的發現而彌足珍貴?多種視角的競爭之中,眾多話語類型從未按照固定的比例起伏消長。為什么文學以及人文學科可能在某一個時期大張旗鼓,一躍而為社會文化的主角?為什么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可能在另一個時期后來居上,贏得公眾的普遍關注?各種話語類型的博弈無不來自歷史之手的導演。對于作家說來,“文學本體”的存在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時發現歷史贈予文學的各種特殊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