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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個人化的精神勞作,文學寫作的各種追求,似乎都無可厚非,但實際上卻是大可予以追問的。如果寫作只是個人宣泄,只是文字游戲,沒有更高的目標,缺少藝術的品質,不考慮讀者的觀感和社會的效益,這樣的疏離世道人心的作品,很可能是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
◎隨著網絡科技蓬勃興起的電子閱讀,主要以獲取顯見的信息與淺層的愉悅為主,與旨在精神陶冶和藝術審美的深度閱讀相去甚遠,但已成為青少年文學閱讀的重要方式。現在的大學生,應屬“90后”一代中精英,而他們在文學閱讀上的取向與口味,無疑偏向了通俗。
5月11日,2016 “文學藍皮書” ——《中國文情報告( 2015—2016 ) 》發布,報告設總報告、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紀實文學、散文、詩歌、戲劇、網絡文學、文學理論批評與年度文學聲音等10個專題,分門別類地對年度的文學創作、文學現象、文學論爭與文學事件等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概要的描述。報告認為:2015年的文壇,在紛繁繚亂的景象之中,一些重點現象和重要事件也自然凸顯,從而呈現出頭緒紛繁錯綜有主線,形態豐繁多端有重點的基本特點。而寫作的分化,傳播的變化,閱讀的俗化,批評的弱化,又給進入新世紀十五年的當代文學,增添了新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挑戰。
小人物擔當大角色、資本介入與資產重組等成為年度文學新動向
《中國文情報告( 2015—2016 ) 》指出:就2015年文學演進的情形看,最為值得關注的動向主要是三個方面:在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中,小人物的描寫出現新的藝術突破;在網絡文學中,創作與運營的雙向異動推動著網絡小說一路奮力前行;在理論批評中,理論的反思與批評的檢省成為自覺的行動。
在2015年的長篇小說中,小人物不僅擔當了大角色——作品主人公,而且在平凡中藏匿著不凡,弱小中含蘊著高大,把小人物的性格寫出了新的光亮,把小人物的形象提高到了新的境界。如陳彥的《裝臺》中的刁順子,裝臺工作既很辛苦又不穩定,家庭生活既有矛盾又難以化解,但就是這樣一個疲于奔命又無人看重的小人物,卻硬是承受著種種苦難,忍受著種種傷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軀和微薄之力,幫襯著一起裝臺的兄弟們,關照著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又如劉慶邦描寫礦難家屬的《黑白男女》 ,鏡頭對準的四個礦工家庭——周天杰、老吳兒媳鄭寶蘭一家,衛君梅及兩個孩子一家,蔣志芳母子一家,半瘋半癡的王俊鳥一家,都既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又是創傷累累的困難戶。但他們沒有在礦難造成的種種苦難面前認命和屈服,而是默默地自我療傷和頑強地自我奮起。這些小人物有自己的氣度與溫度,他們以艱難境遇和坎坷命運中的堅韌與擔當,既顯示出其質樸的個性本色,又閃耀出其良善的人性亮色。這種把小人物寫成大角色,并讓人掩卷難忘的寫作,說明小人物完全可以寫好,寫“大” ,問題只在于怎么去寫。陳彥、劉慶邦等作家的寫作經驗值得更多的作者學習和汲取。
網絡文學的資本經營與商業運作的新變化也是2015年的一個重要現象。中國移動的老大——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基地,化身為咪咕數字傳媒有限公司,而PC客戶端的龍頭—— “騰訊”則兼并盛大文學成立閱文集團。兩大網文巨頭的強力介入和資產重組,釋發出來網絡文學必將做強做大的可靠信號。2015年,網絡小說原創與產業經營都以數量的增長、質量的增進,令人可喜,給人信心。
在理論批評方面,理論的反思與批評的檢省成為自覺的行動。《中國文情報告(2015—2016 ) 》指出,文學理論現狀的反思,主要集中于在文藝理論迫切需要聯系文學現實和創作實際,改變目前不接地氣、缺少元氣的貧弱狀態。不少研究者都認為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嚴重分離,導致了批評的理論缺席,以及理論的孤芳自賞。大家普遍認為:無論就世界而言,還是就中國而言,當今的時代都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新的社會形態,給理論提出了各種各樣亟待解決的問題,刺激著理論家理論創造的熱情。這樣一個時代,不應該是理論死亡的時代,而應該是理論大有作為的時代。
在寫作分化、傳播變化、閱讀俗化中迫切需要求同存異
面對時代的各種沖擊與挑戰,《中國文情報告( 2015—2016 ) 》指出,當下文壇出現了寫作分化、傳播變化、閱讀俗化、批評弱化等問題與難點。
一是寫作的分化,有靠近嚴肅文學的,有偏于通俗文學的。深入底里去看,嚴肅文學中又有為人生的,為人民的,為個人的,還有為藝術的,為評獎的;為評獎的寫作中,還分別有為“茅獎”的,為“諾獎”的。而以網絡文學為主的通俗文學寫作中,有為興趣的,為娛樂的,為出名的,為掙錢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中國文情報告( 2015—2016 ) 》指出,作為一種個人化的精神勞作,文學寫作的各種追求似乎都無可厚非,但實際上卻是大可予以追問的。如果寫作只是個人宣泄,只是文字游戲,沒有更高的目標,缺少藝術的品質,不考慮讀者的觀感和社會的效益,這樣的疏離世道人心的作品,很可能是既給讀者添堵,又給社會添亂。文學與藝術創作中之所以經常會出現一些庸俗現象與低俗亂象,蓋因一些寫作者秉持的理念只有基本的下線,不求較高的上線。
二是傳播的變化。文學傳播較之過去,既在紙質化的方式上新增了電子化的傳播方式,同時也借用和借重其他方式,使文學傳播進而趨于多樣化。比如小說改編影視作品,這在過去多見于傳統型的紙質作品,但現在則成為網絡小說走向讀者大眾的一個重要方式,許多傳布于網絡之際的類型小說,通常先改編成影視作品,經由高水平的技術制作與藝術演繹賺取較高的收視率之后,再予出版紙質作品,進而占領出版市場,贏得更多讀者。前幾年的《后宮甄嬛傳》《步步驚心》,近期的《瑯琊榜》《花千骨》等,都是極為成功的典型例證。這種運作方式的迭獲成功,已使網絡小說作者把改編影視作品看成最為重要的傳播方式,而網絡小說也由此成為影視作品改編的主要來源。
三是閱讀的俗化。現在的閱讀越來越趨于通俗,乃至低俗,這一現象顯而易見。《中國文情報告(2015—2016) 》認為,閱讀的這種下滑,有兩個方面的主導因素與具體表現。一個方面是娛樂性的欲求逐步凸顯,消遣性的需求不斷增強。這些年,隨著娛樂化的文化潮流漸成風 尚,消遣性的文化消費大力增長,文學作品尤其是流傳于網絡的類型小說開始注重娛樂性元素和游戲性功能,使得注重消遣與娛樂的文學閱讀與文化消費,有了可供選擇的豐富對象,供與需的兩個方面形成互動關系,構成了一定的利益鏈條。這些年來,在文學圖書的出版銷售中,越來越呈現出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是“圈子”里叫好的,一種是“場子”里叫座的,“圈子”里叫好的“場子”里不叫座,“場子”里叫座的“圈子”里不叫好。而那些“場子”里叫座的,要么是官場小說,職場小說,要么是玄幻小說,穿越小說,或者是改編了影視作品的小說原作。另一方面是隨著網絡科技蓬勃興起的電子閱讀。這種閱讀近似于瀏覽,主要以獲取顯見的信息與淺層的愉悅為主,與旨在精神陶冶和藝術審美的深度閱讀相去甚遠,但已成為青少年文學閱讀的重要方式。2015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所作的學生借閱文學圖書排行榜上,兩所大學都是《盜墓筆記》排第一。即便《盜墓筆記》屬于網絡小說中的力作,但仍屬于通俗性的類型文學,那么多的名校大學生競相閱讀,不免令人為之驚愕。現在的大學生,應屬“90后”一代中精英,而他們在文學閱讀上的取向與口味,無疑偏向了通俗。
四是批評的弱化。當下的文學批評,無論是與批評的過去時期相比,還是與創作的現狀相比,都明顯地趨于弱化了。這既跟文學批評的自身更新求變不夠,未能與時俱進有關,更跟文學創作的發展日益泛化,新的文藝形態層出不窮有關。可以說,現在的情形大致是,相對滯后的批評,面對不斷更新的創作,相對萎縮的批評,面對一個不斷放大的文壇。《中國文情報告( 2015—2016 ) 》指出,就批評本身而言,如何在共識減少的情況下重建基本共識,在多元多樣的狀態下彰顯核心價值,在文學的認知與批評的尺度上求同存異,形成合力,已是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