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現實留下思想的證詞

    小說敘事的妙處之一是，已經過去數十年的事件、問題，都可能成為故事的中心。小說敘事更容易呈現觀念沖突的癥結。作家們充滿對現實的關懷，然而當現代文化本身顯得不成熟之時，越是現世的、即時性的故事，便越容易成為敘事的障礙。其結果便是，一些隨大流的小說順利成為年終總結的看點，而另一些真正發揮了敘事學功能，把問題引向深入的作品，卻往往容易被忽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我看來，2011年鐵凝的《飛行釀酒師》（短篇）、2015年阿來的《三只蟲草》（中篇），以及2016年第1期《人民文學》發表的陳繼明短篇小說《圣地》，值得進一步研究。

　 　《飛行釀酒師》混雜著復雜的嘲諷。市場和資本以精微的邏輯賦予某種世俗的消費行為層層疊疊的意義——知識、儀式、身份等等，商品的本質被精心掩蓋。這是后現代的商品拜物教，它依附于全球化體系，把這個體系力圖覆蓋的東西呈現出來。在2015年的“綜評”里，郭艷如此評價《三只蟲草》，她說阿來借助藏族少 年桑吉，闡釋了在轉型時代的中國個體所面臨的普遍困境——物質主義來勢洶洶，宗教靈性和現代知識文明還遠未相輔相成，個體該如何選擇自己切實可行的未來？又如何給少年心性一份精神的啟蒙與心靈的安適？陳繼明的《圣地》，因小說故事比較單純，往往會被歸入“現實”“人性”“愛”“成長”等“永恒”母題之中。

　　那么，使小說敘事服從于當前政治經濟邏輯的價值預期究竟是什么呢？突出的大概有兩種。

　 　第一種是文化傳統主義價值傾向。持有這種觀點的作家認為，今天的中國現實、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文學，正在遭遇“現代性”危機。因此，他們把觀察現實、時代及民族問題的視角，不約而同地內置在了中國傳統文化所締造的民間秩序中去了。他們覺得，只要民間民俗文化的秩序還沒有被徹底毀棄，抵制現代性的能量就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于是，他們通常對人格理想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非常有信心。無論講多么復雜和混亂的城市故事，他們都顯得相當有底氣。這時候，你就明白，他們筆下的人物為什么到最后，總是那么游刃有余，總是那么干脆利索，總是那么不約而同地刪繁就簡、返璞歸真了。對他們的真誠，我十分敬佩，但對他們觀念的有效性我表示懷疑。

　　第二種是隱秘知識或隱秘主義傾向。這種傾向的創作和評論，好用“隱秘”“私密”“邊緣”“偏遠”“少數” 等知識和經驗。這種傾向的敘事和批評，其實正是現代性思想得以貫徹到民間社會結構，并以懷疑姿態重構人本身的努力，乃至于通過人的普遍自覺，建立現代社會 機制，理應得到足夠重視。然而不巧的是，這一類敘事和評論，并沒有充分吸納20世紀80年代中期普遍崛起的中國先鋒文學思想資源，而是直接采取與現實和解的姿態，于是解構主義被消解了。只剩下了個體私密化地方知識、經驗和鄉愁，因無法內在于現代社會，它的思想能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之所以說上面談到的幾篇作品為代表的這一路小說敘事，通過不同角度研討同一個問題，是因為這批小說不同于上述兩種情形，并不滿足于眼前現實問題，也不是急著給流行文化價值觀中的個體找出路，而是企圖通過敘事學的凝聚，反復驗證當下問題的歷史根源。這時，他們不約而同動用了總體性視野，《圣地》表現得尤其典型。

　　小說以一個叫周小羽的女大學生的死為視點展開，敘述人“我”、我妻子、我妹妹，還有小羽就讀的某高校老師、小羽的幾個室友等，既是死這件事的見證者和旁觀者，同時也是自覺不自覺的死亡制造者。小羽在武漢大橋縱身一跳，一切都結束了，但關于小羽的一切剛剛拉開序幕。這是典型的故事結束，敘事開始，話語終結體驗開啟的一部小說。從故事層面看，作家接下來的任務，似乎便是層層剝繭，端出死的謎底。可實際上，陳繼明回避了這樣一個步步走向消費刺激但思想半徑卻加緊收縮的大眾流俗思維慣性。因為他知道，即便毫無理由的死，總會有令人唏噓的悲劇，要緊的是，要挖掘悲劇根源，只能對激越的感性進行轉化，否則，所有的有效追問馬上會擱淺在個體道德和人性的沙灘上。為了使偶然的死更具有必然理據，陳繼明把追究小羽死因的故事，變成了對每一見證者、旁觀者價值觀成因的體驗。“撒謊”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它成了我們文化的關鍵節點。我們的家庭教育一直強調的，我們的學校文化正面突出的，以及我們的人際關系一貫灌輸的和我們的情感倫理所承諾的，一句話，我們設身處地塑造和即將兌現的文化，已經鐵桶一般，與個體正當的人性期許是如此之錯位，與成熟現代文化秩序是如此之卯榫不合，這才是小羽從小就執意把死理解成詩意、美的真正淵藪。這樣一個選擇，成功避開了一長串順口溜似的社會學答案，比如獨生子女問題，教育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和家庭影響、網絡文化影響等。在小羽死的問題上，似乎誰都有問題，又似乎誰都沒有直接責任，這才是小說企圖告訴我們的思想難題。

　　從這個層面來看《飛行釀酒師》，對鐵凝何以始終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高與低、上與下和解的條件，也就不難理解了。 因為它們中間橫亙著一條已經失效了的人格理想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所謂的“內在性”，缺乏必要的“外在的”支持。同理，當隱秘知識或隱秘主義敘事逞一時之盛，《三只蟲草》及偏遠知識生產地的孤獨少年桑吉，肯定不太符合需要用隱秘知識和經驗革命的“現代性”。原因也很簡單，隱秘知識的發掘者、隱秘主義敘事的追捧者的終極目的，早已不是格爾茨或福柯意義的解構主義，而是視現代性為仇敵，并且就是為著顛覆現代性。至少，他們本質上不是深入地解釋當今人們普遍的焦慮和無助，他們信奉文學，特別是敘事文學就是營造人性的、人生的烏托邦歸宿。

　　幸好，鐵凝、阿來、陳繼明等小說家，通過艱難的敘事努力，留下了當下的思想證詞。

　　（作者為寧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副所長）